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二章 北方与西方蛮族的归信
目录
§ 6. 中世纪宣教的性质
§ 7. 文献
§ 8. 不列颠人
§ 9. 盎格鲁—撒克逊人
§ 10. 格列高利与奥古斯丁的宣教:肯特的归信,公元595—604年
§ 11. 撒克逊与不列颠教士的对立
§ 12. 七国时代其他王国的归信
§ 13. 遵从罗马礼制的确立:威尔弗里德、西奥多、比德
§ 14. 爱尔兰的归信:圣帕特里克与圣布里吉德
§ 15. 圣帕特里克之后的爱尔兰教会
§ 16. 爱尔兰臣服于英格兰与罗马的统治
§ 17. 苏格兰的归信:圣尼尼安与圣肯蒂格恩
§ 18. 圣哥伦巴与爱奥那修道院
§ 19. 库尔迪派
§ 20. 凯尔特教会的消亡与大卫一世治下罗马的胜利
§ 21. 哥特人及其他日耳曼部族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
§ 22. 克洛维与法兰克人的归信
§ 23. 哥伦巴努与欧洲大陆上的爱尔兰宣教士
§ 24. 卜尼法斯以前在德国的传教士
§ 25. 德国的使徒卜尼法斯
§ 26. 卜尼法斯的门徒:维利巴尔德、乌得勒支的格列高利、富尔达的施图尔姆
§ 27. 撒克逊人的归信:查理大帝与阿尔昆;《救主》与《福音合参》
§ 28. 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
§ 29. 丹麦的基督教化:圣安斯加
§ 30. 瑞典的基督教化
§ 31. 挪威与冰岛的基督教化
§ 32. 概览
§ 33. 文德人中的基督教传教事业
§ 34. 斯拉夫人的使徒西里尔与美多迪乌斯;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波兰的基督教化
§ 35. 保加利亚人的归信
§ 36. 马扎尔人的归信
§ 37. 俄罗斯的基督教化
§ 6. 中世纪宣教的性质
使那些在中世纪开端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野蛮种族归信,是基督教会从第六至第十世纪的伟大工作。早在第二或第三世纪,基督教已传到高卢人 (Gauls)、不列颠人 (Britons) 和莱茵河 (Rhine) 沿岸的日耳曼人 (Germans) 中间。但这些只是零星的尝试,成效也转瞬即逝。这项工作直到第六世纪才真正展开,此后便蓬勃推进,延续至第十乃至第十二世纪,尽管其间因内战和外族入侵而屡遭挫折,并一度出现倒退。
凯尔特人 (Kelts)、条顿人 (Teutons) 和斯拉夫人 (Slavonians) 的基督教化,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前一时代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归信截然不同。基督教传教士为北欧与西欧各民族的字母、文学、农业、法律和艺术奠定了基础,正如他们如今在亚洲和非洲异教民族中所做的一样。一位有资格作出判断的学者说:1“语言科学从基督教所得的,远不止最初的推动。我们这门科学的先驱,正是那些奉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的使徒,以及他们真正的继承者——整个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各种知识和承平技艺,也都可以这样说。传教士以敬虔和灵魂得救为目标,却也附带促进了心智的培育和现世的繁荣。基督教所激发的弟兄之情,拆毁了种族之间的隔墙,使各民族结为弟兄。
中世纪的基督教化是一种集体归信,即各民族在其领袖命令下的归信。这一工作不仅借助传教士和属灵的手段,也借助政治影响、异教君主与基督徒妻子的联姻,有时甚至借助武力(如查理大帝治下撒克逊人的受洗)。这种归信,并不是归向《新约》所记载、受默示的使徒所传的原初基督教,而是归向教父、修士和教皇所教导、属于教会传统的次生基督教。这是水的洗,而非火与圣灵的洗。洗礼前的教导极少,甚至全然没有;就连以拉丁文机械背诵的施洗用语,也几乎无人理解。粗野的蛮族因其异教信仰软弱无力,很容易便顺服了新宗教;但有些部落却只向征服者的刀剑屈服。
这种表面上、集体式地归向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必须视作一次民族性的婴儿洗礼。它为漫长的基督教教育过程提供了基础。蛮族在知识上还是孩童,必须像孩童一样受到对待。基督教采取了新律法的形式,如同训蒙的师傅,引领他们达到基督里成人的地步。
中世纪的传教士几乎全是修士。他们一般受教育有限,见识狭隘,却有献身的热忱和英雄般的舍己精神。他们惯于原始简朴的生活,脱离一切尘世牵绊,受过忍受各种匮乏的操练,随时准备承担任何劳苦,又以非同寻常的生活习惯、独身、禁食和恒常的祈祷,赢得人们的注意与敬重。因此,总体而言,他们是在北欧与西欧野蛮种族中传播基督教和文明的最佳先驱。传记作者在这些传教士的生平周围笼罩了如此浓厚的传说与神迹光环,以致几乎无法从虚构中筛出事实。其中许多神迹无疑出于幻想或欺诈;但若一概否认,也未免轻率。
当初基督教初传时使神迹成为必要的同一理由,也可能要求在蛮族中有神迹,直到他们能够领会更高的道德证据。
一、英格兰、爱尔兰与苏格兰的归信
§ 7. 文献
一、史料
吉尔达斯 (Gildas,威尔士班戈修道院院长,第六世纪人,最早的不列颠历史学家):《不列颠毁灭哀诉》(De excidio Britanniae conquestus) 等。描绘当时不列颠的种种弊害。最佳版本由约瑟夫·斯蒂文森 (Joseph Stevenson) 编订,伦敦,1838年。(英国历史学会出版物。)
嫩尼乌斯 (Nennius,约620年任班戈修道院院长):《不列颠颂,或不列颠人史》(Eulogium Britanniae, sive Historia Britonum)。斯蒂文森 (Stevenson) 编,1838年。
《吉尔达斯与嫩尼乌斯著作集》,J. A. 贾尔斯 (J. A. Giles) 由拉丁文译出,伦敦,1841年。
可敬的比德 (Beda Venerabilis,卒于734年):《英吉利民族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收入米涅 (Migne) 所编《比德全集》(Bedae Opera Omnia) 第六卷,亦多次单独出版,并译为英文。最佳版本为斯蒂文森 (Stevenson) 编本,伦敦,1838年;以及贾尔斯 (Giles) 编本,伦敦,1849年。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唯一可靠的教会史。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记述从凯撒时代至1154年的历史。此书由数人先后续作,吉布森 (Gibson) 编订并附英译,1823年;另有贾尔斯 (Giles) 编本,1849年(与比德的《教会史》合为一卷)。
参见博恩 (Bohn)《古物研究丛书》(Antiquarian Library) 中的《六种古英格兰编年史》(Six Old English Chronicles)(1848年);以及乔斯·斯蒂文森 (Jos. Stevenson) 翻译的《英格兰教会史家著作集》(Church Historians of England),伦敦,1852—1856年,6卷。
亨利·斯佩尔曼爵士 (Sir Henry Spelman,卒于1641年):《不列颠世界教会事务的会议、法令、法律与章程》(Concilia, decreta, leges, constitutiones in re ecclesiarum orbis Britannici) 等。伦敦,1639—1664年,2卷,对开本。(第一卷止于诺曼征服;第二卷止于亨利八世。)
戴维·威尔金斯 (David Wilkins,卒于1745年):《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会议集》(Concilia Magnae Britanniae et Hiberniae)(自446年至1717年),伦敦,1737年,4卷,对开本。(第一卷自446年至1265年。)
阿瑟·韦斯特·哈丹 (Arthur West Haddan) 与威廉·斯塔布斯 (William Stubbs):《有关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会议及教会文献》(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继斯佩尔曼与威尔金斯之后编订。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69—1878年。迄今已出3卷。拟续编至宗教改革时期。
爱尔兰与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补赎书,已有以下学者搜集编订:F. 孔斯特曼 (F. Kunstmann)(《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拉丁文补赎书》,Die Lat. Poenitentialbücher der Angelsachsen,1844年);瓦瑟施莱本 (Wasserschleben)(《西方教会的补赎规章》,Die Bussordnungen der abendländ. Kirche,1851年);施米茨 (Schmitz)(《教会的补赎书与补赎纪律》,Die Bussbücher u. d. Bussdisciplin d. Kirche,1883年)。
二、历史著作
(a)英格兰的基督教化。
J. 厄舍 (J. Ussher,卒于1655年):《不列颠诸教会古史》(Britannicarum Eccles. Antiquitates)。都柏林,1639年;伦敦,1687年;又收入埃尔林顿 (Elrington) 编《著作集》(Works),1847年,第V、VI卷。
E. 斯蒂林弗利特 (E. Stillingfleet,卒于1699年):《不列颠起源,或不列颠诸教会古史》(Origenes Britannicae; or, the Antiqu. of the British Churches)。伦敦,1710年;牛津,1842年;2卷。
J. 林加德 (J. Lingard,罗马天主教徒,卒于1851年):《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历史与古事》(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Anglo-Saxon Church)。伦敦,1806年;新版,1845年。
卡尔·施勒德尔 (Karl Schrödl,罗马天主教徒):《英格兰教会的第一个世纪》(Das erste Jahrhundert der englischen Kirche)。帕绍与维也纳,1840年。
爱德华·丘顿 (Edward Churton,达勒姆克雷克堂区主任牧师):《早期英格兰教会》(The Early English Church)。伦敦,1841年(1878年新版,内容未改)。
詹姆斯·约厄尔 (James Yeowell):《撒克逊时代以前古不列颠教会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Ancient British Church anterior to the Saxon era)。伦敦,1846年。
弗朗西斯·萨克雷 (Francis Thackeray,圣公会信徒):《罗马皇帝统治下古不列颠教会与政治状况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ccles. and Political State of Ancient Britain under the Roman Emperors)。伦敦,1843年,2卷。
德·蒙塔朗贝尔伯爵 (Count De Montalembert,罗马天主教徒,卒于1870年):《西方修士》(The Monks of the West)。爱丁堡与伦敦,1861—1879年,7卷。(由法文译出的授权译本。)第三卷论述不列颠群岛。
赖因霍尔德·保利 (Reinhold Pauli):《古英格兰图景》(Bilder aus Alt-England)。哥达,1860年。
W F. 胡克 (W F. Hook):《坎特伯雷历任大主教传》(Lives of the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伦敦,第2版,1861年及以后。
G. F. 麦克利尔 (G. F. Maclear,神学博士,国王学院学校校长):《西方的归信:英格兰人》(Conversion of the West. The English)。伦敦,1878年。同一作者:《凯尔特人》(The Kelts),1878年。(通俗著作。)
威廉·布赖特 (William Bright,博士,牛津大学教会史教授):《早期英格兰教会史论丛》(Chapters on Early English Church History)。牛津,1878年(460页)。
约翰·普赖斯 (John Pryce):《古不列颠教会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British Church)。牛津,1878年。
爱德华·L. 卡茨 (Edward L. Cutts):《英格兰教会史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s of English Church-History)。伦敦,1878年。
杜格尔德·麦科尔 (Dugald MacColl):《早期不列颠教会:亚瑟王传说》(Early British Church. The Arthurian Legends)。载《大公长老会杂志》(The Catholic Presbyterian),伦敦与纽约,1880年,第3期,第176页及下页。
(b)爱尔兰、威尔士与苏格兰的基督教化。
拉尼根博士 (Dr. Lanigan,罗马天主教徒):《爱尔兰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Ireland)。都柏林,1829年。
威廉·G. 托德 (William G. Todd,圣公会信徒,都柏林三一学院):《圣帕特里克的教会:古爱尔兰教会独立性的历史考察》(The Church of St. Patrick: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Ancient Church of Ireland)。伦敦,1844年。同一作者:《古爱尔兰教会史》(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urch of Ireland)。伦敦,1845年。同一作者:《古爱尔兰教会赞美诗集》(Book of Hymns of the Ancient Church of Ireland)。都柏林,1855年。
费迪南德·瓦尔特 (Ferdinand Walter):《古威尔士》(Das alte Wales)。波恩,1859年。
约翰·坎宁安 (John Cunningham,长老会信徒):《从基督纪元之始至今的苏格兰教会史》(The Church History of Scotland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Present Day)。爱丁堡,1859年,2卷。(第一卷,第1—6章。)
C. 英尼斯 (C. Innes):《早期苏格兰历史与社会进步概述》(Sketches of Early Scotch History, and Social Progress)。爱丁堡,1861年。(涉及中世纪地方教会、大学及家庭生活的历史。)
托马斯·麦克劳克兰 (Thomas McLauchan,长老会信徒):《早期苏格兰教会:第一至第十二世纪苏格兰教会史》(The Early Scottish Church: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cotland from the First to the Twelfth Century)。爱丁堡,1865年。
J. H. A. 埃布拉德博士 (Dr. J. H. A. Ebrard):《第六、第七及第八世纪的爱尔兰—苏格兰宣教教会及其在欧洲大陆的扩展》(Die iroschottische Missionskirche des 6, 7 und 8 ten Jahrh., und ihre Verbreitung auf dem Festland)。居特斯洛,1873年。
比较埃布拉德 (Ebrard) 的文章《第六、第七及第八世纪的库尔迪教会》(Die culdeische Kirche des 6, 7 und 8ten Jahrh.),载尼德纳 (Niedner) 主编的《历史神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Hist. Theologie),1862及1863年。
埃布拉德 (Ebrard) 与麦克劳克兰 (McLauchan) 是最有力的论者,主张爱尔兰和苏格兰古凯尔特教会具有反罗马教会的性质,并具有他们所声称的半新教性质;然而,他们对这一教会的描绘,比事实所能支持的更为有利。
W. D. 基伦博士 (Dr. W. D. Killen,长老会信徒):《从最早时期至今的爱尔兰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s)。伦敦,1875年,2卷。
亚历克斯·彭罗斯·福布斯 (Alex. Penrose Forbes,布里金主教,卒于1875年):《苏格兰圣徒历:附阿尔巴、劳多尼亚及斯特拉斯克莱德圣徒生平记略》(Kalendars of Scottish Saints. With Personal Notices of those of Alba, Laudonia and Stratchclyde)。爱丁堡(埃德蒙斯顿与道格拉斯出版社),1872年。同一作者:《圣尼尼安与圣肯蒂格恩传:编纂于第十二世纪,据最佳抄本校订》(Lives of S. Ninian and S. Kentigern. Compil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d. from the best MSS)。爱丁堡,1874年。
威廉·里夫斯 (William Reeves,阿马座堂法政牧师):《海岛修道院创建者圣哥伦巴传:该院第九任院长亚当南撰》(Life of St. Columba, Founder of Hy. Written by Adamnan, ninth Abbot of that monastery)。爱丁堡,1874年。
威廉·F. 斯基恩 (William F. Skene):《凯尔特苏格兰》(Keltic Scotland)。爱丁堡,2卷,1876、1877年。
F. E. 沃伦 (F. E. Warren,牛津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凯尔特教会的礼仪与仪式》(The Liturgy and Ritual of the Celtic Church)。牛津,1881年(291页)。
F. 洛夫斯 (F. Loofs):《古不列颠人与苏格兰人教会的习俗、信仰方式与生活方式》(Antiquae Britonum Scotorumque ecclesiae moves, ratio credendi, vivendi) 等。莱比锡,1882年。
另比较休谟 (Hume)(第I—III章)、林加德 (Lingard)(第I、VIII章)、拉彭贝格 (Lappenberg)(第I卷)、格林 (Green)(第I卷)、希尔·伯顿 (Hill Burton)(《苏格兰史》,Hist. of Scotland,第I卷)所著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史中的相关章节;米尔曼 (Milman) 的《拉丁基督教史》(Latin Christianity)(第四编,第3—5章);麦克利尔 (Maclear) 的《中世纪欧洲的使徒》(Apostles of Mediaeval Europe)(伦敦,1869年);托马斯·史密斯 (Thomas Smith) 的《中世纪宣教》(Mediaeval Missions)(爱丁堡,1880年)。
§ 8. 不列颠人
文献:第7节所引比德 (Bede)、吉尔达斯 (Gildas)、嫩尼乌斯 (Nennius)、厄舍 (Ussher)、布赖特 (Bright)、普赖斯 (Pryce) 的著作。
不列颠 (Britain) 最初出现于世俗历史,是在基督纪元以前半个世纪。当时,高卢的征服者尤利乌斯·凯撒 (Julius Caesar) 率领罗马军队,从加来 (Calais) 横渡海峡,将不列颠岛纳入永恒之城的版图;不过,直到克劳狄乌斯 (Claudius) 在位时(公元41—54年),该岛才被完全征服。自第二世纪不列颠人归信起,不列颠便在教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宣教史分为凯尔特与盎格鲁—撒克逊两个时期。就当时已经发展的教义而言,两者都属大公信仰,教会规制略有不同,却因种族对立而彼此深怀敌意。这种对立最终在英格兰与苏格兰得到克服,但在凯尔特人真正的家园爱尔兰,至今仍然炽烈。诺曼征服使这两个种族都比从前更加忠于罗马教会。
不列颠最早的居民,与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高卢人一样,都是凯尔特 (Keltic) 血统;他们是半裸而涂身的蛮族,好争斗、贪掠夺、喜复仇,内部派系纷争不休,因而容易被征服。他们以不同的名称接受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诸神,又崇拜众多地方神祇,即树林、河流和山岳的精灵;他们尤其尊崇森林之王橡树。他们献上大地的出产、从敌人那里掠得的战利品,并在危难之际献上人命。他们的祭司称为德鲁伊 (druids),2居住在森林幽寂阴暗之处的茅屋或洞穴中,掌握一切教育与属灵权力,自称通晓自然、医药和占星术的奥秘,并施行占卜之术。他们教导说,智慧有三大原则:“顺服上帝的律法,关切人类的福祉,坚忍承受人生的变故。”他们也教导灵魂不朽,以及灵魂转生 (metempsychosis) 的虚构之说。德鲁伊中有一类人以诗歌传授教训,特称为吟游诗人 (bards);他们既是诗人,也是乐师,随首领前往战场,又以竖琴之声为和平时期的筵席助兴。德鲁伊神庙至今仍有遗迹——最著名的在索尔兹伯里平原 (Salisbury Plain) 的巨石阵 (Stonehenge),以及奥克尼群岛 (Orkney Islands) 的斯滕尼斯 (Stennis)——即由巨石围成的石圈,有些石头高出地面二十英尺,附近还有巨大的土丘,推想是古代墓地;因为人都希望葬在敬拜之所附近。
基督教最初如何传入不列颠,笼罩在晦暗之中。传说中的历史至少将此归于十种不同的人物,即:1)不列颠王子布兰 (Bran) 及其子卡拉多格 (Caradog);据说卡拉多格于公元51至58年间在罗马结识圣保罗,返乡后将福音传入本国。2)圣保罗。3)圣彼得。4)奋锐党的圣西门 (Simon Zelotes)。5)圣腓力。6)大圣雅各 (James the Great)。7)圣约翰。8)亚利多布 (Aristobulus)(《罗马书》十六10)。9)亚利马太的约瑟 (Joseph of Arimathaea);他在诺曼征服之后有关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 (Glastonbury Abbey) 的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说他把盛有基督之血的圣杯 (holy Graal)——主晚餐所用的器皿或盘子——带到了英格兰。10)教宗埃留特鲁斯 (Eleutherus) 从罗马派往不列颠王卢修斯 (Lucius) 那里的宣教士。3
然而,这些传说均无法追溯至第六世纪以前,因此毫无历史价值。圣保罗在公元63至67年间到过不列颠,这件事本身确非不可能(若假定他曾第二次被囚于罗马);甚至厄舍 (Ussher) 和斯蒂林弗利特 (Stillingfleet) 这样的学者也曾主张此说,但就事理而言,此说并不可信,而且毫无证据。4
比德 (Bede) 叙述说,卢修斯王在第二世纪通过与罗马主教埃留特鲁斯(176至190年在任)通信而归信;但这段记载夹杂着若干错误,与其说是确立的事实,不如说是传说。5里昂的爱任纽 (Irenaeus of Lyons) 曾逐一列举各地教会,却不知道不列颠有任何教会。然而,不列颠与罗马及高卢的联系,必定使它很早便接触到基督教。约在公元208年,德尔图良 (Tertullian) 欢欣地宣告:“不列颠那些罗马人尚未到过的地方,已经归服基督。”6圣阿尔班 (St. Alban) 可能是一名罗马士兵,在戴克里先 (Diocletian) 的逼迫中(303年)成为不列颠第一位殉道者,他的名字在英格兰历史上留下了印记。7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生于不列颠,他的母亲圣海伦娜 (St. Helena) 也可能是当地人。在公元314年谴责多纳徒派 (Donatists) 的阿尔勒会议 (Council of Arles) 上,我们见到三位不列颠主教:约克 (York,Eboracum) 的埃博里乌斯 (Eborius)、伦敦 (London,Londinum) 的雷斯蒂图图斯 (Restitutus),以及林肯 (Lincoln,Colonia Londinensium) 或威尔士凯尔利昂 (Caerleon) 的阿德尔菲乌斯 (Adelfius),此外还有一位长老和一位执事。8在阿里乌派 (Arian) 争论中,不列颠各教会站在亚他那修 (Athanasius) 和《尼西亚信经》一边,尽管对“同质”一词(homoousios)有所迟疑。9臭名昭著的异端人物伯拉纠 (Pelagius,Morgan) 也来自这个岛;他的同伴凯勒斯提乌斯 (Celestius) 才干更高而影响较小,可能是爱尔兰人;但他们的教义遭到谴责(429年),并在两位高卢主教的协助下,大公信仰得以重新确立。10
罗马时期不列颠教会的建筑遗迹,在坎特伯雷 (Canterbury) 的圣马丁堂 (St. Martin’s)、凯尔利昂、班戈 (Bangor)、格拉斯顿伯里、多佛 (Dover)、肯特郡的里奇伯勒 (Richborough)、里卡尔弗 (Reculver)、利明奇 (Lyminge)、布里克斯沃思 (Brixworth) 等地,或见于记载,或至今尚存。11
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约于公元410年终止;军队撤走,留下这个国家自行治理。结果是不列颠部分地重返野蛮状态,教会也陷于道德败坏。与欧洲大陆的往来被切断,北方蛮族又不断向不列颠人施加重压。此后一个半世纪,我们再也听不到不列颠各教会的消息,直到吉尔达斯 (Gildas) 怨诉的声音打破沉寂,才得知教士的堕落、宗教的衰微、伯拉纠异端的传入与压制,以及帕拉迪乌斯 (Palladius) 前往爱尔兰的苏格兰人中间宣教之事。这种长期隔绝,部分解释了古老不列颠教会的残余,与从罗马传入那些可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的新教会之间,何以存在细微的差异和激烈的敌意。
这种差异不在教义,而在礼仪和教会规制。第六、七世纪的不列颠基督徒,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基督徒,若三月的满月之日恰逢星期日,就在当天守复活节,否则就在随后的星期日守节。他们坚持较古老的八十四年周期,反对较晚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an) 九十五年周期;后者自第六世纪中叶起在欧洲大陆通行。12他们把头部前半从一耳到另一耳的头发剃成新月形,任后面的头发生长,以仿效光环;而不像罗马人那样,把头顶剃成圆形,留下一圈头发,用以象征救主的荆棘冠冕。此外——这是最重要、也最令人恼怒的差异——他们实际上已独立于罗马之外,在会议中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向教宗请示;而在欧洲大陆,教宗已开始被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正当统治者和裁判者。
有些历史学家根据这些事实,推断古老的不列颠教会起源于东方或希腊。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种联系,除非可能是通过邻近的高卢教会而间接发生的;高卢教会的建立或塑造,部分出于里昂的爱任纽,他是士每拿的圣坡旅甲 (St. Polycarp of Smyrna) 的门徒,而该教会始终保持着某种对罗马的独立性。
但在上述争议各点上,当时高卢教会与罗马是一致的。因此,不列颠基督徒的独特之处,必须追溯到他们身居海岛的孤立处境,以及与罗马的长期隔绝。欧洲大陆的西方教会,在教宗座权威的发展和复活节计算方式上,经历了一些变化,直到525年,复活节的计算方法才经小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Exiguus) 最终确定。不列颠人不知道这些变化,仍坚持旧日的独立地位和古老习俗。他们继续在月龄十四日至二十日之间守复活节。这一差异使一切日期不固定的节期也随之不同,并在撒克逊人归信、采用罗马礼仪之后,给英格兰造成极大的混乱。
§ 9. 盎格鲁—撒克逊人
文献
I. 有关罗马基督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建立的史料,有教宗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的若干《书信》(Letters)(Epp.,Lib. VI. 7, 51, 53, 54, 55, 56, 57, 58, 59;IX. 11, 108;XI. 28, 29, 64, 65, 66, 76;载于米涅〔Migne〕编格列高利《全集》〔Opera〕第III卷;亦见哈丹与斯塔布斯〔Haddan and Stubbs〕,III. 5及下页);比德《教会史》(Eccles. Hist.) 第一、二卷;戈斯林 (Goscelin) 于11世纪所写的《圣奥古斯丁传》(Life of St. Augustin),收入《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5月26日条下;以及索恩 (Thorne) 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编年史》(Chronicles of St. Augustine’s Abbey)。另见哈丹与斯塔布斯《会议录》等(Councils, etc.)第3卷,其记事下迄公元840年。
- 近代有关圣奥古斯丁的传记,我们举出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的《西方修士》(Monks of the West) 第III卷;胡克座堂主任牧师 (Dean Hook) 的《坎特伯雷历任大主教》(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第I卷;以及斯坦利座堂主任牧师 (Dean Stanley) 的《坎特伯雷纪念录》(Memorials of Canterbury),1855年第1版,1880年第9版。比较第7节所列文献。
不列颠的基督教始终是一株柔弱的植物,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战争,使它遭受重创。随着罗马势力衰退,不列颠人因罗马文明的种种恶习而日益衰弱,无力抵挡北方野蛮的皮克特人 (Picts) 和苏格兰人 (Scots) 的侵扰,于是在公元449年,从日耳曼召来亨吉斯特 (Hengist) 和霍尔萨 (Horsa) 援助自己;这两位王族兄弟,据说是战神沃丹 (Wodan) 的后裔。13
从此,撒克逊人 (Saxons)、盎格鲁人 (Angles,或称 Anglians)、朱特人 (Jutes) 和弗里斯兰人 (Frisians) 开始移居不列颠。他们给这个岛带来了新的民族和新的语言,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与语言,构成了今日英格兰(England,即 Angle-land,盎格鲁人之地)民族与语言的根基和主干。他们属于伟大的条顿族 (Teutonic race),来自日耳曼西部和北部,即易北河 (Elbe)、威悉河 (Weser) 和艾德河 (Eyder) 以北的地区,尤其是荷尔斯泰因 (Holstein)、石勒苏益格 (Schleswig) 和日德兰 (Jutland)。罗马人始终无法征服他们,皇帝尤利安 (Julian) 宣称,在莱茵河以外、西部大洋沿岸居住的各民族中,他们最为可畏。他们身材高大,相貌俊美,蓝眼睛,白皮肤,强壮而坚韧,惯于在陆上劫掠,在海上行劫,把耕种和照管牲畜的事留给妇女和奴隶。他们是日耳曼人中最凶猛的。他们把主要俘虏的十分之一献在诸神的祭坛上。他们使用长矛、刀剑和战斧,威力惊人。克莱蒙主教西多尼乌斯 (Sidonius of Clermont) 说:14“我们没有比撒克逊人更残忍、更危险的敌人。他们击败一切敢于抵抗他们的人……他们追击时,必定赶上;他们被追击时,必能逃脱。他们蔑视危险,早已习惯海难,急于冒着生命危险换取掠物。风暴令别人如此恐惧,对他们却是喜事。受到敌人紧逼时,风暴是他们的庇护;谋划进攻时,风暴又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掩护。”他们像东方的贝都因人 (Bedouins) 和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分为若干部落,各有首领。在危急时刻,他们选出一位最高统帅,称为 Konyng 或 King(王),但任期有限。
这些来自欧洲大陆的外人成功击退了北方入侵者;但他们十分喜爱这里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又不断有同胞前来增援,便反过来攻击与自己结盟的不列颠人,把他们赶到威尔士的群山和苏格兰边境,或使之沦为奴隶,并在一个半世纪内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他们从入侵者变成定居者,建立了八国制 (octarchy),即八个独立王国:肯特 (Kent)、苏塞克斯 (Sussex)、威塞克斯 (Wessex)、埃塞克斯 (Essex)、诺森布里亚 (Northumbria)、麦西亚 (Mercia)、伯尼西亚 (Bernicia) 和德伊勒 (Deira)。最后两个王国常由同一位君主统治,因此我们通常只说七个王国,或称盎格鲁—撒克逊七国制 (heptarchy)。
凯尔特形式的亚瑟王传说 (Arthurian legends),就起源于这两个民族冲突的时期;后来在法国,这些传说经过大幅度的压缩融合,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除了与中世纪宗教的传奇诗歌有关之外,它们并无历史价值。15
§ 10. 格列高利与奥古斯丁的宣教:肯特的归信,公元595—604年
随着信奉异教的蛮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基督教在不列颠几乎被铲除殆尽。祭司惨遭屠杀,教堂和修道院连同脆弱的罗马文明的遗迹一并被毁。不列颠人的仇恨与软弱,使他们无法向征服者传福音;而征服者也会因蔑视被征服者而拒绝接受福音。16
但幸运的是,基督教从一个遥远的国家重新传入,传道者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纷争毫无关系。使英格兰重新归于基督教与文明的功劳,应当归于得到法国影响力相助的罗马。西方第一个、而且我们可以说是唯一一个纯粹的民族教会,就在英格兰建立起来,但它与教皇制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弗里曼 (Freeman) 说:“英格兰教会尊崇罗马,却不奴颜婢膝地向它屈服;它成长起来,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并逐渐使自己的影响渗入英格兰人民的一切情感和习惯之中。到七世纪末,这个独立的、海岛上的条顿教会,已成为基督教穹苍中最明亮的星光之一。简言之,基督教的传入,彻底改变了英格兰民族在本岛之内以及在世界其余地区面前的地位。”17
盎格鲁—撒克逊宣教事业的起源,读来宛如一篇优美的传奇。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尚任本笃会 (Benedictine) 修道院院长时,在罗马的奴隶市场上看见三个待售的盎格鲁—撒克逊男孩。他们俊美的外貌、白皙的肤色、可爱的面容和淡亚麻色的头发,使他深受感动;得知他们是拜偶像的人,他十分忧伤,便询问他们的民族、故乡和国王的名称。听说他们是盎格鲁人 (Angles),他便说:“不错,因为他们有着天使般的(angelic)面容,配与天上的天使同作后嗣。”他们来自德伊勒 (Deira) 地区。他回答说:“他们确实是 De-ira-ns,也就是说,从上帝的忿怒(ire)中被拯救出来,蒙召领受基督的怜悯。”他又问他们国王的名字,回答是埃拉 (AElla 或 Ella,在位于559—588年)。他高声说:“哈利路亚(Hallelujah)!在那些地方,必须唱起赞美创造主上帝的歌声。”他立即从奴隶市场前往教皇那里,恳求教皇差派宣教士去英格兰,并自愿承担这项崇高的工作。他确实动身了,要去为基督征服那个遥远的海岛。但罗马人不愿与他分离,把他召了回来,不久之后又选他为教皇(590年)。他本人未能完成的事,便借着别人实现了。18
596年,格列高利想起自己与那些面容可爱、头发浅淡的盎格鲁—撒克逊奴隶男孩的相遇,又听说有了宣教的良机,便差遣本笃会修道院院长奥古斯丁 (Augustin,又作 Austin)、另外三十名修士和一名祭司劳伦提乌斯 (Laurentius),携带训令、致法兰克诸王及高卢数位主教的推荐信,以及几本书,前往英格兰。19宣教士们由几位来自法国的通译陪同,在泰晤士河 (Thames) 河口附近、肯特的萨尼特岛 (Thanet) 登陆。20埃塞尔伯特王 (Ethelbert) 娶了来自巴黎的基督徒公主贝尔塔 (Bertha),她还带来了一位主教,因此他对改变宗教已有所准备。他前去迎接这些外来者,并在露天接见他们,因为他害怕在屋顶之下见面,会受到某种巫术的侵害。他们以一架银十字架为旗帜,又带着一幅绘在木板上的基督像;唱过连祷文,为自己和他们前来引导归信的人民祷告之后,便通过法兰克通译传讲福音。国王对这个来自遥远而强大的罗马的新宗教所展示的仪式和口才颇为欣赏,说道:“你们的话语和应许十分美好;但我们从未听闻,其意义也不确定,我不能放弃我与整个英格兰民族长久以来所信奉的宗教。然而,你们远道而来,又愿意使我们得益,我必供应你们所需的食物,也不禁止你们传道,尽你们所能使人归信你们的宗教。”21于是,他准许他们住在王国的都城坎特伯雷 (Canterbury,又称 Dorovern、Durovernum),这城不久也将成为英格兰教会的首府。他们一面传道,一面过着严峻的修道生活。有些人信了,领受洗礼,正如比德 (Bede) 所说,他们“钦佩这些人纯洁生活的质朴,以及他们属天教训的甘美”。比德也提到神迹。格列高利告诫奥古斯丁,不要因神迹而自高,却要存畏惧而欢喜,在欢喜中战兢,记念门徒夸说连鬼也服了他们时,主对他们所说的话。因为并非所有蒙拣选的人都行神迹,然而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天上。22
埃塞尔伯特王归信并受了洗(可能在597年6月2日),又逐渐带领全民族跟随他归信;不过,宣教士教导他不可使用强迫手段,因为服事基督应当出于自愿。
奉教皇格列高利之命,奥古斯丁于597年11月16日由阿尔勒 (Arles) 大主教维尔吉利乌斯 (Vergilius)23按立为英格兰民族的大主教,成为英格兰第一任首席主教,其后继者绵延相承,直到今日。返回之后,他在圣诞节为一万多名英格兰人施洗。他的才干和品格并未超出平庸,与他那位伟大的同名者——希波 (Hippo) 的神学家兼主教——根本无法相比;但总的说来,他颇适合自己的宣教工作,而他所取得的持久成就,也使他的名字借此披上伟大的光环。他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教堂和一所修道院,这教堂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世界的母教会。他差遣祭司劳伦提乌斯前往罗马,向教皇报告工作的进展,并就一系列问题请求答复,包括主教应当如何对待所属教士、罗马教会与高卢教会在礼仪上的差异、兄弟二人与姊妹二人结婚、亲属之间结婚、没有其他主教在场是否可以按立主教、孕妇是否应当受洗、婴儿出生之后夫妇应当隔多久才可恢复肉体的交合,等等。格列高利本着那个时代重律例、尚禁欲的精神,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答复;不过,总的说来,其中颇有明智的见解和牧养的智慧。24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教皇与他的继任者不同,并不坚持凡事都须绝对遵从罗马教会。奥古斯丁认为,高卢教会那些不同的习俗与信仰的合一不相容;格列高利却劝他“从各教会中选取那些虔诚、敬神、正直的事物”,因为“人不应当为了地方而爱事物,却应当为了美好的事物而爱地方”。25在其他方面,这些劝告则符合教皇制度及其实践。他指示宣教士不要毁坏异教庙宇,而要将其改为基督教教堂,以敬拜圣徒遗物代替敬拜偶像,并准许新归信者在献堂日和其他节庆中,依照古俗宰杀牲畜,但不再献给鬼魔,而是为了赞美上帝;因为他认为,要从他们顽梗的心中一下子抹去一切,是不可能的;凡想登上最高之处的人,必须循级而上,逐阶攀登,不能一跃而至。26他的宣教士忠实地遵循了这种方法。这无疑促进了英格兰在名义上的归信,却也把大量异教成分席卷进基督教会,历经数世纪才得以根除。
601年6月22日,格列高利给奥古斯丁送去都主教的肩带(pallium)、几位祭司(梅利图斯 Mellitus、犹斯图斯 Justus、保利努斯 Paulinus 等人)、许多书籍、圣器、圣衣,以及使徒和殉道者的遗物。他指示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区按立十二位主教,并为约克 (York) 委任一位大主教;倘若邻近地区领受上帝的道,这位大主教也要按立十二位主教。604年,奥古斯丁(没有其他主教襄助)祝圣梅利图斯为伦敦首任主教,犹斯图斯为罗切斯特 (Rochester) 主教;625年,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去世之后,保利努斯成为约克首任大主教。27教皇也给埃塞尔伯特王——“他最卓越的儿子”——送去书信和礼物,劝勉他持守信仰,以善行在臣民中彰显这信仰的美好,禁绝偶像崇拜,并遵从奥古斯丁的教导。
§ 11. 撒克逊与不列颠教士的对立
比德 (Bede),II. 2;哈丹与斯塔布斯 (Haddan and Stubbs),III. 38–41。
奥古斯丁在埃塞尔伯特王的帮助下,于602或603年安排了一次与不列颠诸主教的会谈,地点在苏塞克斯 (Sussex) 靠近塞文河 (Severn) 岸的一处地方,在一棵被称为“奥古斯丁之橡”的橡树下。28他劝他们在复活节主日的守法和施洗的方式上遵从罗马礼制,并与撒克逊弟兄联合,引导外邦人归信。奥古斯丁既无足够的智慧,也无足够的爱心,甚至不肯把最微不足道的礼仪献在和平的祭坛上。他是个拘泥成规、心胸狭隘的教会人士。不列颠人所代表的,无论如何是一种更古老的本土基督教,他却以罗马的傲慢精神来对待他们;这种精神愿意向异教习俗妥协,却要求其他一切形式的基督教绝对服从,并把独立视为最恶劣的异端而加以憎恨。
不列颠人宁愿持守自己的传统。经过许多无益的争论之后,奥古斯丁提议诉诸上帝以神迹介入,不列颠人勉强接受了。人们领来一个撒克逊族的盲人,奥古斯丁为他祷告,他便恢复了视力。不列颠人仍不肯未经本族人民同意便放弃古老的习俗,要求再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
第二次会谈时,不列颠的七位主教与班戈 (Bangor) 修道院的一批博学之士一同前来。一位备受敬重的隐士劝他们,按照基督对跟随他之人的要求,以温柔谦卑的德行来考验这位撒克逊大主教。如果奥古斯丁在会面时起身迎接他们,他们便应当顺服地听从他;但如果他不起身,他们就应当把他看作骄傲的人而藐视他。当他们走近时,这位罗马教会的显贵仍坐在椅子上。他向他们提出三项要求,即遵从罗马所守的复活节日期、采用罗马的洗礼形式,以及协助引导英格兰民族归信;若能如此,他就乐意容忍他们其余的独特习俗。他们拒绝了,彼此议论说:他现在尚且不肯在我们面前起身,等到我们服在他权下,他岂不是更要藐视我们吗?奥古斯丁愤怒地斥责他们,并警告说,上帝必借撒克逊人的武力施行报应。比德补充说:“这一切,借着上帝审判的安排,果然完全照他所预言的发生了。”因为几年之后(613年),诺森布里亚信奉异教的国王、号称“狂暴者”的埃塞尔弗里思 (Ethelfrith the Wild),在切斯特 (Chester) 攻击不列颠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军队,还屠杀了数百名29随军以祷告援助士兵的祭司和修士。屠杀之后,兴盛的班戈修道院也遭到毁灭;那里原有两千多名修士,靠亲手劳作维持生活。
这是一幅令人悲哀的图景,显明两个民族及两种相互竞争的基督教形式之间的激烈仇恨。不幸的是,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日,但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凯尔特族的爱尔兰人 (Keltic Irish) 曾与不列颠人一样,代表一种较为独立的大公教会形态;然而,自诺曼征服以来,尤其自宗教改革以来,他们成了狂热的罗马教会拥护者;反之,英格兰人从前是罗马恭顺的臣民,如今却已与这个外来权力彻底决裂,并曾徒劳地企图把新教强加给被征服的民族。只有消除民族与宗教对立这双重祸患,爱尔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 12. 七国时代其他王国的归信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使徒奥古斯丁 (Augustin) 于公元604年去世,与他的许多继任者一同安葬在古老而庄严的坎特伯雷大教堂 (Canterbury)。他的墓上刻着这样的碑文:“安息于此的是坎特伯雷首任大主教奥古斯丁大人。他先前由罗马城主教、蒙福的格列高利差遣至此,蒙上帝帮助,以神迹扶持,使埃塞尔伯特王及其国民离弃偶像崇拜,归信基督。他平安度尽任职的岁月,于同一国王在位期间的5月26日去世。”30
他不是一个伟人;但他奠定了英格兰基督教与文明的根基,成就了一项伟大的工作。
劳伦提乌斯 (Laurentius,604–619年),以及后来的梅利图斯 (Mellitus,619–624年),先后继承了他的职分。
另有祭司和修士从意大利被差遣前来,随身带来了书籍,以及蛮族入侵之后残存的文化。坎特伯雷和约克 (York) 的最初几任大主教,以及南部大多数主教座的主教,都是外国人;他们即使不是由教皇祝圣的,至少也是受他委任的,并与罗马保持经常的通信。英格兰本土的教牧阶层逐渐兴起。
基督教化的工作在七国时代的其他王国中继续进行,并因诸王迎娶基督徒妻子而得到助益,但也不止一次因重陷异教而中断。诺森布里亚 (Northumbria) 的归信,主要得力于圣艾丹 (Aidan,651年8月31日卒) 的劳苦。他是来自爱奥那岛 (Iona,又称 Hii) 的修士,也是林迪斯法恩 (Lindisfarne) 的首任主教;就连比德也称赞他的热忱、敬虔和善行,尽管二人在复活节问题上意见不同。31苏塞克斯是七国之中最后放弃异教的地区。英格兰历时近百年,才在名义上归信基督教。32
英格兰的民族统一及其文明中最优良的要素,都应归功于这次归信。33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教,从起初直到宗教改革,始终都是罗马的基督教,兼有其长处与缺点。其中包括拉丁弥撒,对圣徒、圣像和圣物的敬拜,修道生活的美德与恶习,到圣城朝圣,以及许多轻信与迷信。甚至有国王放弃王位,以表示对最高教宗的深切敬意,并从他那里取得进入天堂的通行证。城镇中兴建了小礼拜堂、教堂和大教堂;乡间的河岸或山麓庇护之处建立了修道院,并因虔诚信众捐献土地而富有起来。英格兰和苏格兰巍峨的大教堂,以及爬满常春藤的古修道院与修院回廊的废墟,至今仍在庄严的沉默中,见证着中世纪天主教的力量。
§ 13. 遵从罗马礼制的确立:威尔弗里德、西奥多、比德
盎格鲁-撒克逊礼制,即罗马礼制,与不列颠礼制之间的争论,于七世纪中叶再度兴起,但在英格兰本土以罗马礼制的胜利告终。独立精神不得不退避到爱尔兰和苏格兰,直到诺曼征服之时;这场征服又在爱尔兰将它压制殆尽。
后来担任约克主教的威尔弗里德 (Wilfrid),是第一位兼有教士风范与傲慢排场的杰出本土高级教士。他因从诺森布里亚驱逐所谓“十四日派的异端与分裂”而声名大噪——这一称呼并不恰当;这种习俗原是苏格兰人通过圣艾丹传入当地的。664年,在奥斯威王 (Oswy,又称 Oswio) 及其子阿尔弗里德 (Alfrid) 出席的惠特比会议 (Synod of Whitby) 上,这场争论得到裁决。艾丹之后的第二任继任者科尔曼 (Colman),援引圣哥伦巴 (Columba) 和使徒约翰的权威,为苏格兰人守复活节的习俗辩护。威尔弗里德则以彼得的权威和基督教世界的普遍惯例,作为罗马习俗的依据,声称彼得曾将这一习俗引入罗马。当他提到天国的钥匙托付给了彼得时,国王说:“我不愿违抗守门的人,免得我来到天国门前,却无人为我开门。”这个无可抗拒的论据打破了反对意见,遵从罗马习俗的制度遂告确立。苏格兰人那种被说成源于行邪术的西门的半圆形剃发式,也让位于被认为源于圣彼得的圆形剃发式。科尔曼败下阵来,便与支持他的人返回苏格兰,在那里建了两座修道院。图达 (Tuda) 被立为主教,接替他的职位。34
不久以后,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英格兰和爱尔兰,唯有喀里多尼亚 (Caledonia) 幸免;当地虔诚的居民相信,这是由于圣哥伦巴的代求。
英格兰基督徒的融合,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 (Theodorus,669至690年) 与威尔茅斯 (Wearmouth) 的长老兼修士、尊者比德 (Beda Venerabilis,673年生,735年卒) 的时代完成。大约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文学诞生了,为民族才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才智最终挣脱了罗马的束缚。
西奥多出生于保罗的故乡大数 (Tarsus),在雅典受教育,自然熟悉希腊和拉丁学术。他由教皇维塔利安 (Vitalian) 任命并祝圣为英格兰首席主教。669年5月27日,他抵达坎特伯雷,随后遍访英格兰全境,确立罗马的复活节规则,并在伦敦以外的所有主教座安置了主教。他不公正地罢免了同样忠于罗马的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然而在晚年,他自己也卷入了教士间的嫉妒与争斗。他使纷乱的教会恢复秩序,并在教牧人员中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他性情专断,执行能力卓越,又因直接受罗马差遣而来,具有双重权威。比德说:“他是第一位得到全英格兰教会顺服的大主教。”在他治理期间,埃格伯特 (Egbert)、维克特贝雷特 (Victberet) 和威利布罗德 (Willibrord) 首次尝试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前往撒克逊人和弗里西亚人 (Friesians) 的故土传教(689至692年)。他的主要著作是一本《告解惩戒书》(Penitential),详细规定道德与宗教生活的准则,以及对醉酒、淫乱和其他盛行恶习的惩罚。35
尊者比德是英格兰第一位本土学者,是英格兰神学与教会史之父。他一生谦卑宁静,致力于获取和钻研教会与世俗学问,用拉丁文撰写散文和诗歌,并将部分圣经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他的主要著作是他的古代英格兰《教会史》——也是唯一可靠的一部。他以温和的手、真正基督徒的精神,尽管带有罗马观点的色彩,引导我们从一个宫廷到另一个宫廷,从一座修道院到另一座修道院,从一个主教区到另一个主教区,穿行于他故乡岛屿上诸小王国的传教迷宫之中。在与不列颠诸教会的争论中,他站在罗马一边。36
在比德发展撒克逊散文以前,凯德蒙 (Caedmon,约680年) 起初是个牧猪人,后来成为惠特比的修士,仿佛受了灵感一般,歌唱创造与救赎的奇事,成为撒克逊诗歌(以及基督教德意志诗歌)之父。他的诗歌使圣经历史深入撒克逊人的想象世界,也隐约预示了《神曲》(Divina Comedia) 和《失乐园》(Paradise Lost)。37比德与凯德蒙的这种并列,在威克里夫 (Wiclif) 与乔叟 (Chaucer) 的并列中有一个显著的对应:威克里夫是第一位将整部圣经译成英语的人(1380年),而他的同时代人乔叟则是英国诗歌之父。两人都是不列颠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们与新教英格兰的关系,同比德和凯德蒙与中世纪天主教英格兰的关系颇为相似。
英格兰的归信,与其说是理智和道德上的,不如说是名义和礼仪上的。教育仅限于教牧人员与修士,内容是十诫、信经、主祷文 (Pater Noster) 的知识,以及少许拉丁文,全无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盎格鲁-撒克逊教牧人员不过比不列颠教牧人员稍少几分无知而已。罗马教会最终得胜,主要归因于她优越的组织、直接承自使徒的传承,以及罗马帝国的威望。这使英格兰的基督教独立于政治与宫廷阴谋之外,并与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的益处,超过了岛国孤立所带来的危险与弊害。在条顿诸族的所有臣民中,英格兰人最为效忠教皇。他们送往罗马的朝圣者和送进教皇府库的钱财,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多。他们创设了彼得便士 (Peter’s Pence)。至少有三十位国王和王后,以及数不胜数的贵族,在修院的幽居中度过余生。几乎所有公地都立契赠予教会和修道院。但修道制度的过度繁盛,削弱了这个民族的军事力量与体力
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征服。教会的权势与财富使教牧人员世俗化,并使适时的改革成为必要。财富总是趋于滋生恶习,恶习则导致衰败。诺曼征服没有改变英格兰的教会关系,却给撒克逊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这个民族正因其混合的特质而更为优良。
我们按设立的先后次序,附列英格兰四个主要主教座的早期大主教与主教名单:38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伦敦 (London)
罗切斯特 (Rochester)
约克 (York)
奥古斯丁 (Augustin)
597
梅利图斯 (Mellitus)
604
犹斯图斯 (Justus)
604
保利努斯 (Paulinus)
625
劳伦提乌斯 (Laurentius)
604
[埃塞克斯 (Essex) 的塞德 (Cedd)
654]
罗马努斯 (Romanus)
624
查德 (Chad)
665
梅利图斯 (Mellitus)
619
维尼 (Wini)
666
保利努斯 (Paulinus)
633
威尔弗里德 (Wilfrid),665年祝圣,实际就任于
669
犹斯图斯 (Justus)
624
埃尔孔瓦尔德 (Erconwald)
675
伊萨马尔 (Ithamar)
644
霍诺里乌斯 (Honorius)
627
瓦尔德赫雷 (Waldhere)
693
达米安 (Damian)
655
669
德乌斯德迪特 (Deusdedit)
655
英格瓦尔德 (Ingwald)
704
普塔 (Putta)
669
博萨 (Bosa)
678
西奥多 (Theodore)
668
奎克赫尔姆 (Cwichelm)
676
威尔弗里德 (Wilfrid) 复任
686
布里特瓦尔德 (Brihtwald)
693
格布蒙德 (Gebmund)
678
博萨 (Bosa) 复任
691
塔特温 (Tatwin)
731
托比亚斯 (Tobias)
693
约翰 (John)
706
§ 14. 爱尔兰的归信:圣帕特里克与圣布里吉德
文献。
I. 圣帕特里克 (St. Patrick) 的著作刊于博兰德派 (Bollandists) 的《圣徒传》(Vitae Sanctorum),3月17日条下;帕特里克《小品集》(Opuscula),瓦尔萨厄乌斯 (Warsaeus,即詹姆斯·韦尔爵士,Sir James Ware) 编,伦敦 (Lond.),1656年;米涅 (Migne)《教父集》(Patrolog.),第LIII卷,790–839页;另有附考订注释的版本,收入哈丹与斯塔布斯 (Haddan and Stubbs)《会议录》等 (Councils, etc.),第II卷,第II分册(1878年),296–323页。
- 《圣帕特里克传》,载《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3月 (Mart.),第II卷,517页及后。
蒂耶蒙 (Tillemont):《回忆录》(Mémoires),第XVI卷,452、781页。
厄舍 (Ussher):《不列颠教会古史》(Brit. Eccl. Antiqu.)。
J. H. 托德 (J. H. Todd):《爱尔兰的使徒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 Apostle of Ireland)。都柏林 (Dublin),1864年。
C. 约翰·格赖特 (C. Joh. Greith,罗马天主教徒):《古爱尔兰教会及其与罗马、高卢和阿勒曼尼亚的关系史:圣加仑修道院史导论》(Geschichte der altirischen Kirche und ihrer Verbindung mit Rom., Gallien und Alemannien, als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Stifts St. Gallen)。布赖斯高的弗赖堡 (Freiburg i. B.),1867年。
丹尼尔·德·维内 (Daniel de Vinné):《爱尔兰早期教会史,附圣帕特里克传》(History Of the Irish Primitive Church, together with the Life of St. Patrick)。纽约 (N. York),1870年。
J. 弗朗西斯·舍曼 (J. Francis Sherman,罗马天主教徒):《帕特里克遗迹:圣帕特里克到访地点的考定,主要在伦斯特》(Loca Patriciana: an Identification of Localities, chiefly in Leinster, visited by St. Patrick)。都柏林,1879年。
F. E. 沃伦 (F. E. Warren,圣公会):《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所藏爱尔兰弥撒书手稿》(The Manuscript Irish Missal at 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伦敦,1879年。《凯尔特教会礼仪》(Ritual of the Celtic Church)。牛津 (Oxf.),1881年。
另参第7节所引托德 (Todd)、麦克劳坎 (McLauchan)、埃布拉德 (Ebrard)、基伦 (Killen) 和斯基恩 (Skene) 的著作,以及福布斯 (Forbes)《苏格兰圣徒历》(Kalendars of Scottish Saints),431页。
爱尔兰 (Ireland) 的教会史别具一格。它始于独立的大公信仰(或一种半新教信仰),终于罗马教主义,而西方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次序却恰好相反。这个未经征服的海岛地处罗马帝国疆界之外,从未遭罗马军团入侵,39其基督教化既未流血,也独立于罗马及大公会议的教规。早期爱尔兰教会在教制与崇拜的次要问题上,与欧洲大陆各教会有所不同;然而,在六、七世纪,它在属灵纯洁和宣教热忱方面却胜过了它们。诺曼人征服以后,它便与罗马紧密联合。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光并未照入当地居民中间;但伊丽莎白女王 (Queen Elizabeth) 和斯图亚特王朝 (Stuarts) 却强行设立新教国教,与人民普遍持守的信仰相对抗。因此,依照反作用的规律,爱尔兰的凯尔特人 (Keltic) 反而更加热烈地信奉罗马天主教,并因种族与宗教的差异,对英格兰怀有双重仇恨。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中设立新教国教,这一显著的反常现象,在历经三个世纪的压迫与暴政之后,终于由格莱斯顿 (Gladstone) 内阁于1869年通过的《爱尔兰教会废除国教地位法案》予以消除。
爱尔兰(希伯尼亚,Hibernia)的早期历史湮没不彰。古代希伯尼亚人是一个混合民族,但以凯尔特人为主。他们受一些小暴君统治;这些人骄傲、贪婪而好战,使全国陷于无休止的争斗。他们笃信德鲁伊教 (Druidism)。他们的岛屿甚至在基督教传入以前,就被称为圣岛。直到十一世纪,它还被称为斯科提亚 (Scotia) 或苏格兰 (Scotland)。40罗马人既未能在喀里多尼亚 (Caledonia) 确立统治,也就没有尝试征服这里。
爱尔兰基督教最早的踪迹,见于四世纪末或五世纪初。
正如那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异端之父伯拉纠 (Pelagius) 是不列颠人,他的主要盟友和捍卫者凯勒斯提乌斯 (Coelestius) 则是希伯尼亚人;但我们不知道,后者离开爱尔兰以前是否已是基督徒。图勒 (Toul) 的第一任主教曼苏埃图斯 (Mansuetus) 是爱尔兰的斯科特人(公元350年)。教皇塞莱斯廷 (Caelestine) 于431年按立罗马执事帕拉迪乌斯 (Palladius),派他到“信奉基督的斯科特人”那里,作他们的第一任主教;他可能原是不列颠人。41法国的普罗斯珀 (Prosper) 所记的这则消息,表明基督教在此以前已存在于爱尔兰。但帕拉迪乌斯大为灰心,不久便放弃这个工场,与助手一同前往北不列颠,最后死于皮克特人 (Picts) 中间。42此后近两个世纪,我们没有关于教皇与爱尔兰交往的可靠记载;然而就在这段时期,爱尔兰跻身于基督教国家之列。使它归信的是两位出身卑微的人物,他们可能从未见过罗马:一位是曾作奴隶的圣帕特里克 (St. Patrick),另一位是母亲为女奴的圣布里吉德 (St. Bridget)。43罗马方面所传圣帕特里克由教皇塞莱斯廷差遣的说法,出现得太晚,毫无理由要求我们接受;而圣帕特里克本人的真作对此全然缄默,也足以将它排除。这一说法源于将帕特里克与帕拉迪乌斯混淆。帕拉迪乌斯受罗马差遣的宣教失败了;帕特里克独立进行的宣教却成功了。他是真正的爱尔兰使徒,他的事迹已不可磨灭地铭刻在海内外爱尔兰民族的记忆之中。
圣帕特里克,或帕特里基乌斯 (Patricius,卒于465年或493年3月17日),父亲是执事,祖父是长老;这是他亲口承认的,却丝毫未暗示教职人员结婚是不合法的。44他年轻时与许多人一同被掳到爱尔兰,为主人牧羊六年。当他在孤寂的田野看守羊群时,幼年所受的教导在他心里重新焕发生命,并未借助任何特别的外在媒介。他逃往法国或不列颠,后来又短暂地沦为奴隶,并作了一个不寻常的梦,由此确定了自己的呼召。他看见一个名叫维克托里基乌斯 (Victoricius) 的人,递给他无数封来自爱尔兰的信,请求他过去帮助他们。他顺从这神圣的训示,将余生献给使爱尔兰归信的工作(公元440至493年)。45
他说:“我实在大大亏欠上帝;他如此丰厚地将恩典赐给我,使许多人借着我向上帝重生。爱尔兰人从前不认识上帝,只敬拜偶像和污秽之物,如今却成了主的子民,称为上帝的儿子。”他提到自己曾为成千上万的人施洗。阿马 (Armagh) 似乎一度是他宣教工作的中心,直到今日,仍是爱尔兰罗马天主教与新教首席主教的驻地。他安然去世,葬于唐帕特里克 (Downpatrick,或 Gabhul);他在那里开始宣教,获得最初的归信者,并度过晚年。46
他的罗马天主教传记作者以种种神奇事迹环绕他的一生,而近代一些过度批判的新教学者,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过,因为在634年以前,并无确凿记载提及他的名字;除非那首被定于448年的《圣塞赫纳尔(塞孔迪努斯)颂圣帕特里克诗》确实可信,塞孔迪努斯原文为 Secundinus。但若我们接受他本人的著作,那么,我们可以同一位爱尔兰长老会史家一起说:“我们没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他曾于五世纪在希伯尼亚传扬福音;他是一位极其热忱而卓有成效的传福音者,并且完全配得爱尔兰使徒这一尊称。”47
帕特里克的基督教,实质上就是高卢 (Gaul) 和古不列颠的基督教,即大公的、正统的、修道的、苦修的,却又独立于教皇,并在教制与礼仪的次要事项上,与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时代的罗马有所不同。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 中,他从未提及罗马或教皇;他从不诉诸传统,似乎承认圣经(包括次经)是信仰问题上唯一的权威。他引用正典经文二十五次,次经三次。有人推测,帕拉迪乌斯之所以失败并撤离,是因为帕特里克已独占了这片宣教工场;但按照更为可信的年代推算,帕特里克的宣教约在帕拉迪乌斯之后九年才开始。自七世纪末起,这两人被混淆了,帕拉迪乌斯的一部分经历,尤其是他与教皇塞莱斯廷的关系,被移到了帕特里克身上。48
与圣帕特里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爱尔兰最著名的女圣徒圣布里吉德(又作 Brigid、Brigida、Bride);她为他预备了裹尸布,并在他死后又活了许多年。她于523年(或525年)2月1日去世。她是“爱尔兰的马利亚”,无数爱尔兰女孩、教堂和修道院都以她的名字命名。不可将她与瑞典那位同名的寡妇圣徒混淆。她的生平笼罩着比圣帕特里克更为浓厚的虚构传说迷雾,因此已无法将事实与轻信的后人所增添的附会分开。她是一位酋长或吟游诗人与一名女奴所生的私生女,领受了圣职;她自己的祷告蒙了应允,容貌遂变得丑陋;她建立了著名的基尔代尔 (Kildare,即橡树教堂) 女修道院,49预言了哥伦巴 (Columba) 的诞生,并行了种种神迹奇事。
在她位于基尔代尔的墓上,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火焰,称为“圣布里吉德之光”;她的修女们(如同罗马的维斯塔贞女)守护着这火焰,
“度过漫长的黑暗与风暴岁月”(穆尔,Moore)。
科尔根 (Colgan) 在他的《三位行神迹者》(Trias Thaumaturgus) 中刊印了她的六篇传记,博兰德学派 (Bollandists) 则在《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中刊印了五篇。
关于圣帕特里克的考证附注
我们只有一两份出自帕特里克的真实文献,均以半野蛮的(早期爱尔兰)拉丁文写成,却洋溢着谦卑、虔诚而热烈的宣教精神,没有任何特别属于罗马的成分。这些文献即:他临终前(493年?)所写的自传性《忏悔录》(共25章),以及他劝诫不列颠酋长科罗提库斯 (Coroticus,或 Ceredig) 的《致科罗提库斯书》(Letter to Coroticus,共10章)。这位酋长名义上是基督徒,可能来自凯雷迪吉昂 (Ceredigion),即卡迪根 (Cardigan);他曾袭击爱尔兰,将帕特里克的几名归信者卖作奴隶。据称,《阿马书》(Book of Armagh) 所载的《忏悔录》,是在公元807年以前从帕特里克亲笔原稿抄录下来的,当时原稿已有部分字迹无法辨认。另有四份十一世纪的手稿,末尾有若干增补,似乎都是同一原稿的独立抄本。参见哈丹与斯塔布斯 (Haddan & Stubbs),296页注。《致科罗提库斯书》短得多,也不如前者那样普遍获得认可。两份文献于1656年首次付印,随后于1668年收入《圣徒行传》,又收入米涅 (Migne) 的《教父集》(Patrologia,第53卷)、库萨克小姐 (Miss Cusack) 的《圣帕特里克传》(Life of St. Patrick)、埃布拉德 (Ebrard) 的著作(l.c.,482页及后),以及哈丹与斯塔布斯的《会议集》(Councils,第II卷,第II部分,296页及后)。
关于帕特里克的民族出身,众说不一:他究竟是苏格兰人、不列颠人,还是法国人?他的《忏悔录》开篇说:“我帕特里克,是个罪人,是众信徒中最粗鄙、最卑微的,在许多人眼中最为可鄙(Ego Patricius, peccator, rusticissimus et minimus omnium fidelium et contemptibilissimus apud plurimos;或依另一异读,contemptibilis sum apud plurimos),我的父亲是执事(diaconum,或 diaconem)卡尔波尔努斯 (Calpornus,或 Calphurnius),他是长老波提图斯 (Potitus,另一写法为 Photius) 的儿子(filium quondam Potiti presbyteri),住在塔贝尔尼亚 (Tabernia) 的班纳韦姆村 (Bannavem,或 Banaven);他在附近有一所小屋,我就是在那里被掳的。那时我约十六岁,却不认识真神,便被掳到希伯尼亚。”塔贝尔尼亚的班纳韦姆,也许就是苏格兰洛哈伯 (Lochaber) 的巴纳维 (Banavie)(麦克劳坎,McLauchlan);另有人将他的出生地定于克莱德河 (Clyde) 畔、邓巴顿 (Dunbarton) 附近的基尔帕特里克 (Kilpatrick,即帕特里克的修室或教堂)(厄舍、巴特勒、麦克利尔,Ussher、Butler、Maclear);还有人认为是在不列颠某地,并以此解释他的称号“Brito”或“Briton”(不列颠人)(乔斯林与斯基恩,Joceline、Skene);又有人到阿摩里卡高卢 (Armoric Gaul) 的布洛涅 (Boulogne,源自 Bononia) 寻找他的出生地,并认为 Brito 一词源于布列塔尼 (Brittany)(拉尼根、穆尔、基伦、德·维内,Lanigan、Moore、Killen、De Vinné)。
他没有说明自己是借着什么途径归信的。身为教牧人员之子,他必定受过一些基督教教导;然而他一直忽视这些教导,直到身陷奴役、在与上帝相交中感受到宗教的力量。他说(第6章):“我到了爱尔兰以后,每天放牧牲畜,白日常常祷告;爱上帝、敬畏上帝的心越发炽烈,我的信心和心灵都得了坚固,以至于一天祷告多达一百次,夜间也几乎同样多。”他将自己的呼召与使命描述为上帝借异象直接赐下的,全未提及任何居间的教会权威或主教祝圣。在最古老的爱尔兰手稿之一《达罗书》(Book of Durrow) 中,他被称为长老。在《致科罗提库斯书》中,他显得更具教会意识,并拥有主教的权力与管辖权。信的开头是:“Patricius, peccator indoctus, Hiberione (or Hyberione) constitutus episcopus, certissime reor, a Deo accepi id quod sum: inter barbaras utique gentes proselytus et profuga, ob amorem Dei。”意即:“我帕特里克,是个无学问的罪人,受任为希伯尼亚的主教;我深信,我现今的身份是从上帝领受的:为了爱上帝,我在蛮族中作客旅与流亡者。”(此据哈丹与斯塔布斯314页的文本;米涅《教父集》Patrol. LIII. 814及埃布拉德505页的文本略有不同。)但这封信并未说明他在何处、由何人祝圣。
《阿马书》还载有一首爱尔兰语赞美诗(爱尔兰凯尔特语最古老的文献),名为《圣帕特里克的苏格兰赞歌》(S. Patricii Canticum Scotticum),据说是帕特里克准备使全岛的最高君王劳盖尔 (Laoghaire,或 Loegaire) 归信时所作。50 这首赞美诗祈求全能上帝特别扶助这一重大事工;其中包含正统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也流露出对老妇与铁匠施行巫术的恐惧,这种恐惧至今仍流行于爱尔兰某些地区;但其中并未呼求马利亚和众圣徒,尽管按照传说中的帕特里克形象,以及这首作品旨在充当抵挡属灵仇敌的胸甲或护身铠的用途,我们原会预期有这样的呼求。以下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5. 今日我将以下诸般力量系于己身——
上帝的权能,引导我,
上帝的大能,扶持我,
上帝的智慧,教导我,
上帝的眼目,看顾我,
上帝的耳朵,垂听我,
上帝的话语,赐我言辞。
上帝的手,保护我,
上帝的道路,在我前方,
上帝的盾牌,庇护我,
上帝的军旅,护卫我,
抵挡邪魔的网罗,
抵挡罪恶的引诱,
抵挡本性的私欲,
抵挡一切图谋伤害我的人。
无论远近,
无论人少人多。
- 我已将这一切力量布于四周,
抵挡一切敌对的凶暴势力,
就是那些攻击我身体与灵魂的势力,
抵挡假先知的咒语,
抵挡异教的黑暗法则,
抵挡异端的虚假法则,
抵挡偶像崇拜的欺骗,
抵挡妇女、铁匠和德鲁伊 (druids) 的符咒,
抵挡一切蒙蔽人灵魂的知识。
- 愿基督今日保护我,
免遭毒害,免遭焚烧,
免遭溺毙,免遭创伤,
使我得着丰盛的赏赐。
- 基督与我同在,基督在我前面,
基督在我后面,基督在我里面,
基督在我下面,基督在我上面,
基督在我右边,基督在我左边,
基督在堡垒中[即在家中],
基督在车座上[由陆路旅行时],
基督在船尾[由水路旅行时]。
- 基督在每一个想念我的人的心中,
基督在每一个向我说话的人的口中,
基督在每一只看见我的眼中,
基督在每一只听见我的耳中。
- 今日我将以下力量系于己身:
呼求三位一体的强大能力,
对三位一体、三一真神的信仰,
他是[诸元素]的创造者。
- 救恩出于主,
救恩出于主,
救恩出于基督;
主啊,愿你的救恩永远与我们同在。”
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被认为真实且出自当时的文献,是圣塞克纳尔 (St. Sechnall,或 Secundinus) 所作的拉丁文《赞圣帕特里克诗》(Hymnus Sancti Patricii, Episcopi Scotorum),开篇如下:
“Audite, omnes amantes Deum, sancta merita
Viri in Christo beati Patrici Episcopi:
Quomodo bonum ob actum simulatur angelis,
Perfectamque propter uitam aequatur Apostolis. ”
“凡爱上帝的人,都当听这圣洁的功德,
就是在基督里蒙福的帕特里克主教的功德:
他因善行而与天使相似,
因完美的生活而与使徒齐名。”
哈丹与斯塔布斯 (Haddan & Stubbs) 在324–327页收录了全诗,并将其定于“公元448年以前(?)”;塞克纳尔正是在该年去世的。但按照这两位作者自己的说法,帕特里克的宣教工作仅在此前八年(440年)才开始,一直持续到493年,塞克纳尔又怎能预先知晓他的事工呢?最早提及这首赞美诗的是《阿马书》中的提雷卡努斯 (Tyrechanus)。
其次古老的文献是圣菲亚克 (St. Fiacc) 颂赞圣帕特里克的爱尔兰语赞美诗,被定于六世纪后期(l.c.,356–361页)。《大古法书》(Senchus Mor) 被归于圣帕特里克时代;但它是一部爱尔兰法典,源于异教时期,后来由基督教教牧人员逐步修改,使之有利于教会。归于圣帕特里克名下的《教规》(Canons) 则出自较晚时期(哈丹与斯塔布斯,328页及后)。
奇怪的是,比德 (Bede) 在其《教会史》中虽常提及希伯尼亚及其教会,却没有提到圣帕特里克;在他的《殉道者名录》中,也仅以长老身份略提其名。哥伦巴 (Columba) 和罗马天主教作家也都不提他,直到八至十二世纪的中世纪传记作者将他罗马化;他们所依据的不是他真实的《忏悔录》,而是伪托文献和含糊的传说。据说,他使爱尔兰所有酋长和吟游诗人归信,甚至包括苏格兰的盲眼荷马——莪相 (Ossian),后者曾向他吟唱自己描绘凯尔特英雄与战役的长篇史诗。他建立了365所教会,或据另一些人说,700所,并祝圣了同样数目的主教,以及3,000名祭司(当时全岛人口可能不过二三十万;因为即使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人口也未超过600,000)。51 他更改王国的法律,医治瞎眼的人,使九个死人复活,并将爱尔兰所有蛇和蛙都驱逐出去。52 他的纪念日是3月17日,世界各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都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公众游行。关于他的卒年,众说不一,有455年(蒂耶蒙,Tillemont)、464或465年(巴特勒、基伦,Butler、Killen)、493年(厄舍、斯基恩、福布斯、哈丹与斯塔布斯,Ussher、Skene、Forbes、Haddan & Stubbs)。福布斯(《历书》Kalendars,433页)和斯基恩(《凯尔特苏格兰》Keltic Scotland,II. 427页及后)得出结论:圣帕特里克传说的现有形式不早于九世纪,而且可以分解为三个人物:老帕特里克 (Sen-Patrick),历书中的纪念日为8月24日;帕拉迪乌斯 (Palladius),“qui est Patricius”(即帕特里克),431年的宣教使命实际上应归于他;以及帕特里基乌斯 (Patricius),纪念日为3月17日,卒于493年。“后世关于爱尔兰伟大使徒的传说,是从这三位圣徒的事迹汇编而成,并被任意配上了一套年代。”
§ 15. 圣帕特里克之后的爱尔兰教会
宣教时期
圣帕特里克的工作,由他的门徒以及许多不列颠祭司和修士继续推进;这些人在五、六世纪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而被逐出英格兰。53 爱尔兰与威尔士往来密切,不列颠基督教曾在那里寻求庇护;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也往来密切,尼尼安 (Ninian) 和肯蒂格恩 (Kentigern) 已在那里撒下基督教的种子。圣帕特里克去世后不到一个世纪,爱尔兰已遍布教堂和男女修道院。修道机构既是培养教牧人员和宣教士的学校,也是抄写圣书的工场。其中著名的修道院有阿马 (Armagh)、班科尔或班戈 (Banchor 或 Bangor,558年)、克洛纳德 (Clonard,500年)、克朗麦克诺伊斯 (Clonmacnois,528年)、德里 (Derry,555年)、格伦达洛 (Glendolough,618年)。
六、七世纪期间,爱尔兰在基督教的虔诚上胜过其他各国,因而获得“圣徒之岛”的称号。我们必须从比较的意义理解这一点,并记得当时英格兰才刚开始脱离盎格鲁-撒克逊异教,德意志几乎全属异教,而法国诸王——教会的长子——则是“罪恶的怪物”。爱尔兰本身也因小王和酋长之间的内战而纷乱不休;修士和教牧人员,甚至妇女,都上阵参战。亚当南 (Adamnan) 好不容易才促成一项免除妇女参战义务的法律;直到九世纪,爱尔兰教牧人员才获豁免,不必参加“远征和出战”(战斗)。十世纪时,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奴隶贸易十分兴盛,以布里斯托尔 (Bristol) 港为中心。爱尔兰人的虔诚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幼稚的迷信之上。然而,这个国家的宣教热忱仍极为可嘉。爱尔兰怀抱着使欧洲异教徒归信的梦想。它的使徒前往苏格兰、不列颠北部、法国、德意志、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他们遍及西方的陆地与海洋。他们是不知疲倦的航海者,在最荒凉的岛屿登陆;他们接连不断地迁徙,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在无休止的异象中,他们看见一个已知与未知的世界,等待着为基督而征服。《圣布兰丹朝圣记》(Pilgrimage of St. Brandan) 这部诗作,是中世纪极负盛名的修士版《奥德赛》,也是《神曲》(Divina Commedia) 广为流传的前奏;它向我们展示了爱尔兰修士与凯尔特理想中一切梦幻和奇观的密切联系。”54
宣教士通常十二人成群离开爱尔兰,另有第十三人作领袖。这种十二人编制,是要代表基督和十二使徒。以下是这些宣教团中最著名的几支:55
圣哥伦巴 (St. Columba) 与十二位弟兄,于公元563年前往苏格兰的海岛 (Hy)。
圣莫洪纳 (St. Mohonna,或 Macarius、Mauricius) 奉哥伦巴差遣,与十二位同伴前往皮克特人 (Picts) 中间。
圣哥伦巴努 (St. Columbanus) 与十二位姓名留有记载的弟兄,于公元612年前往法国和德意志。
圣基利安 (St. Kilian) 与十二人,于公元680年前往弗兰肯 (Franconia) 和维尔茨堡 (Würzburg)。
圣埃洛基乌斯 (St. Eloquius) 与十二人,于公元680年前往比利时。
圣鲁德伯特或鲁佩特 (St. Rudbert 或 Rupert) 与十二人,于公元700年前往巴伐利亚 (Bavaria)。
圣威利布罗德 (St. Willibrord,曾在爱尔兰求学十二年) 与十二人,于公元692年前往弗里斯兰 (Friesland)。
圣福兰南 (St. Forannan) 与十二人,于公元970年前往比利时边境。
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教会的这种宣教活动,仅限于她独立于罗马教会的时期。诺曼征服以后,我们便不再听见这类活动了。
在六、七世纪的这一宣教时期,爱尔兰教会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我们主要从两份八世纪文献得知这一点,即《爱尔兰圣徒目录》56 和库尔迪派安格斯 (Angus the Culdee) 的《连祷文》。57
《目录》区分了三个时期和三类圣徒:在俗的、修道的和隐修的。
圣帕特里克时代的圣徒全是被圣灵充满的主教,共三百五十人,都是教会的创立者;他们有一位元首,就是基督,有一位领袖,就是帕特里克,遵行同一种弥撒,采用同一种从一耳到另一耳的剃发式,并在春分后月龄第十四日守复活节;他们既不排斥平信徒,也不排斥妇女;因为他们建立在基督这磐石上,不惧试探的狂风。他们出自罗马人、法兰克人、不列颠人和斯科特人。这一类圣徒延续了四朝,自约公元440年至543年。
第二类同样延续四朝,直到公元599年,由三百位大公教会长老组成,主教很少;他们如前一样,有一位元首基督,守同一个复活节,采用同一种剃发式;但另有不同之处,也有不同的规条,并且拒绝妇女的服事,将她们与修道院隔离。
第三类圣徒由一百位圣洁的长老和少数主教组成,居住荒野,以野菜、水和信徒的施舍为生;他们有不同的剃发式和复活节日期,有的在月龄第十四日,有的在第十六日庆祝复活;他们延续四朝,直到665年。
第一时期可称为主教时期,尽管其意义颇不同于主教制,或并非教区制。安格斯在其《连祷文》中,呼求“七个五十位[350位]圣洁的教士主教”,就是“这位圣徒[帕特里克]所按立的”,并呼求“三百位纯洁的长老,就是他所授予圣职的”。在嫩尼乌斯 (Nennius) 的记载中,长老人数增至三千,在三部本《帕特里克传》中则增至五千。即使我们将这些主教的人数大幅削减——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他们的地位也不高于东方教会古代的乡村主教 (chorepiscopi),这种主教单在小亚细亚一地就曾超过四百位。库尔迪派安格斯甚至列出了一百五十三组主教,每组七位,同在一所教会服事。帕特里克视自己为全体爱尔兰人的首席主教;他每到一处,只要使少数人归信,又能从氏族首领那里取得一块赠地,就建立一所教会,派一位由自己按立的主教主持。“这是一种会众式和部族式的主教制,其联合所凭借的是联盟的纽带,而非正规管辖权之下的地域联系。帕特里克在世时,无疑对全体实行监督;但我们看不见任何迹象,表明阿马教会对其余教会拥有都主教的管辖权。”58
第二时期是修道与宣教的时期。所有长老和执事都是修士。修道生活适合这片土地,在德鲁伊教 (Druids) 的男女团体中已有其先例。59 这种生活大概从法国传入爱尔兰,或由帕特里克直接传入,或经由加洛韦 (Galloway) 的圣尼尼安 (St. Ninian) 修道院传入;尼尼安本人则承袭自图尔的圣马丁 (St. Martin of Tours)。60 这些长老修士中,著名的有圣哥伦巴 (St. Columba) 为首的爱尔兰十二使徒;哥伦巴于563年将基督教传到苏格兰;还有哥伦巴努 (Columbanus) 的十二位同伴,他们约于612年离开爱尔兰,前往欧洲大陆。最著名的修道院是本卡尔 (Bennchar),又称班戈 (Bangor),由康加尔 (Comgall) 于公元558年建于唐郡 (Down),在贝尔法斯特湾 (Belfast Lough) 南岸。康加尔照管的修士有四千人。61 哥伦巴努和其他传福音者都是从班戈出发的。
我们所说的早期凯尔特 (Keltic) 修道院,不应理解为精致的石造建筑,而是河边一座简陋的村落,由木屋或小茅舍 (botha) 构成,设有教堂 (ecclais)、公共食堂、磨坊和客舍,四周以土墙或石墙围起。年长的修士专心从事敬虔操练和抄写圣经;年轻的则从事田间工作与手工劳动,或教导下一代。这些修道团体结成联盟,以基督为其无形的元首。它们是训练教士的学校,吸引周围异教居民中的归信者,并为他们提供庇护,使之免遭危险与暴力。英格兰贵族也前来投奔;据比德 (Bede) 说,他们受到热情接待,获供书籍,并接受教导。当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J.) 尚不懂希腊文时,一些爱尔兰教士已经能够阅读希腊文新约。某种独立译成、不同于古拉丁译本 (Itala) 和武加大译本 (Vulgate) 的拉丁文圣经,留下了一些痕迹,尤其见于帕特里克的著作。62 但是,“无论何处,都没有任何凯尔特文圣经或其任何部分的踪迹。有人误解圣金口约翰 (St. Chrysostom) 的话,以此支持这种假定,却毫无根据。”63 即使曾有这样的译本,用处也不会大,因为百姓不能阅读;他们对上帝之道的贫乏知识,依赖于教会中的公开诵读。
《阿马书》(Book of Armagh) 由阿马 (Armagh) 的抄写员,或博学修士费尔多姆纳赫 (Ferdomnach),于807年编成,使我们对当时爱尔兰教会的文献状况略有所知。64 其中包含现存最古老的圣帕特里克传记、圣帕特里克的《忏悔录》、哲罗姆为新约所作的序言、福音书、书信、启示录和使徒行传,以及若干主要取自伯拉纠 (Pelagius) 著作的序言;另有苏尔皮基乌斯·塞韦鲁斯 (Sulpicius Severus) 所著《图尔的圣马丁传》,附有一篇为抄写者代祷的简短连祷文。
九世纪,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 (John Scotus Erigena) 以其罕见却奇异的天才和泛神论思辨震动了教会;他于874年卒于法国。他具有爱尔兰人至今仍著称的敏捷应答之才。一次席间,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 问他,司各脱人 (Scot) 与蠢人 (Sot) 有何区别(quid distat inter Scottum et Sottum?),约翰回答:“陛下,不过隔着一张桌子罢了。”
§ 16. 爱尔兰臣服于英格兰与罗马的统治
奥古斯丁 (Augustin) 的罗马宣教团在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中取得成功,促使人们尝试将爱尔兰教会置于教皇的管辖之下,并强使其遵守罗马的礼仪。英格兰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来自班戈和爱奥那 (Iona) 的独立爱尔兰与苏格兰宣教士;但爱尔兰(以及德国)的罗马天主教化,却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英格兰。教皇何诺留 (Honorius)——后来因持有基督一志论 (Monothelite) 异端而被第六次大公会议定罪——于629年向爱尔兰教士发出劝告,要他们遵照罗马方式守复活节;不过,他并未采用权威命令的语气,而是以智慧与经验较为优越者的口吻说话。这是已知最早发给该国的教皇通谕。随后在马格莱内 (Magh-Lene) 召开了宗教会议,并派遣代表团前往教皇(以及东方三位牧首)处,查明国外守复活节的习惯。代表团在罗马受到格外优厚的礼遇,离国三年后归来,报告赞成罗马的历算周期;这套周期确实建立在较好的计算体系之上。于是,在博学的爱尔兰教士库米安 (Cummian) 的影响下,爱尔兰南部采用了它;库米安曾用整整一年研究这场争论。几年之后,当时爱尔兰最有学问的学者、阿马大主教兼院长托米安 (Thomian,623至661年在任),在与教皇通信之后,将罗马习惯引入北部,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威,以抗衡爱奥那院长的势力;后者的权力延及爱尔兰部分地区,并且坚决支持旧习。然而,最终院长亚当南 (Adamnan) 也在去世(704年)之前接受了罗马的做法。
威廉一世 (William I.) 在教皇认可之下进行的诺曼征服 (Norman conquest),使爱尔兰教会与罗马的联系更加密切(1066年)。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在致爱尔兰国王、教士与平信徒的通谕(1084年)中,大胆要求他们服从蒙福彼得的代理人,并邀请他们将一切需要仲裁的事务呈交于他。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大主教兰弗兰克 (Lanfranc) 和安瑟伦 (Anselm),以诺曼移民向他们求派主教和神父为理由,声称并行使对三个最重要海港——都柏林 (Dublin)、沃特福德 (Waterford) 和利默里克 (Limerick)——的某种监督权。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这些地方遵从罗马。教士独身制得到更普遍的推行,礼仪实现统一,众多主教区缩减为二十三个,分属两位大主教:北部归阿马,南部归卡舍尔 (Cashel);都柏林主教则获准继续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照管。这次为扩大教阶权势而进行的教制重组,约于1112年在拉斯布雷赛尔 (Rathbreasail) 宗教会议上完成;与会者有58位主教、317位神父、众多修士,以及国王默托·奥布赖恩 (Murtogh O’Brien) 和他的贵族。65
最后,在唯一登上教皇宝座的英格兰人阿德里安四世 (Adrian IV.) 的有力协助下,亨利二世 (Henry II.) 治下的英格兰入侵并征服了爱尔兰。在1155年一道奇特的诏书中,阿德里安为了教皇权的利益,认可并鼓励这场计划中的入侵,且送给国王一枚授封他为爱尔兰领主的戒指,呼吁这位淫纵的君主“根除”爱尔兰的“罪恶温床”,“扩展(罗马)教会的疆界”,并确保每户每年向圣彼得缴纳“一便士的年贡”(十二世纪一便士的价值,至少相当于我们今日货币的二至三先令)。66 亨利于1171年实施其计划,凭借强大的军力,轻易将因内战而衰弱分裂的整个爱尔兰民族置于不列颠统治之下,这一统治自此一直延续至今。阿马的一次宗教会议将这次征服视为对百姓罪恶、尤其是奴隶贸易的公义审判。主教们率先承认亨利,期望从外来政权中获益,因为这一政权使他们摆脱了本国的小暴君。1172年卡舍尔的一次宗教会议,除其他规定外,还命令此后爱尔兰各地的一切教会礼仪,都应遵照英格兰教会的规例。从此,教皇使节常驻爱尔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对自己统治范围的这一扩张极为欣喜,于1172年9月以同样假仁假义而傲慢的语气,颁布简函,确认阿德里安的诏书,并表示希望“这个野蛮民族”在亨利的治理下,能够达到“某种举止得体的程度”;他又写了三封书信——一封致亨利二世,一封致爱尔兰诸王与贵族,一封致该国教阶——命令爱尔兰服从英格兰,并命令两国都服从圣彼得的教座。67
§ 17. 苏格兰的归信:圣尼尼安与圣肯蒂格恩
参见§ 7所列斯基恩 (Skene,第二卷)、里夫斯 (Reeves)、麦克劳克兰 (McLauchan)、埃布拉德 (Ebrard)、坎宁安 (Cunningham) 的著作。
另参里夫斯博士 (Dr. Reeves):《历史所见的不列颠诸岛库尔迪派》(The Culdees of the British Islands as they appear in History),1864年。
乔斯·罗伯逊博士 (Dr. Jos. Robertson):《苏格兰教会法规》(Statuta Ecclesiae Scoticanae),1866年,2卷。
福布斯主教 (Bishop Forbes):《苏格兰圣徒历》(The Kalendars of Scottish Saints),爱丁堡 (Edinb.),1872年;《圣尼尼安与圣肯蒂格恩传》(Lives of S. Ninian and S. Kentigern),编纂于十二世纪(compiled in the 12th century),爱丁堡,1874年。
哈丹与斯塔布斯 (Haddan & Stubbs):《宗教会议与教会文献》(Councils and Ecclesiast. Docum.),第II卷,第I部分(牛津 [Oxf.],1873年),第103页及后。
十世纪以前,苏格兰 (Scotia) 包含在不列颠 (Britannia) 这一总称之内,与爱尔兰 (Hibernia) 相区别。罗马人称之为卡利多尼亚 (Caledonia),68 凯尔特人称之为阿尔班 (Alban);但直到十世纪,斯科舍 (Scotia) 这一名称仍为爱尔兰所专用。苏格兰的独立历史,始于九世纪苏格兰君主国的建立。起初,这是一个纯粹的凯尔特王国;但随着时间推移,撒克逊族 (Saxon) 及封建制度遍及全国,凯尔特各部族则退居山区和西部诸岛。Scot 和 Scotch 这两个称谓转而用于说英语的人民及其语言;而从前被称为苏格兰语 (Scotch) 的凯尔特语,则变得被称为爱尔兰语 (Irish)。
苏格兰的凯尔特历史充满传说,也是罗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主教制派与长老制派争战的场所;各方都声称这段历史支持各自的教义和教制。必须将它从库尔迪派 (Culdean) 争论的宗派问题中厘清出来。历史学家既不是论战者,也不是护教者,所求应当唯有真理。
德尔图良 (Tertullian) 说,不列颠有些罗马人未能征服的地方,已经归服基督。苏格兰人 (Scots) 和皮克特人 (Picts) 最早对基督教的认识,很可能来自英格兰;但他们与不列颠人 (Britons) 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罗马势力的衰退,都不利于任何宣教工作。
教皇塞莱斯廷 (Caelestius) 派帕拉迪乌斯 (Palladius) 到苏格兰宣教的记载,与同一位教皇派他到爱尔兰宣教的记载一样,模糊而不确定,而且与帕特里克的宣教活动严重混杂。从阿尔斯特 (Ulster) 东北部迁出的一支爱尔兰移民,原已因帕特里克而归信基督教,在五世纪末定居苏格兰,随后不断沿阿盖尔 (Argyle) 海岸扩展,远及马尔岛 (Mull) 和爱奥那岛,直到其进展为北方皮克特人所阻。
苏格兰教会史上第一个确切的事实,是四世纪末、狄奥多西 (Theodosius) 统治东方时期圣尼尼安 (St. Ninian) 的使徒工作。关于他的可靠资料很少。他是一位不列颠国王的儿子,早年便献身服事基督。他曾在罗马居留一段时间,教皇委派他在卡利多尼亚的异教徒中从事使徒工作;他也曾在高卢与图尔的主教马丁 (Martin of Tours) 相处。马丁在普里西利安派 (Priscillianists) 一案中,反对将异端处以死刑,尤其值得称许。尼尼安开始在今日苏格兰东部地区向南方皮克特人传福音。他在苏格兰西南边境海滨、加洛韦 (Galloway) 的惠特恩 (Whittern,又作 Quhithern、Witerna),建造了一座白石教堂,称为“白屋” (Candida Casa),奉献此堂以纪念当年(397年)去世的圣马丁。69 这就是“大修道院” (Magnum Monasterium),即罗斯纳特 (Rosnat) 修道院的起源;它对周围地区起了传播文明、敦化风俗的作用,每年都吸引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朝圣者前往圣尼尼安的圣祠。他的生平被赋予罗马天主教色彩,并以种种传说加以润饰。他使一个初生婴儿指认自己的生父,从而证明一位长老的清白,因为婴儿的母亲曾控告这位长老犯了强暴之罪;他使园中的韭葱和草蔬未到时令便长了出来;他用手杖平息海上的风浪;甚至他的遗物也能医治病人,洁净麻风病人,使恶人惊惧。他的传记作者艾尔雷德 (Ailred) 说:“借着这一切事,信徒的信心得以坚固,使基督得着颂赞和荣耀。”
圣肯蒂格恩 (St. Kentigern,卒于603年11月13日),又称圣芒戈 (St. Mungo,意为仁慈者),70 是格拉斯哥 (Glasgow) 的第一位主教;他在六世纪致力于坎伯兰 (Cumberland)、威尔士 (Wales) 和克莱德河 (Clyde) 沿岸居民的归信,并使背弃信仰的皮克特人重新归信。他是一位坎布里亚 (Cumbria),即斯特拉斯克莱德 (Strathclyde) 异教国王的外孙,母亲是基督徒,却未受洗。他创办了一所库尔迪派教士或非隐修修士的学院,并建立了几所教会。他穿着毛制苦衣和山羊皮衣,以面包和蔬菜为食,像雅各一样睡在岩榻上,以石为枕;夜间起身唱诗,清晨站在冰冷的溪水中诵读整部《诗篇》;大斋期退居荒野,以草根为生;受难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墓前守夜,复活节则欢欣快乐。他以沉默使人归信,比以言语所成就的更多;他使狼和牡鹿拉犁,使撒了沙子的田地长出谷物,使雨水不能沾湿他的衣服,还行了其他奇事,足以证明十二世纪那些传记作者的信心或迷信。乔斯林 (Jocelyn) 还记述,肯蒂格恩曾七次前往罗马,从教皇那里获得种种特权和圣经抄本。然而,在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些访问的任何痕迹;他对撒克逊宣教的关切,胜过对苏格兰宣教的关切。肯蒂格恩最初在霍尔德尔姆 (Holdelm,今霍达姆 Hoddam) 设立主教座,后来迁至格拉斯古 (Glasghu,即格拉斯哥)。他曾与圣哥伦巴 (St. Columba) 会面,并彼此交换牧杖。71 他活到一百八十五岁,于公元601至612年间去世(可能是603年)。72 他葬于格拉斯哥圣芒戈大教堂的地下墓室;该堂是苏格兰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大教堂。
圣卡斯伯特 (St. Cuthbert,卒于687年3月20日) 的生平由比德 (Bede) 撰写;他曾任著名的梅尔罗斯 (Mailros,即 Melrose) 修道院院长,后来任林迪斯法恩 (Lindisfarne) 主教,最后成为隐士。他是苏格兰另一位富有传说色彩的圣徒,不少教会或追溯为他所创,或以他的名字命名。73
§ 18. 圣哥伦巴与爱奥那修道院
约翰·贾米森 (John Jamieson,神学博士):《爱奥那古代库尔迪派及其在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各定居点的历史记述》(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ncient Culdees of Iona, and of their Settlements in Scotland, England, and Ireland)。爱丁堡 (Edinb.),1811年(第417页)。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西方修士》(La Moines d’ Occident),第III卷,第99–332页(巴黎,1868年)。
阿盖尔公爵 (The Duke of Argyll):《爱奥那》(Iona)。第2版,伦敦,1871年(149页
亚当南 (Adamnan):《海岛创建者圣哥伦巴传》(Life of St. Columba, Founder of Hy),由威廉·里夫斯 (William Reeves)(阿马〔Armagh〕座堂法政牧师)编辑,爱丁堡,1874年。(初为爱尔兰考古学会〔Irish Archaeolog. Society〕及班纳坦俱乐部〔Bannatyne Club〕印行,都柏林,1856年)。
斯基恩 (Skene):《凯尔特苏格兰》(Celtic Scotland),第II卷,第52页及后(爱丁堡,1877年)。参见§ 7的参考文献。
圣哥伦巴,或称哥伦基尔 (Columbcille,卒于597年6月9日),才是苏格兰真正的使徒。我们对他的了解,比对尼尼安和肯蒂格恩的了解更多。海岛 (Hy) 第九任院长亚当南(624–704年)的记述,写于哥伦巴去世后一百年,以可靠的记录和口头传承为依据,虽然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一篇颂辞。后来的传记作者像对待圣帕特里克一样,也给他染上了罗马天主教色彩。他出身于爱尔兰和不列颠达尔里阿达 (Dalriada) 的一个王族,约于公元521年生在多尼戈尔郡 (Donegal) 的加尔坦 (Gartan)。他受洗时得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科伦 (Colum),拉丁文作 Columba(鸽子,圣灵的象征);后来又加上了 cille(或 kill,即“教会的”,或“修室之鸽”),因为他经常参加公共崇拜,或更可能是因为他创立了许多教会。74 他进入圣芬尼安 (St. Finnian) 创办的克洛纳德 (Clonard) 修道院神学校,后来又进入都柏林附近的另一所修道院,并被按立为祭司。他于545年建立德里 (Derry) 的教会,553年建立达罗 (Darrow) 修道院,还建立了其他教会。他似乎终生都深深眷恋着故乡爱尔兰和德里修道院。在他的一首哀歌中——这些诗歌很可能经过后世某位爱尔兰吟游诗人出于爱国之情的润饰——他唱道:
“倘若斯科舍〔Scotia,即爱尔兰〕的一切贡赋都归我,
从它的腹地直到边疆,
我愿舍弃一切,只换一间小小修室,
在我美丽的德里。
为了它的安宁,为了它的纯洁,
为了那洁白的天使,
成群结队,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
我爱我美丽的德里。
为了它的宁静与纯洁,
为了天上的天使来来往往,
在橡树的每片叶子下,
我爱我美丽的德里。
我的德里,我美丽的橡树林,
我亲爱的小修室与居所,
啊,在高天之上的上帝!
愿亵渎它的人受咒诅。
可爱的是达罗 (Durrow) 与德里,
可爱的是纯洁的拉福 (Raphoe),
可爱的是肥沃的德拉姆霍姆 (Drumhome),
可爱的是索兹 (Sords) 与凯尔斯 (Kells)!
但对我更甘美、更秀丽的,
是海鸥啼鸣的咸海,
当我从远方来到德里,
它对我更甘美、更亲切——
对我更甘美。”75
563年,哥伦巴四十二岁时,受旅行热忱和传播基督教的热心所驱使,76 与十二位同作使徒的伙伴航往苏格兰西部,可能是应一位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地方国王之邀。他获赠海岛 (Hy),通常称为爱奥那 (Iona),77 位于苏格兰西海岸附近、奥本 (Oban) 以西约五十英里处。这是一座环境严酷的岛屿,长三英里半,宽一英里半,一部分已开垦,一部分覆盖着山地牧场、幽僻谷地、沼泽和岩石;现属阿盖尔公爵所有,约有三百名新教居民,一所国立长老会教会,以及一所自由教会。邻近的斯塔法岛 (Staffa) 虽然较小,且无人居住,却更能引起普通游客的兴趣;岛上的芬格尔洞 (Fingal’s Cave) 是大自然建筑艺术最奇妙的范例之一,形似哥特式大教堂,高66英尺,宽42英尺,长227英尺,由雄伟的玄武岩柱、拱形顶和朝向大洋敞开的门户组成;海浪连续不断地涌入涌出,在这座独一无二的自然殿堂中奏响庄严的颂歌。哥伦巴和他的修士同伴在四处宣教时,必定曾从这里经过;然而,他们专注于天上的事,无暇观看地上的奇观,这洞穴直到1772年才较为世人所知。这些岛屿在六世纪的面貌与今日相同,惟有当时的树林如今已不复存在。沃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 在《群岛之主》(Lord of the Isles) 中,以诗歌的魅力笼罩了赫布里底群岛 (Hebridean archipelago);苏格兰的基督教化,正是从这里发端的。78
由于哥伦巴及其继承者的劳苦,爱奥那成为基督教宣教史上最令人敬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它是异教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些极北之地的英勇宣教士,在严酷的气候中,冒着强盗和野兽的危险,舍己热忱,将一生献给野蛮人的归信;他们这样的热心,我们实在无法充分想象。哥伦巴和他的朋友没有留下石木的纪念物;如今指给人看的,只有岛南他当年登陆的地点,以及安放过他与仆人遗体的那具空石棺;他的遗骨后来迁到了邓凯尔德 (Dunkeld)。十世纪,凶悍的丹麦人和挪威人摧毁了古修道院,杀害了修士。爱奥那现存的遗迹——一座大教堂、一座礼拜堂、一所女修道院、一片有许多苏格兰、挪威和爱尔兰国王墓碑的墓地,以及三座非凡的雕花十字架;据一项模糊的传说,宗教改革时期破除圣像的热忱曾使三百六十座十字架被投入海中,只留下这三座——全都属于继最初的凯尔特基督教之后的罗马天主教时期;这一时期承袭了前者的声名。在中世纪,爱奥那犹如北方的耶路撒冷,朝圣者喜爱到此敬拜,国王和贵族也盼望葬在这里。著名的约翰逊博士 (Dr. Johnson) 在赫布里底群岛游历期间,临近爱奥那时,感到自己的虔敬之心愈加炽热。任何热爱宣教的人,若来到这处几乎终年笼罩在雾中的孤寂之地,都会重新受到激励,对福音最终胜过一切障碍充满盼望。79
哥伦巴 (Columba) 抵达爱奥那 (Iona),标志着苏格兰凯尔特教会的开端。当时,这座岛位于皮克特人 (Picts) 与斯科特人 (Scots) 辖境的交界处,是向这两个民族开展宣教工作的便利基地。斯科特人名义上已经是基督徒,却仍需坚固;皮克特人则仍是异教徒,因涂绘身体、赤身作战而得名。哥伦巴首先将自己的热忱倾注于皮克特人;他到布鲁德王 (King Brude) 的堡垒拜访他,赢得了他的敬重,并得到他的合作,在其人民中建立基督教。“他既以言语,也以榜样使他们归信”(比德〔Bede〕)。他亲自或通过门徒,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建立了许多教会与修道院。80 他也卷入了当时频繁发生的战争,那时甚至妇女也被要求协助作战;他还利用军事力量来推翻异教。他动辄施行绝罚,有一次甚至一面咒诅,一面追赶一个劫掠者进入海中,直到海水淹及自己的膝盖。然而,这些粗暴的做法并未妨碍人们尊崇他的名。他不过是本国同胞的一个典型代表。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说:“他具有这个民族喜好漫游的倾向,以及热烈、躁动、甚至好争吵的性情。”他具有“perfervidum ingenium Scotorum”,即“斯科特人极其炽烈的性情”。他富有男子气概,身材高大,容貌俊美,活动不息,嗓音洪亮而传得很远;吟诵大卫的诗篇时,声如洪钟,字字清晰。他能辨识天气的征兆。亚当南 (Adamnan) 称他有天使般的面容、先知般的预知能力,并能施行与基督所行同样伟大的神迹,例如在无酒可得时,为举行圣餐而变水为酒,变苦果为甜果,使磐石出水,平息海上的风暴,以及医治许多疾病。他的传记不提供确凿的事实,反倒充斥着虚构的传说,并以孩童般的轻信加以讲述。奥唐纳 (O’Donnell) 的传记更进一步:连哥伦巴偶然遗落在爱奥那海岸上的牧杖,也因他的祈祷而渡海而来,在他于爱尔兰某处登陆时,迎上了这位因失杖而愁闷的主人。81
哥伦巴在教堂里作午夜祈祷时,死于祭坛旁。有几首诗被归于他的名下,其中一首赞美他所选定岛屿的自然美景;另有一部类似圣本笃 (St. Benedict) 会规的修道规章,也被认为出自他手。不过,威尔弗里德 (Wilfrid) 在惠特比会议 (synod of Whitby) 上所说的哥伦巴的“regula ac praecepta”(规章与训诫),大概指的是纪律或惯例,而非成文的会规。82
哥伦巴在爱奥那设立的教会机构,属于爱尔兰教会的第二时期,即修道时期,并且是该教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团体由一百五十人组成,遵守修道会规。居于首位的是一位具有长老身份的院长,他治理整个教省,甚至管辖主教,尽管主教施行按立的职能仍获承认。83 修士们共同生活,组成一个弟兄之家。他们分为三类:年长者负责宗教礼仪、教导和抄写圣经;中年者是劳作弟兄,从事耕种、照料牲畜及家务劳动;青年则是接受教导的学生。他们的衣着包括白色的 tunica,即内衣,以及羊毛制的 camilla,即外衣,并配有兜帽。食物是面包、牛奶、鸡蛋和鱼,主日及节期则吃羊肉或牛肉。他们的教义观点,以及关于复活节日期和剃发式的教会习俗,与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相同,有别于奥古斯丁 (Augustin) 在撒克逊人 (Saxons) 中引入的罗马制度。84
比德说,爱奥那修道院长期在皮克特人和北方斯科特人的修道院及教会中居于首位。他又说,哥伦巴的继承者以节制、爱上帝和严格遵守纪律规章著称,尽管他们“在推算这一重大节期(复活节)时,采用了不可靠的周期,因为他们远离其余的世界,也无人向他们提供有关守逾越节的会议法令;所以,他们只实行自己能够从先知、福音和使徒的著作中学到的虔敬与贞洁之事。他们遵守复活节的这种方式延续了一百五十年,直到我主道成肉身后的715年。”85
哥伦巴的第九位继任者亚当南(卒于704年),因一次造访撒克逊人,遂改按罗马教会的方式遵守复活节;但他的弟兄们拒绝随他作此改变。他死后,爱奥那团体在复活节问题上发生分裂,直到715年,坚持旧俗的哥伦巴派修士奉王命被逐。随着这次驱逐,爱奥那在皮克特王国中的首要地位也告终结。
修道院式的教会或遭解体,或被置于世俗教士的圣统制之下。
§ 19. 库尔迪派
八世纪,哥伦巴派修士被逐出皮克特王国之后,Culdee、Ceile De 或 Kaledei(库尔迪)这一名称才首次见于历史,并引起了许多争论和站不住脚的理论。86 其词源未定,但大概意为上帝的仆人或敬拜者。87 这一名称用于那些完全与社会隔绝、追求完美圣洁的隐修士。他们继哥伦巴派修士而起,后来结成隐修团体,最终与世俗教士一同被纳入教士会规之下,以致库尔迪这个名称最后几乎成了世俗座堂教士的同义词。
库尔迪这一名称曾被不恰当地用于整个凯尔特教会,并有人据此宣称该教会具有更高的纯洁性。
毫无疑问,苏格兰的哥伦巴派教会或凯尔特教会,以及早期的爱尔兰教会和不列颠教会,在许多方面都与中世纪及近代的罗马教会不同,代表了一种较为简单、却在宣教上极为活跃的基督教类型。
古代凯尔特教会有别于罗马教会的主要特点如下:
独立于教皇。爱奥那是它的罗马;爱奥那的院长,以及后来的邓凯尔德 (Dunkeld) 院长,虽仅有长老身份,却治理整个苏格兰。
修道制度居于至高地位,却与世俗生活相混合,也不受独身誓愿的约束;而在罗马教会,修道制度则从属于世俗教士的圣统制。
主教没有教区、管辖权和承继体系。
庆祝复活节的日期不同。
剃发式不同。
也有人断言,凯尔特人或库尔迪派反对耳语告解、对圣徒与圣像的敬拜、炼狱、变质说和七件圣礼,因此他们是新教的先驱。
但这一推论并无根据。不知道某种错误是一回事,凭借更高的认识而拒绝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其差别与其说在精神,不如说在形式。凯尔特教会由于远离欧洲大陆,与之隔绝,虽然在宣教的热忱与成效上胜过高卢 (Gaul) 和意大利的教会——至少在六、七世纪如此——在其他方面却落在它们之后,无论在真理还是在错误上,都停留于较早的发展阶段。然而,在那个时期,两者的总体性质和倾向,都与新教基督教的精神本质上不同。我们在凯尔特人中发现同样、甚至更甚的对修道制度与禁欲主义的热爱,同样对不可置信之神迹的迷信,同样对圣物的崇敬(如哥伦巴和艾丹〔Aidan〕的遗骨,几个世纪间被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同样对外在形式与礼仪一丝不苟而狭隘的热心(例如仅仅关乎复活节日期的遵守,以及修士的剃发方式);唯一的差别在于,凯尔特教会坚持一种较古老、缺陷更多的历法,并采用半圆形而非圆形的剃发式。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凯尔特教会对基督徒自由,或对新教任何明确而独特的原则,具有更高的认识,例如圣经相对于传统的绝对至上地位、不靠行为的因信称称义,或全体信徒皆为祭司。88
因此,既然凯尔特教会的特点仅仅源于它与基督教历史主流的隔绝,那么罗马最终的胜利,尽管伴随着种种弊害,总体而言仍是向前的进步。此外,在九、十世纪的黑暗时期,以及丹麦人入侵所造成的破坏与瓦解影响之下,库尔迪派退化为怠惰停滞的状态。十一世纪时,他们仍然存在,并经常因土地财产、什一奉献及其他切身利益问题与罗马教士争斗,却不是为了教义或基督徒生活方面的问题。圣安德鲁斯 (St. Andrews)、邓凯尔德、邓布兰 (Dunblane) 和布里金 (Brechin) 的古老库尔迪修院,都被改为主教的座堂教士会,享有选举主教的权利。已婚的库尔迪教士逐渐被律修教士 (Canons-Regular) 取代。他们在布里金延续最久,但在十三世纪也消失了。库尔迪派的衰落成了罗马的机会。与较文明的国家保持联系的撒克逊司祭和修士十分活跃,积极扩张,兴建大教堂、修道院和医院,并取得土地。
§ 20. 凯尔特教会的消亡与大卫一世治下罗马的胜利
苏格兰教会历史的转折点,是虔诚的撒克逊王后圣玛格丽特 (St. Margaret) 在位的时期(1070—1093年);她是苏格兰最优秀的王后之一。她对不识字的丈夫马尔科姆三世 (Malcolm III.) 及诸子有着无限的影响。她极为仁慈,克己舍己,熟谙圣经,热心革除弊端,又惯于过度禁食,以致体质受损,早早离世。“在圣玛格丽特身上,我们看见了她那个时代精神的化身。何等炫耀的谦卑,何等慷慨的施舍,何等恳切的祈祷!这是何等的虔诚,只可惜未能摆脱迷信的玷污!库尔迪派无精打采,懒惰懈怠,她却行善不倦。库尔迪派与她辩论,却因无知而败下阵来。死亡不能与生命抗衡。印第安人随着白人的推进而消失。凯尔特的库尔迪教士也随着撒克逊司祭的脚步而消失。”89
这一变革,是通过与诺曼诸王对待爱尔兰相同的政策实现的。教会的基础由部族改为地域,旧有的部族教会及其修道院管辖权和仅具职能的主教制,被堂区制度和教区主教制所取代。此外,罗马教会的各大修会被引入,并建立大型修道院,作为抗衡原有势力的中心。最后,库尔迪教士由世俗座堂教士改为律修教士,从而被纳入罗马制度。公元1107年,图尔戈 (Turgot) 被任命为圣安德鲁斯主教时,“凯勒迪 (Keledei) 在整个苏格兰王国的一切权利,都转归圣安德鲁斯主教区。”
自玛格丽特王后时代起,撒克逊人和诺曼人便源源不断地涌入苏格兰,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移民。他们有时通过王室赐予,有时通过婚姻,迅速取得了从特威德河 (Tweed) 到彭特兰湾 (Pentland Firth) 一带最肥沃的地区。苏格兰几乎所有贵族家族,都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这些移民。他们带来了英格兰的文明与宗教。
玛格丽特的诸子及继承者以丰厚的捐赠充实教会。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设立了马里 (Moray) 和邓凯尔德 (Dunkeld) 两个主教区。他的弟弟大卫一世 (David I.) 是马尔科姆三世的第六子,1110年娶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的侄孙女莫德 (Maud) 为妻,1124至1153年统治苏格兰;他设立了罗斯 (Ross)、阿伯丁 (Aberdeen)、凯斯内斯 (Caithness) 和布里金 (Brechin) 等主教区,以及若干修道院和宗教院舍。贵族效法他,慷慨资助教会和圣职阶层,以致数世纪间,全国财富的一半转入教士手中,而全部学问当时也为他们所掌握。
大卫在位后期,一场针对库尔迪派 (Culdee) 各机构的猛烈讨伐开始了,从圣安德鲁斯 (St. Andrews) 一直延伸到爱奥那 (Iona),直到这个名称本身也逐渐消失;最后一次提及是在1332年,当时在选举主教时,又重复了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惯用措辞。
古老的凯尔特教会就这样走到了尽头,除了散见各处、昔日曾为教堂的无顶残墙,以及许多古老墓地以外,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人们仍执意使用这些墓地,其中偶尔可见一座古老的凯尔特十字架,诉说着它昔日的光景。“其余一切都已消失;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它们历史的记录,仅是在古老历书中保存下来的创立这些教会的圣徒之名,旧教堂附近以他们命名的泉水,在他们的纪念日举行、年代已不可考的乡村集市,以及散见各处的几个世俗家庭。这些家庭作为相传为教会创始者的牧杖或其他遗物的世袭保管人,持有少量土地,也保留着该教会的一点管辖权残余。”90
II. 法国、德国及邻近诸国的归信
一般文献
I. 基督教传入以前的德国。
塔西佗 (Tacitus):《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第2、9、11、27、39—45章;《编年史》(Annal.),XIII. 57;《历史》(Hist.),IV. 64。
雅各布·格林 (Jac. Grimm):《德意志神话》(Deutsche, Mythologie)。哥廷根 (Göttingen),第2版,1854年,2卷。
A. F. 奥扎南 (A. F. Ozanam):《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日耳曼人》(Les Germains avant le christianisme)。巴黎 (Par.),1847年。
K. 西姆罗克 (K. Simrock):《德意志神话》(Deutsche Mythologie)。波恩 (Bonn),第2版,1864年。
A. 普朗克 (A. Planck):《德意志人的诸神与神明信仰》(Die Götter und der Gottesglaube der Deutschen)。载《德意志神学年鉴》(Jahrb. für Deutsche Theol.),1866年,第1期。
- 德国的基督教化。
F. W. 雷特贝格 (F. W. Rettberg):《德国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哥廷根 (Göttingen),1846—1848年,2卷。
C. J. 赫费勒 (C. J. Hefele,罗马天主教徒):《基督教传入德国西南部史》(Geschichte der Einführung des Christenthums im südwestl. Deutschland)。图宾根 (Tübingen),1837年。
H. 吕克特 (H. Rückert):《德意志民族脱离异教过渡时期的文化史》(Cultu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in der Zeit des Uebergangs aus dem Heidenthum)。莱比锡 (Leipz.),1853年,2卷。
W. 克拉夫特 (W. Krafft):《日耳曼诸民族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er German. Völker)。柏林 (Berlin),1854年。(第1卷。)
希默尔 (Hiemer,罗马天主教徒):《基督教传入德意志诸邦》(Einführung des Christenthums in Deutschen Landen)。沙夫豪森 (Schaffhausen),1857年及后,4卷。
蒙塔朗贝尔伯爵 (Count de Montalembert,罗马天主教徒):《从圣本笃到圣伯纳德的西方修士》(The Monks of the West from St. Benedict to St. Bernard)。爱丁堡 (Edinb.)、伦敦 (Lond.),1861年及后,7卷。
I. 弗里德里希 (I. Friedrich,罗马天主教徒,1870年起为旧天主教徒):《德国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雷根斯堡 (Regensb.),1866、1869年,2卷。
查尔斯·梅里韦尔 (Charles Merivale):《西方的归信》(Conversion of the West),《欧洲大陆的条顿人》(The Continental Teutons)。伦敦 (London),1878年。(通俗著作。)
G. 克尔伯 (G. Körber):《基督教在巴登南部的传播》(Die Ausbreitung des Christenthums im südlichen Baden)。海德堡 (Heidelb.),1878年。
R. 克鲁埃尔 (R. Cruel):《中世纪德语讲道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digt im Mittelalter)。代特莫尔德 (Detmold),1879年。(第I、II章。)
§ 21. 哥特人及其他日耳曼部族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
I. 乌尔斐拉 (Wulfila) 哥特语圣经译本残篇的各版:H. C. 冯·德·加贝伦茨 (H. C. von der Gabelenz) 与 J. 勒贝 (J. Loebe) 编,莱比锡 (Leipz.),1836—1846年;马斯曼 (Massmann) 编,1855—1857年;E. 伯恩哈特 (E. Bernhardt) 编,1875年(附希腊原文和注释);施塔姆 (Stamm) 编,第7版,1878年;以及乌普斯特伦 (Uppström) 编影印本,1854—1868年。另见《乌尔斐拉著作集》(Ulphilae Opera),以及沙弗 (Schaff)《希腊文新约指南》(Compan. to Gr. Test.),第150页。
《乌尔斐拉著作集》(Ulphilae Opera)(《哥特语圣经译本》,Versio Bibliorum Gothica),载米涅 (Migne)《教父集》(Patrolog.),第XVIII卷,第462—1559页(附哥特语词汇表)。
- G. 魏茨 (G. Waitz):《论乌尔斐拉的生平与教导》(Ueber das Leben und die Lehre des Ulfila)。汉诺威 (Hanover),1840年。
W. 贝塞尔 (W. Bessel):《乌尔斐拉的生平与哥特人归信基督教》(Das Leben des Ulfilas und die Bekehrung der Gothen zum Christenthum)。哥廷根 (Götting.),1860年。
W. 克拉夫特 (W. Krafft):前引书 (l.c.),I. 213—326;以及《论乌尔斐拉阿里乌主义的根源》(De Fontibus Ulfilae Arianismi),1860年。
A. 赫尔费里希 (A. Helfferich):《西哥特阿里乌主义与西班牙异端史》(Der west-gothische Arianismus und die spanische Ketzergeschichte)。柏林 (Berlin),1860年。
现在我们转而论述欧洲大陆条顿人 (Teutons) 的归信,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境内的条顿人。
日耳曼或条顿民族最早大规模归信基督教,是在哥特人 (Goths) 中间,时值阿里乌主义 (Arianism) 在东罗马帝国势力鼎盛之际。主要的传播者是教士和其他战俘,哥特人在侵袭罗马帝国各行省时将他们掳走,后来因他们的德行及其被认为拥有的行神迹能力,逐渐对他们产生敬爱之情。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与哥特人建立了友好关系;据优西比乌 (Eusebius) 和苏格拉底 (Socrates) 记述,他使他们归服了基督的十字架。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已经建立了某种教会组织。325年尼西亚会议 (Council of Nicaea) 的教父名单中,提到了哥特人的一位主教提阿非罗 (Theophilus)。
哥特人真正的使徒是乌尔斐拉 (Ulifilas),91他于348年在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被祝圣为主教,381年卒于该地,享年七十岁。他创制了哥特字母,并将圣经译成哥特语;但他是阿里乌派,确切地说,是半阿里乌派 (semi-Arian),将基督看作次等的神,而将圣灵仅仅看作使人成圣的能力。92
阿里乌主义在西哥特人 (Visigoths)、东哥特人 (Ostrogoths)、勃艮第人 (Burgundians) 和汪达尔人 (Vandals) 中间传播得极为迅速。然而,日耳曼人接受这种异端形式的基督教,与其说出于偏爱和确信,不如说出于偶然;他们一旦认识正统信仰,阿里乌主义便很快让位于它。著名的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 (Alaric) 攻占罗马时(410年),对这座城市表现出显著的宽容;奥古斯丁将此归因于基督教信仰即使以异端形式存在仍具有的影响,这是公允的。条顿诸部族中最粗野的汪达尔人却是例外;他们猛烈逼迫北非的正统基督徒(自430年起),使这片曾经繁荣的大公教会园地、圣奥古斯丁不朽劳作的场所沦为荒凉。他们的王国在查士丁尼 (Justinian) 治下被摧毁(534年),但大公教会再未从废墟中复兴,衰弱的余民又被伊斯兰教 (Islâm) 的刀剑征服(670年)。
金口约翰 (Chrysostom) 曾作出可贵的努力,要使东方的哥特人从阿里乌主义转归大公信仰,但这项传教事业在他去世后(407年)便停止了。
法兰克人 (Franks) 归信大公基督教,加上种种政治形势,促使其他日耳曼部族放弃了阿里乌主义。由莱茵河 (Rhine) 一带扩展至罗讷河 (Rhone) 和索恩河 (Saone) 流域的勃艮第人,于517年接受大公基督教,534年并入法兰西王国。由德国东部扩展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苏维汇人 (Suevi),于550年接受大公信仰。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在其国王、大公教徒雷卡雷德 (Reccared the Catholic) 的带领下,于公元589年的第三次托莱多会议 (Council of Toledo) 上签署了一份正统信经;但哥特人的最后一位国王罗德里克 (Roderic),却在公元711年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 (Xeres de la Frontera) 的血战中,被从非洲闯入西班牙的撒拉森人 (Saracens) 击败。
阿里乌主义最后的堡垒是伦戈巴德人 (Longobards),或称伦巴第人 (Lombards);他们征服了意大利北部(至今仍称伦巴第),起初还逼迫大公教徒。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590—616年) 和信奉大公信仰的王后狄奥德琳德 (Theodelinde,卒于625年) 的明智影响下,他们归向了正统信仰。王后的丈夫阿吉卢尔夫 (Agilulf,590—616年) 仍是阿里乌派,却允许儿子阿德尔瓦尔德 (Adelwald) 在大公教会中受洗并受教养。其后虽有阿里乌派的反扑,但大公信仰在格里莫阿尔德 (Grimoald,662—671年) 和利乌特普兰德 (Liutprand,773—774年) 治下取得了胜利。八世纪末叶,丕平 (Pepin) 和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为了法国和教皇权的利益,终结了伦巴第人延续约二百年的独立地位,并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转交东罗马帝国和教皇。在这些斗争中,教皇出于圣统制的利益,当时就已反对意大利的政治统一(此后也一直如此),因而援助法兰克人,并坐收其利。
§ 22. 克洛维与法兰克人的归信
图尔的格列高利 (Gregorius Turonensis,卒于595年):《法兰克人教会史》(Historia Francorum Eccles.)(记事至公元591年)。
J. W. 勒贝尔 (J. W. Löbell):《图尔的格列高利及其时代》(Gregor von Tours und seine Zeit)。莱比锡 (Leipz.),1839年。
A. 蒂耶里 (A. Thierry):《墨洛温时代纪事》(Recits des temps Merovingiens)。巴黎 (Par.),1842年,2卷。
F. W. 雷特贝格 (F. W. Rettberg):《德国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哥廷根 (Gött.),1846年,I. 258—278。
科恩哈克 (Kornhack):《墨洛温王朝治下的法兰克人史》(Geschichte der Franken unter den Merovingern)。格赖夫斯瓦尔德 (Greifsw.),1863年。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前引书 (l.c.),II. 219及后。
另参亨利·马丁 (Henri Martin):《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詹姆斯·斯蒂芬爵士 (Sir James Stephen):《法国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France)(伦敦,Lond.,1859年);基佐 (Guizot):《法国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 en France)(1830年及后),以及他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1870年。
萨利安法兰克人 (Salian Franks) 是条顿诸部族中最早归信大公或正统基督教的。因此,教皇称法国君主为“教会的长子”;克洛维 (Clovis) 受洗之地兰斯 (Rheims),则成为直至查理十世 (Charles X.,1824年) 为止大多数法国国王接受祝圣的圣城。93法兰克人的归信,为其他日耳曼民族中阿里乌异端的衰亡,以及教皇权在查理大帝治下的日耳曼帝国中获胜,铺平了道路。
当日耳曼蛮族侵入高卢 (Gaul)、注入新鲜血液之时,高卢古老的罗马文明虽名义上是基督教文明,却已病入膏肓。若干野蛮部族,甚至匈奴人 (Huns),像暴风一般席卷高卢,留下满目荒凉;但法兰克人却定居下来,将高卢变成了法兰西,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将不列颠变成英格兰一样。他们征服了高卢-罗马人 (Gallo-Romans),残酷地掠夺他们,并在东北各地区几乎将他们灭绝。在接受被征服民族的基督教以前,他们先学会了这个民族的恶习。亨利·马丁说:94“蛮族统治最大的祸害,也许是那些贪婪而腐败的罗马人的影响;他们设法钻营,取得了新主人的信任。”蒙塔朗贝尔认为,异教的日耳曼人在原有的残暴之外,又添上种种压迫手段,以及愈益精巧的淫荡和背信伎俩,其根源正是这些堕落的基督徒。“蛮族与罗马世界的接触,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因为帝国治下的罗马世界已经如此腐败。他们带来了刚健的美德,而被征服的民族甚至连对这些美德的记忆也已丧失;然而,他们同时也染上了卑劣而富于传染性的恶习,这些恶习在日耳曼世界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基督教;但在顺服其有益影响以前,他们已有时间沉溺于一种文明的一切卑鄙与淫乱之中,而这种文明早在被征服以前,就已腐化了。古代日耳曼人的家长制统治,无论在他们与子女、奴隶的关系中,还是在他们与首领的关系中,原都独具特色,如今却在接触这种具有传染性的堕落之后崩溃了。”95
萨利安法兰克人的归信,是在其常胜国王克洛德维希或克洛维 (Chlodwig or Clovis,Ludovicus,Louis) 的带领下发生的。他是希尔德里克 (Childeric) 之子、梅罗维希 (Merovig) 之孙(墨洛温王朝之名即由此而来)。他自481年在位,直至511年去世。法国帝国及其政体和法律的历史,以及法兰西民族及其宗教和道德习惯的历史,都是从他开始的。他于493年娶了基督徒公主克洛蒂尔达 (Chlotilda),即勃艮第国王的女儿,并准许自己的孩子受洗。在科隆 (Cologne) 附近的托尔比亚克 (Tolbiac),96他为抵御阿勒曼尼人 (Allemanni) 的入侵而面临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战前,他先求告自己的诸神,继而向耶稣基督祈求援助,并许诺若得胜,就与自己的战士一同受洗。胜利之后,他接受了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 (Remigius) 的教导。当他听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时,便喊道:“但愿当时我和我勇敢的法兰克人在那里,为他报仇!”496年圣诞节,他在兰斯大教堂前走入洗礼池,他的三千名战士也跟随他进去,仿佛进入乐园的欢欣之中。“当他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从水中上来时,人们仿佛可以看见十四个世纪的帝国随他们一同兴起;全副骑士阵容、绵延的十字军东征、学府中深邃的哲学,一言以蔽之,后世所有的英雄气概、所有的自由、所有的学问,都随之兴起。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在世界上开始它的历程——这民族就是法兰克人。”97
然而,宗教的改变,对克洛维及其后裔的品格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全无影响;他们的历史因种种骇人罪行而蒙上污点。墨洛温王朝的人物半是猛虎、半是羔羊,以惊人的速度,从可怕的屠杀转向激情洋溢的悔罪表白,又从告解室返回,肆意发泄其天性中的残暴。图尔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Tours) 和欣克马尔 (Hincmar) 这些圣洁的传记作者,都如实记述了克洛维的罪行;他们鉴于他对宗教的贡献,觉得不必为他作任何辩解。圣雷米吉乌斯甚至劝他发动征服西哥特人 (Visigoths) 的战争,因为他们是阿里乌派。
一位杰出的法国天主教徒说:98“法兰克人是可悲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尊重大公信仰的自由,并在外表上承认这信仰,却毫无顾忌地违犯它的一切诫命,同时也违犯最基本的人道法则。在某位圣洁的殉道者或认信者墓前俯伏之后,在选出一位无可指摘的主教而显出不凡之后,在恭敬地聆听一位主教或修士的声音之后,我们看见他们时而暴怒发作,时而冷酷施虐,任其野蛮天性中的邪恶本能尽情奔放。他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在家庭悲剧、骨肉相残的处决和暗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克洛维开了先例,这些罪行又在他儿子和孙子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多妻与背誓同半异教的迷信交织在一起。读这些血腥的传记,其间只有信仰或谦卑的几线微光偶尔闪现,实在难以相信他们在接受基督教时,曾放弃过任何一种异教恶习,或采纳过任何一种基督徒的美德。
“教会奋起抗争并取得胜利的,正是这种灵魂的野蛮;它远比举止的粗鄙和暴力更为可怕。在这些可怖的混乱之中,在腐败与凶暴的双重浊流之中,基督徒圣洁生活的纯净而灿烂的光辉即将升起。但俗世教士本身也沾染了这两个种族普遍的道德败坏,不足以胜任这一任务。他们需要修道大军强有力的援助,而这股力量很快便占据了优势。这援助并未落空:教会与法国都应归功于它,因为基督教文明靠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胜过了一个比罗马或拜占庭那些堕落的臣民更难制服的种族。当来自北方的法兰克人完成对高卢的征服时,本笃会修士正要从南方前来,在日耳曼蛮族的征服之上,建立一种和平而有益的统治。这两股文明教化能力悬殊的力量彼此会合、联合,注定要对我国的未来发挥支配性的影响。”
在这些本笃会修士中,圣毛鲁斯 (St. Maurus) 占有最显著的地位。他在圣本笃 (St. Benedict) 去世以前(约540年),与四位同伴离开了卡西诺山 (Monte Casino),翻越阿尔卑斯山,在卢瓦尔河 (Loire) 畔建立了格朗弗伊 (Glanfeuil),即法国第一所本笃会修道院;一千多年后,那群以最佳教父著作版本及其他神学著述使教会大为受益的杰出学者,便以他的名字为名。99他曾与国王提奥德贝特 (Theodebert,克洛维之孙) 会面,受到极其恭敬的款待,并获赐大片王室领地。修道机构很快增多,大大促进了法国的文明教化。100
§ 23. 哥伦巴努与欧洲大陆上的爱尔兰宣教士
I. 史料
哥伦巴努 (Columbanus) 的著作,见帕特里克·弗莱明 (Patrick Fleming) 的《神圣文献汇编》(Collectanea sacra)(鲁汶,Lovanii,1667年),及米涅 (Migne):《教父学》(Patrolog.),第87卷,第1013–1055页。约拿斯 (Jonas) 所著的哥伦巴努传,见《本笃会圣徒行传》(Acta Sanct. Ord. Bened.),第II卷,第II部分,第2–26页。(亦收入弗莱明的《汇编》〔Coll.〕。)
II. 论著
拉尼根 (Lanigan,R. K.):《爱尔兰教会史》(Eccles. Hist. of Ireland)(1829年),II. 263及后。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西方修士》(Monks of the West),II. 397及后。
Ph. 赫伯 (Ph. Heber):《加洛林王朝以前莱茵河畔的信仰英雄》(Die vorkarolingischen Glaubenshelden am Rhein),1867年。
吕托尔夫 (Lütolf,R.C.):《圣加尔以前瑞士的信仰使者》(Die Glaubensboten der Schweiz vor St. Gallus)。卢塞恩 (Luzern),1871年。
埃布拉德 (Ebrard):《爱尔兰—苏格兰宣教教会》(Die iroschottische Missionskirche)(1873年),第25–31、284–340页。
基伦 (Killen):《爱尔兰教会史》(Ecclesiast. Hist. of Ireland)(1875年),I. 41及后。
W. 史密斯 (W. Smith) 与 H. 韦斯 (H. Wace):《基督教人物传记辞典》(Dict. Christ. Biography)(1877年),I. 605–607。
G. 赫特尔 (G. Hertel):《论圣哥伦巴的生平与工作,尤其是他的修道院规》(Ueber des heil. Columba Leben und Wirken, besonders seine Klosterregel)。载《历史神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Hist. Theol.),1875年,第396页;另有一文载布里格尔 (Brieger) 主编的《教会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1879年,第145页。
当拉丁本笃会修士从南方逐步深入法国腹地时,凯尔特 (Keltic) 宣教士则从西方把他们独立的基督教带到法国北部、莱茵河两岸、瑞士和伦巴第 (Lombardy);但罗马宣教士与他们抗衡,最终不仅在不列颠诸岛,也在法国和德国取得了支配权。
圣哥伦巴努 (St. Columbanus)101是前往欧洲大陆的爱尔兰宣教士的先驱。他在博比奥 (Bobbio) 的修道院中有一位修士约拿斯,为他写了一部极为详尽的传记。他于公元543年生于伦斯特 (Leinster);同年,他那著名的修道先驱圣本笃在卡西诺山去世。他在唐郡 (Down) 沿海的班戈 (Bangor) 修道院,受圣康加尔 (St. Comgall) 的指导而接受训练。他满怀宣教热忱,与十二位同伴离开故土,于590年102或585年103渡海前往高卢,比奥古斯丁抵达英格兰早了数年。他发现该地已被战争蹂躏得满目疮痍;基督徒的美德与纪律几乎荡然无存。他四处行走了数年,传道,并以谦卑和仁爱作榜样。他常一连几个星期,除了野草和野莓以外,不吃别的食物。他最喜爱树林与洞穴中的幽静生活,在那里,连动物也听从他的声音,接受他的抚摸。在勃艮第 (Burgundy),他受到克洛维的孙子之一、国王贡特朗 (Gontran) 的友善接待;他拒绝了所赠的财富,在孚日山脉 (Vosges) 选择了一处幽静的隐居之所,起初住在安讷格雷 (Annegray) 一座废弃的罗马堡垒中,后来迁到吕克瑟伊 (Luxeuil,Luxovium)。他在这里,即勃艮第与奥斯特拉西亚 (Austrasia) 的交界处,建立了一所著名的修道院。他又在丰坦 (Fontaines) 建立了一所类似的机构。数百名门徒聚集在他的周围。吕克瑟伊成了高卢的修道中心,培养主教和圣徒的园地,也是其他同类机构的母院。
哥伦巴努制定了一部修道院规,在一切基本要点上都与更著名的圣本笃院规相似,但篇幅较短,要求也更严。他规定修士的时间须分配于苦修操练和有益的农业劳动,并以严厉的惩罚要求绝对服从。后来,这部院规被本笃院规所取代,后者享有教皇认可和支持的优势。104
哥伦巴努与法国教士及勃艮第宫廷的争论,使他在法国的生活充满苦恼,也削弱了他的权威。他坚守爱尔兰计算复活节日期的惯例,以及爱尔兰的剃发式和服装。此外,他极其严峻的生活,本身就是对世俗化祭司和放荡宫廷的不断谴责。他于602或603年被召到一次教会会议前,遂写信为自己辩护,措辞极为坦率而雄辩,又奇特地交织着谦卑与骄傲。他像圣帕特里克 (St. Patrick) 一样自称“罪人哥伦巴努”,说话却带着权威的口吻。他申辩说,那些礼仪差异并非由他创始;他是一个贫穷的异乡人,为基督的缘故来到法国,别无所求,只求准许他在森林深处,在他已经目睹去世的十七位弟兄的遗骨近旁,安静度日。“啊!让我们在如今所处的这高卢与你们一同生活吧,因为我们若配进入天国,终将在那里彼此同住。”信中夹有对主教们的责备、复活节日期的计算,以及一连串的经文引证。同时,他也给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写了数封信,其中只有一封保存在哥伦巴努的著作中。关于这次教会会议如何处理这场争论,以及教皇是否作出任何答复,都没有记载。
哥伦巴努与勃艮第宫廷的冲突,使他大获荣誉,却也导致他被放逐。他以言语和文字斥责布伦希尔德王后 (Brunehild,或 Brunehauld) 的暴政,以及她的孙子提奥多里克 (Theodoric,或 Thierry II.) 的荒淫;他拒绝为后者的私生子女祝福,甚至威胁要将这位年轻国王逐出教会。谄媚和馈赠都不能使他缄口,于是他先被作为囚犯送往贝桑松 (Besançon),继而于610年被逐出王国。105
然而,这场逼迫反而扩大了他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和随行的爱尔兰朋友们来到苏黎世湖 (Lake of Zurich),随后又到康斯坦茨湖 (Lake of Constance) 畔的布雷根茨 (Bregenz,Bregentium),在瑞士德语区这些秀丽的地方撒下基督教的种子。他一面传道,一面焚烧异教偶像。他将门徒圣加尔 (St. Gall) 留在布雷根茨,自己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伦巴第,并在博比奥建立了一所著名的修道院。他在那里勇敢地抗击阿里乌异端;但在致卜尼法斯四世 (Boniface IV.) 的一封信中,他却为553年第五次大公会议所定罪的聂斯托利 (Nestorius) 的主张辩护,并呼吁教皇为罗马教会洗雪异端的指控。他对教皇说话十分大胆,却承认罗马是“全世界众教会之首,惟主复活之地(耶路撒冷)的独特优先权除外”。106他于615年11月21日在博比奥去世。感恩之爱与迷信之信所生的诗意,为他朴素的一生增饰了种种神迹。
哥伦巴努 (Columbanus) 就其时代而言,是一位学识相当渊博的人。他似乎甚至略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的主要著作有分为十个短章的《修道院规》(Regula Monastica)、十七篇《讲论》、就复活节争论致高卢教会会议以及致格列高利一世和卜尼法斯四世的《书信》,还有几首诗。以下这段引自其中一篇讲论,典型地表现了他苦修主义的人生观:“啊,必死的人生!你欺骗、诱惑、蒙蔽了多少人!你飞逝,却归于虚无;你显现,却不过是影子;你升起,却不过是雾气;你日日离去,又日日到来;你在到来时离去,又在离去时到来,出发之际相同,到达终点却各异;你在愚人看来甘甜,在智者看来苦涩。爱你的人不认识你,只有轻看你的人才认识你。那么,啊,人生,你究竟是什么?你是凡人所行的道路,而不是他们的生命。你始于罪,终于死。因此,你是生命的道路,而不是生命本身。你不过是一条路,而且是一条不齐一的路;对有些人长,对另一些人短;对这些人宽,对那些人窄;对有些人欢乐,对另一些人悲伤,然而对所有人都同样迅疾,一去不返。因此,啊,可怜的人生!我们必须探究你,诘问你,却不可信赖你。我们必须经过你,却不可居留在你里面——没有人住在大道上;我们只是行经其上,为要到达那边的家乡。”107
哥伦巴努的几位门徒在赫尔维蒂亚 (Helvetia) 东部和雷蒂亚 (Rhaetia) 劳作。
西吉斯贝特 (Sigisbert) 在圣哥达山 (St. Gothard) 脚下与他分手,向东越过奥伯阿尔卑山口 (Oberalp),来到莱茵河源头,在格劳宾登 (Grisons) 奠立了迪森蒂斯修道院 (Dissentis) 的根基;这所修道院至今仍存。
圣加尔 (St. Gall,Gallus) 是哥伦巴努最著名的门徒,他留在瑞士,成为施泰纳赫河 (Steinach) 畔那所以他命名的修道院和城市的奠基者。他辞谢了康斯坦茨 (Constanz) 的主教职位。他与自然力量及异教诸神的双重争战,经中世纪传说诗歌的渲染,增添了种种神奇的情节。108他于公元640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当时,周围阿勒曼尼人 (Allemanni) 居住的整个地区,在名义上都已基督教化。圣加尔修道院成为瑞士和德国最著名的学术学校之一,爱尔兰及其他地方的传教士在这里学习德语,为在瑞士和德国南部传福音作准备。院长口吃者诺特克 (Notker Balbulus,卒于912年) 在这里,作为中世纪《赞歌》(Laudes) 或《散文诗歌》(Prosae) 的创始人或主要推动者,对圣诗和音乐产生了持久的推动力;其中著名的“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我们在生命之中,便已身处死亡),至今仍以各种语言,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反复发出庄严的丧葬警告。
弗里多尔德或弗里多林 (Fridold or Fridolin) 可能来自苏格兰,曾向德国南部的阿勒曼尼人传福音。但他的生平极为模糊不清,有人将他置于克洛维一世 (Clovis I.,481–511年) 的时代,另一些人则较为可信地将他置于克洛维二世 (Clovis II.,638–656年) 的时代。
基利安或基利纳 (Kilian or Kyllina) 出身爱尔兰贵族家庭,据说是七世纪弗兰肯 (Franconia) 的使徒和维尔茨堡 (Würzburg) 的首任主教。
§ 24. 卜尼法斯以前在德国的传教士
英国在五世纪从德国获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口,作为回报,又在八世纪把掺有浓厚教皇主义的基督教传给德国。后来,德国挣脱教皇主义的轭,又把新教宗教改革传给英国。十七世纪,英国产生了自然神论 (Deism),这是现代不信思想的第一幕,也是德国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的先驱。随后在两国兴起的福音派神学和信仰复兴,又在这两个同源民族之间建立了新的接触点;它们在西半球的共同土地上再次相遇,融汇成为美利坚民族。
德国归信基督教并归附罗马教,与英国一样,是历时数世纪的缓慢工作。这项工作由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完成,其中有法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英国人和希腊人。它始于二世纪末,当时爱任纽 (Irenaeus) 已提到两个日耳曼尼亚的基督徒会众,109即莱茵河上游和下游的第一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prima) 与第二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secunda);至八世纪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时代,这项工作已大体完成。但德国东北部几乎全境,主要由斯拉夫部族居住,直到十一至十三世纪仍然信奉异教。
我们尤其必须区分三个阶段:1)意大利、法国和苏格兰—爱尔兰传教士的预备工作;2)英国的卜尼法斯 (Boniface) 及其继承者所作的巩固和罗马化工作;3)查理大帝统治下以武力迫使撒克逊人归信。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传教阶段,即德国东北部普鲁士人和斯拉夫各族的归信,属于下一个时期。
基督教的光首先从罗马帝国,经由莱茵河畔的罗马殖民地,传入德国。314年的阿尔勒会议 (Council of Arles) 上,有科隆 (Cologne) 的主教马特尔努斯 (Maternus) 及其执事马克里努斯 (Macrinus),还有一位名叫阿格勒基乌斯 (Agröcius) 的特里尔 (Treves) 主教出席。
五世纪,来自东方、身世神秘的塞韦里努斯 (Severinus),如一位施怜悯的天使,出现在巴伐利亚 (Bavaria) 多瑙河畔的野蛮人中间。他严冬赤足而行,赎回战俘,给贫穷不幸的人送去食物、衣服和福音的安慰,以舍己的劳苦赢得普遍的尊敬。法国修士和隐士在秀丽的莱茵河畔圣戈阿尔 (St. Goar)、圣埃利希 (St. Elig)、武尔法赫 (Wulfach) 等地,都留下了工作的痕迹。哥伦巴努和他的爱尔兰同伴及门徒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孚日山脉 (Vosges) 延伸到德国南部和瑞士东部。威利布罗德 (Willebrord) 是一位在爱尔兰修道院中长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与十二位弟兄一同前往荷兰(690年),成为弗里斯兰人 (Friesians) 的使徒,并由教皇祝圣为乌得勒支 (Utrecht,Trajectum) 的首任主教,名为革利免 (Clemens)。他开展了广泛的工作,历时近五十年,直至去世(739年)。
卜尼法斯抵达德国时,发现他所到的地方几乎处处都有独立于罗马的传教士和主教,巴伐利亚和图林根 (Thuringia) 尤其如此。他的目标,与其说是使异教徒归信,不如说同样在于使这种较早传入的基督教罗马化。他把罗马的盎格鲁-撒克逊传教事业与帕特里克 (Patrick)、哥伦巴 (Columba) 及其继承者所代表的较古老的凯尔特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从英国移到德国土地上,重演了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 (Augustin of Canterbury) 的角色。旧有的复活节争论在哥伦巴努之后消失了,争执的主要问题变为不受教皇主义辖制的自由,以及教士婚姻。在这两方面,卜尼法斯经过艰苦的斗争,成功地使德国罗马化。
在卜尼法斯的前辈和同时代人中,反对罗马及卜尼法斯 (Bonifacius) 的领袖是阿德尔贝特 (Adelbert) 和革利免 (Clemens)。我们只从卜尼法斯的书信中知道他们,而这些书信把他们描绘得极为不堪。阿德尔贝特,或称阿尔德贝特 (Aldebert,Eldebert),按民族说是高卢人,可能是苏瓦松 (Soissons) 的主教;无论如何,他在莱茵河的法国一侧工作,受过主教按立,因其传道而深得民众爱戴,被视为使徒、庇护者和行神迹者。据卜尼法斯说,他是第二个行邪术的西门,或一个不道德的骗子,用虚假的神迹和圣物欺骗百姓,自称与使徒同等,在田间设立十字架和祈祷所,以自己的名义祝圣建筑物,引诱妇女走入歧途,并夸口说自己拥有比罗马更好的圣物,是一位天使从地极带给他的。革利免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在东弗兰肯工作。他反对教会传统和教士独身制,自己有两个儿子。他认为与兄弟的遗孀结婚是有效的,并对上帝的预定和基督降入阴间持有独特的见解。公元744年,苏瓦松的一次地方教会会议未经听审,便将阿尔德贝特和革利免定罪,斥为异端和诱惑百姓者,并逐出教会;745年的罗马会议上,教皇撒迦利亚 (Zacharias) 又作了同样的裁决,确认了卜尼法斯的决定。阿尔德贝特最终被囚禁在富尔达 (Fulda) 修道院,逃出监禁后,被牧人杀死。革利免则不知所终。110
§ 25. 德国的使徒卜尼法斯
I. 卜尼法斯 (Bonifacius):《书信与讲道》(Epistolae et Sermones),初由塞拉里乌斯 (Serrarius) 编,Mogunt.,1605年;后由维尔特魏因 (Würdtwein) 编,1790年;贾尔斯 (Giles) 编,1842年;并收入米涅 (Migne)《教父集》(Patrol.),第89卷,第593–801页(连同《传记》〔Vitae〕等)。雅费 (Jaffe):《美因茨文献集》(Monumenta Moguntina),Berol.,1866年。
- 卜尼法斯传记。最早的一部由他的门徒和同伴维利巴尔德 (Willibald) 撰写(载佩尔茨〔Pertz〕《文献集》〔Monum.〕II. 33,以及米涅前引书〔l.c.〕第603页);另有十一世纪德国本笃会修士奥特洛 (Othlo) 所撰传记(载米涅,第634页);莱茨纳 (Letzner,1602年);勒夫勒 (Löffler,1812年);赛特斯 (Seiters,1845年);考克斯 (Cox,1853年);J. P. 米勒 (J. P. Müller,1870年);霍普 (Hope,1872年);奥古斯特·韦尔纳 (Aug. Werner):《卜尼法斯与中欧的罗马化》(Bonifacius und die Romanisirung Von Mitteleuropa),Leipz.,1875年;普法勒 (Pfahler,Regensb.,1880年);奥托·费舍尔 (Otto Fischer,Leipz.,1881年);埃布拉德 (Ebrard):《卜尼法斯:欧洲大陆哥伦巴努教会制度的摧毁者》(Bonif. der Zerstörer des columbanischen Kirchenthums auf dem Festlande)(Gütersloh,1882年;反驳费舍尔,对卜尼法斯极不公允;反驳此书者,见策普费尔〔Zöpffel〕载于《神学文献报》〔Theol. Lit. Zeitg〕1882年第22期的文章)。参阅尼安德 (Neander)、格弗勒 (Gfrörer)、雷特贝格 (Rettberg,II. 307及后) 著作中的有关章节。
关于卜尼法斯召开的教会会议,见赫费勒 (Hefele):《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III. 458。
卜尼法斯,或名温弗里德 (Winfried),111以其工作范围之广和成果之大,超过了在德国传教的所有前辈,赢得了“德国的使徒”这一称号。他约于680年生于威塞克斯 (Wessex) 的柯顿 (Kirton) 一个贵族家庭;威塞克斯是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异教的最后堡垒。他在温彻斯特 (Winchester) 附近的纳特萨尔 (Nutsal) 修道院长大,三十岁时被按立为祭司。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使其盎格鲁-撒克逊祖先迁出之地的各国基督教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英雄般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他牺牲了在本国的锦绣前程,渡过海峡,与两三位同伴在荷兰乌得勒支附近的弗里斯兰人中开始了传教生涯(715年)。他的初次尝试失败了。弗里斯兰 (Friesland) 国王拉特博德 (Ratbod) 正与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交战,并摧毁了法兰克人和威利布罗德 (Willibrord) 所建立的教堂与修道院。
但他非但没有灰心,反而受到激励,更加奋力工作。他在英国短暂停留,期间有人请他出任原属修道院的院长;此后他再次离开故土,这一次便永不返回。他前往罗马朝圣,受到教皇格列高利二世 (Gregory II.) 的热情欢迎,并获得一项使中欧基督教化和罗马化的总体委任(718年)。他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访问巴伐利亚和图林根;哥伦巴努的门徒已使这些地方的一部分居民接受了福音,但他因声称他们的基督教尚不充分,并要求他们服从罗马,而受到冷遇。他又转往已经恢复秩序的弗里斯兰,协助乌得勒支大主教威利布罗德工作了三年。722年,他随着查理·马特得胜的军队重返图林根,并向黑森 (Hesse) 的异教徒传道;这些人住在法兰克人与撒克逊人之间、莱茵河中游与易北河之间。他在奥姆河 (Ohm) 畔的阿马纳堡 (Amanaburg,Amöneburg) 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723年,他应邀第二次访问罗马,并由格列高利二世祝圣为不辖教区的传教主教(episcopus regionarius)。他在圣彼得墓前,以最严厉的效忠誓言约束自己,向教皇尽忠;这一誓言与意大利或罗马郊区主教所须立的誓言相似。112
从这时起,他的工作更有系统,并与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罗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持着推荐信,得到有力的支持,曾短期依附查理·马特的宫廷;查理正把征服的计划推进到黑森人中间。凭借这世俗势力的帮助和教皇的属灵权威,他进展迅速。他以传教策略上的一记妙着,把斧头放在条顿异教的根上:在盖斯马尔 (Geismar,离弗里茨拉尔不远),他当着大群会众,亲手砍倒那棵奉献给雷神、神圣不可侵犯的橡树,又用树木锯成的板材建造了一座圣彼得祈祷所或教堂。他的传记作者维利巴尔德 (Willibald) 补充说,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从天而降,前来相助,把橡树劈成四段,长短相等。这篇以行动宣讲的道,宣告了德国神话的死亡与埋葬。他不时从英国得到书籍、修士和修女的接济。从他的书信可以看出,整个英国教会都深切关心他的工作。他在埃尔福特 (Erfurt)、弗里茨拉尔 (Fritzlar)、奥尔德鲁夫 (Ohrdruf)、比绍夫斯海姆 (Bischofsheim) 和洪堡 (Homburg) 附近建立了修道团体。查理·马特在图尔 (Tours) 战胜撒拉森人 (Saracens,732年),遏止了伊斯兰教向西推进,并确保了基督教在中欧的胜利。
新任教皇格列高利三世 (Gregory III.) 将卜尼法斯擢升为不辖教区的大主教,并任命他为教皇使节(732年),使他有权强制那些桀骜不驯的主教服从。
738年,他率领大批修士和归信者随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朝圣,并获准在巴伐利亚 (Bavaria) 和阿勒曼尼亚 (Allemannia) 召集主教会议。归来后,他与奥迪洛公爵 (Duke Odilo) 合作,在巴伐利亚的萨尔茨堡 (Salzburg)、弗赖辛 (Freising)、帕绍 (Passau) 和拉蒂斯邦 (Ratisbon),即雷根斯堡 (Regensburg),设立了四个主教区(739年)。随后又在德国中部增设了维尔茨堡 (Würzburg)、布拉堡 (Buraburg,弗里茨拉尔附近)、埃尔福特和艾希施泰特 (Eichstädt) 等主教区(742年)。他在美因茨 (Mainz) 及其他地方召开了数次教会会议,以组织各教会并施行纪律。据说,到739年,他施洗的归信者已达数千人之多。
743年,他就任美因茨,即梅恩斯 (Mayence,Moguntum) 的大主教,接替了因沉溺游猎之好和在战斗中杀人而被罢免的主教格尔维利乌斯 (Gervillius,又名 Gewielieb)。他的教区从科隆 (Cologne) 延伸到斯特拉斯堡 (Strasburg),甚至远及库尔 (Coire)。他本来更愿意驻在科隆,但那里的教士惧怕他严厉的纪律。他协助查理·马特的儿子们使高卢教士服从,铲除凯尔特因素,并巩固与罗马的联合。
744年,在苏瓦松 (Soissons) 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共有二十三位主教出席,他那些最有力的反对者受到定罪。同年,他在德国腹地奠立了富尔达 (Fulda) 修道院;这是他所建修道院中最大的一所,后来成为德国的蒙特卡西诺 (Monte Casino)。
753年,他指定卢尔 (Lull,又名 Lullus) 为他在美因茨的继任者。他放下尊位,再次成为一名谦卑的传教士,带着约五十位忠诚的追随者,回到青年时期工作受挫的弗里斯兰人中间;自威利布罗德去世以来,那里发生了异教复兴的逆流。他在多库姆 (Dockum,位于弗拉讷克尔 Franecker 与格罗宁根 Groningen 之间) 附近的博尔讷河 (Borne) 岸边扎营,等候为大批归信者施行坚振礼。但迎来的却是武装异教徒的袭击,他和同伴一同被杀。他镇静而顺服地面对殉道之死,时在754年或755年6月5日。他的遗骨最初安放在乌得勒支,后来移至美因茨,最后移至富尔达。他去世后不久,英国的一次教会会议选立他与教皇格列高利及奥古斯丁同为英国教会的主保。1875年,教皇庇护九世 (Pius IX.) 指示德国和英国的天主教徒,在现代的困境中,尤其要祈求圣卜尼法斯的援助。
卜尼法斯的著作有书信和讲道。前者涉及他的传教工作和策略,后者则展现他的神学见解和实际的敬虔生活。现存十五篇简短的讲道,对象不是异教徒,而是已经归信的基督徒;因此,它们所显明的,与其说是他的传教活动,不如说是他的造就工作。这些讲道没有选取经文作为讲题,或为阐述救恩历史,特别是人的堕落与救赎的节期讲论,或为讲解基督教教义与本分的教理讲授。我们选录第十五篇讲道,论洗礼中弃绝魔鬼,作为后一类富有特色的范例:
第十五篇讲道
“I. 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听,并仔细思想,你们在受洗时曾郑重弃绝了什么。你们弃绝了魔鬼和他一切的作为,以及他一切的虚荣。但魔鬼的作为是什么呢?就是骄傲、拜偶像、嫉妒、杀人、毁谤、说谎、起假誓、仇恨、淫乱、奸淫、各样的淫荡、偷窃、作假见证、抢劫、贪食、醉酒、谗言、争斗、恶意、媚药、咒术、占卜、相信女巫和狼人、堕胎、不顺服主人、佩戴护身符。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恶事,都是魔鬼的作为;你们借着洗礼,已经起誓弃绝这一切,正如使徒所说:凡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也必不能承受天国。但我们相信,靠着上帝的怜悯,你们必会从内心和行为上弃绝这一切,使自己配得恩典。因此,我最亲爱的弟兄们,我劝诫你们,要记得你们曾向全能的上帝所作的承诺。
因为,你们首先承诺要信全能的上帝,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信圣灵,就是在完全的三位一体中独一全能的上帝。
你们所当遵守并履行的诫命乃是这些: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们所承认的上帝,并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全部律法和先知的道都系于这些诫命。要忍耐,要怜悯,要仁爱,要贞洁,要纯净。教导你们的儿子敬畏上帝;也要这样教导全家。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使人和睦;坐堂审案的人应当秉公判决,不可收受礼物,因为礼物甚至能使智慧人眼瞎。
要守安息日,去教堂祷告,而不是闲谈。要按着自己的能力施舍,因为施舍消除罪恶,如同水熄灭火。要接待旅客,探望病人,照顾寡妇和孤儿,向教会缴纳什一奉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畏上帝当高于一切。仆人要顺服主人,主人要公正地对待仆人。要持守主祷文和信经,并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以及你们担任其洗礼保人的孩子。要守禁食,喜爱正直,抵挡魔鬼,并不时领受圣餐。这些就是上帝命令你们去行、去履行的事。
V. 要信基督的降临、身体的复活和万人受审判。因为到那时,不敬虔的人将与义人分开,前者归于永火,后者归于永生。那时,与上帝同在的生活便开始了:有生命而无死亡,有光明而无阴影,有健康而无疾病,有丰足而无饥饿,有幸福而无恐惧,有喜乐而无忧虑。那时,永恒的荣耀便临到了,义人在其中要发光如太阳,因为上帝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一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
-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还要提醒你们,我们主的诞辰即将来临,你们应当禁戒一切属世、淫荡、污秽或邪恶的事。要吐尽一切恶意、仇恨和嫉妒;这些是你们心中的毒药。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要保持贞洁。要以善行为衣。要施舍给属基督的穷人,时常邀请他们赴你们的筵席。要与众人和睦,并使不和的人彼此和好。你们若靠基督的帮助,切实遵行这些命令,今生就能坦然来到上帝的祭坛前,来世也必享有永远的福乐。”113
卜尼法斯兼有传教士的热忱与奉献精神、处世的审慎,以及罕见的组织与行政才干。他不是精深的学者,却是务实的政治家和严厉的纪律执行者。他不是神学家,却是教会事务家,原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教皇。他为主教区和修道院选择了最好的地点,而历史也证实了他策略的远见。他品格无瑕,精力不倦。他不停地工作,传道、旅行、主持教会会议,裁决有关异教习俗和琐细礼仪的棘手问题。他不曾行神迹,而在那个时代,人们通常期望传教士能行神迹。他的门徒兼传记作者为这一缺憾辩解,指出他曾在人所不见之处医治灵魂,以此作为补偿。114
他性格上的弱点,是他在与法国和苏格兰—爱尔兰两派独立传教士争论时所显露的偏执与不宽容;那些人在他以前已做了开拓的工作。他收取了他们劳动的果实,却毁掉了他们继续发挥作用的机会;其实,若采取宽宏的基督徒方针,他原可以保全这些机会。他憎恶教会事务中一切个性和民族独立的表现。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督教与罗马教制完全相同;他使德国像他的祖国英国一样忠于教皇。他先后为四位教皇效力,即格列高利二世、格列高利三世、撒迦利亚 (Zacharias) 和司提反 (Stephen);他们不可能再有比他更尽心、更忠实的代理人了。那些未经教皇授权而工作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危险的雇工,是从别处爬进去的贼和强盗。他斥责他们是假先知、迷惑百姓的人、拜偶像者和奸淫者(因为他们已经结婚,并为教士婚姻辩护)。115他们对他作了极其坚决的抵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与他奴颜婢膝地依附罗马的态度相连的,是他迂腐的律法主义和礼仪主义。他的书信和讲道显示,他对圣经颇为熟悉,却也有一种狭隘的律法主义精神。他对于外表上顺从罗马权威与惯例的事,以及细小的良心案例问题,说得很多,例如:吃马肉、兔肉、鹳肉和祭偶像之物是否正当;一个人作了某寡妇之子的教父后,是否可以娶她;讲道时应当画十字多少次。在他的长处与弱点上,在他对罗马的忠诚上,以及在他所成就之工作的重大意义上,他都很像向其盎格鲁—撒克逊祖先传教的罗马使徒奥古斯丁。
卜尼法斯凭着不屈不挠的毅力取得了成功,他的工作在他身后仍存留不衰。这必定是对他的辩护。评价他时,我们应当记住,他与法国及苏格兰—爱尔兰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大公教会与福音派新教之间的争论(新教当时尚未诞生),而是有组织的大公教会,即罗马教制,与独立的大公教会之间的争论。中世纪的基督教十分软弱,为求自保,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和律法的约束。在当时的野蛮状态下,在几乎连绵不断的内战动荡之中,那些反罗马传教士独立而分散的工作,能否像一个拥有共同统一中心和权威、组织巩固的基督教那样长存,并对德意志民族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罗马的统一胜过不受纪律约束的独立,但它本身也不过是一所预备学校,为人达到成年后自治的自由作准备。
卜尼法斯的工作将近完成之时,法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革命,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外在的支持。腐败的墨洛温王朝 (Merovingian dynasty) 的宫相丕平 (Pepin),在教皇撒迦利亚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王朝;撒迦利亚因他征服了滋扰不休的伦巴第人 (Lombards),便以法国王冠酬报他(753年)。五十年后,法兰西、德意志与意大利教皇权之间的这一政治联盟,由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和利奥三世 (Leo III.) 完成,并延续了许多世纪。罗马具有远方的魅力、权力与文化的威望,并有望为新生而软弱的教会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罗马也是连接中世纪文明与古代文明的纽带,将古典文学的宝藏传给蛮族;这些宝藏后来适时促成了文艺复兴与新教宗教改革。
§ 26. 卜尼法斯的门徒:维利巴尔德、乌得勒支的格列高利、富尔达的施图尔姆
卜尼法斯身后留下一批忠诚的门徒,继续他的工作。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圣维利巴尔德 (St. Willibald),即艾希施泰特 (Eichstädt) 的首任主教。他约于公元700年生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家庭,是卜尼法斯的近亲。青年时期,他曾赴罗马和圣地朝圣,远至大马士革;又在卡西诺山 (Monte Casino) 的本笃会修士中住了数年。他在罗马结识卜尼法斯,于公元740年前往德国加入他的工作,并于742年成为巴伐利亚艾希施泰特的主教。他主要致力于按照本笃会规章创办修道院。他召来自己的兄弟温内巴尔德 (Wunnebald)、姊妹瓦尔普吉斯 (Walpurgis),以及其他来自英国的助手。他于781年或787年7月7日去世。有些人认为他是卜尼法斯传记的作者;但这部传记很可能出自另一位维利巴尔德之手,此人是美因茨 (Mainz) 的一位司祭。
乌得勒支 (Utrecht) 的修道院院长格列高利 (Gregory),与墨洛温王室有亲属关系,自幼在宫廷受教育,十五岁时因听卜尼法斯的一篇讲道而归信,随后伴随他各处旅行。卜尼法斯去世后,他督理弗里斯兰人 (Friesians) 中的传教工作,却辞谢主教的尊位。晚年他双腿残废,凡有地方需要他亲临,便由门徒抬着他前去。他于781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施图尔姆 (Sturm),富尔达 (Fulda) 的首任修道院院长(710年—779年12月17日),出身巴伐利亚贵族家庭,受教于卜尼法斯。在卜尼法斯的认可下,他与两名同伴穿过黑森 (Hesse) 茂密的山毛榉林,寻找适宜建立修道院的地方。他骑着驴,唱着诗篇,在野兽出没的丛林中开路;夜间祷告、画十字之后,便以苍天为帐幕,睡在裸露的地上,直到日出。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只有一群在富尔达河中洗澡的异教奴隶,以及后来遇到的一个牵着马、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最后他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应卜尼法斯的请求,卡洛曼 (Karloman) 将此地赠给他建修道院,他便于744年庄严地接管了这块地方。卜尼法斯带着大批修士来到这里与他会合,以后也常到这所他最喜爱的修道院来。751年,他写信给教皇撒迦利亚说:“在一片广阔的荒野中,在托付我传道的各部族之间,有一处地方,我在那里建了一所修道院,安置了一批修士;他们遵照圣本笃的规章,严守节制,不食肉,不饮酒,不用醉人的饮料,也不用奴隶,靠自己的双手谋生。这块地方,我已从虔诚的人,尤其从前法兰克君主卡洛曼那里,合法取得,并献给救主。我要不时在那里歇息疲乏的肢体,死后也在那里安息,始终忠于罗马教会,忠于我奉差遣所往的人民?”116
富尔达获得了教皇撒迦利亚及其继任者所赐的特别权利,117成为德国基督教与文明的中心;森林的开辟、土地的耕种和青年的教育,都从这里展开。施图尔姆于747年赴意大利之后,卡西诺山又派来大批修士,充实了这里本笃会修士的队伍。他晚年的生活颇受纷扰:卜尼法斯殉道后(755年),他与美因茨的卢卢斯 (Lullus) 为其遗骨发生争执,又遭三名修士诬告,使丕平王对他不悦。不过,他后来恢复了原职,并迎得他敬爱的老师的遗骸,安葬于富尔达。查理大帝任用他在撒克逊人中传教。他的遗骨安放在修道院教堂内。教皇英诺森二世 (Innocent II.) 于公元1139年将他封为圣徒。118
§ 27. 撒克逊人的归信:查理大帝与阿尔昆;《救主》与《福音合参》
丰克 (Funk):《查理大帝征服撒克逊人》(Die Unterwerfung der Sachsen unter Karl dem Gr.)。1833年。
A. 绍曼 (A. Schaumann):《下撒克逊民族史》(Geschichte des niedersächs. Volkes)。哥廷根 (Götting.),1839年。
伯特格尔 (Böttger):《基督教传入撒克逊》(Die Einfahrung des Christenthums in Sachsen)。汉诺威 (Hann.),1859年。
W. 吉泽布雷希特 (W. Giesebrecht):《德意志帝国时代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第I卷(1863年),第110页及后。
在所有日耳曼部族中,凶猛好战的撒克逊人 (Saxons) 最后才接受基督教。在这方面,他们与入侵并征服英国的同族大不相同。但所用的手段也同样不同:一方凭借粗暴的武力,另一方则靠道德的劝导。撒克逊人居住在今汉诺威 (Hanover)、奥尔登堡 (Oldenburg)、不伦瑞克 (Brunswick) 和威斯特法伦 (Westphalia) 一带,那里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他们曾将法兰克人逐至威悉河 (Weser) 和莱茵河以外,如今却反过来被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丕平和查理大帝逼退。他们憎恨法兰克人和遥远的罗马所加的外来枷锁;也憎恨为供养教会而向他们征收的什一税。他们视基督教为其不受羁绊的自由与独立之仇敌。埃瓦尔德 (Ewald)、苏伊德贝特 (Suidbert) 及其他传教士早期的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们的归信,最后是在政治与宗教双重动机之下靠刀剑促成的,起初不过有名无实;但在基督教道德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最终产生了真实的改变。
查理大帝于768年成为法兰西王国的主人,怀着高尚的抱负,要将日耳曼各部族统一于一个大帝国和一种宗教之中,并以子女般的关系与罗马保持共融,但他用错了手段。他诉诸武力,以为人只要受了水洗,就成了基督徒,即使受洗违反本人的意愿也是如此。他认为,撒克逊人是他王国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将他们征服,使之成为基督徒,否则就将他们杀死。他对撒克逊人采取的政策,正如主张移民自主的人希望美国政府对西部领地的野蛮印第安人采取的政策。双方都破坏条约,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撒克逊人为了报仇和争取独立,基督徒则以宗教与文明之名施行惩罚。其中最突出的暴行,是在费尔登 (Verden) 一日之内屠杀四千五百名俘虏。法兰西军队一离去,撒克逊人便摧毁教堂,杀害教士,随后他们自己又因此被处死。
征服他们的工作,从772年至805年,历时三十三年。维杜金德 (Widukind,又作 Wittekind) 和阿尔比奥 (Albio,又作 Abbio) 是撒克逊人最有势力的两位首领;他们看出抵抗徒劳无益,便于785年接受洗礼,由查理大帝担任教父。119
但撒克逊人直到804年才被彻底击败,当时有一万户人家被逐出家园,分散安置在其他各省。血腥的法律禁止他们重返异教。民族独立的精神被击败了,却没有被完全粉碎;七个世纪以后,它在撒克逊修士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的领导下,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反抗罗马巴比伦式的暴政。
查理大帝对撒克逊人的战争,是以血腥十字军战争推翻异教、扩张教会的第一个不祥先例。这从根本上背离了使徒的方法,与福音的精神截然相反。即便在那个时代,较为开明的神学家也已觉察到这一点。阿尔昆 (Alcuin) 代表英国的传教士流派,在书信中对查理大帝表示极大的敬重与钦佩,却也谦恭地反对这种大规模的强迫归信,尽管毫无成效;他请求查理大帝宁可与“可憎的”撒克逊人讲和。他正确地主张:应先教导异教徒,然后才要求他们受洗、缴纳什一税;没有信心的水洗毫无益处;洗礼包含三种可见之物,即祭司、身体和水,以及三种不可见之物,即圣灵、灵魂和信心;圣灵借着信心重生灵魂;信心是自由的行动,不能强求;教导、劝说、爱与舍己,才是使异教徒归信的正当手段。120
797年以后,查理大帝稍稍放宽了其法律或敕令的严厉程度。他在撒克逊人中设立了八个主教区: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明斯特 (Münster)、明登 (Minden)、帕德博恩 (Paderborn)、费尔登、不来梅 (Bremen)、希尔德斯海姆 (Hildesheim) 和哈尔伯施塔特 (Halberstadt)。从这些主教区及环绕其周围的堂区教会,也从富尔达这类修道院,发出了作用于人心智与心灵的更高尚、更崇高的影响。
撒克逊人中真正基督教信仰的第一座纪念碑,是《救主》(Heliand;Heiland,即医治者、救主),亦即一部福音合参。这是一部宗教史诗,与较早的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凯德蒙 (Caedmon) 所作有关受难与复活的作品极为相似。它无疑从后者获得了灵感。因为自卜尼法斯以来,英国教会与德国教会之间交往频繁,而当时两国的语言基本相同。在这两部作品中,基督都以人类年轻英雄的形象出现,是战胜世界与魔鬼的神圣征服者,而基督徒则是他忠诚的骑士和战士。《救主》作于九世纪,作者是一位或数位诗人,其语言表明他们的家乡在威斯特法伦。其中的教义没有圣徒崇拜、对彼得的颂扬和过度的禁欲,却略微混有神话的遗绪。维尔马 (Vilmar) 称它为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史诗,是日耳曼天才的一项奇妙创造。121
稍后(约870年),曾在富尔达和圣加仑 (St. Gall) 受教育的法兰克尼亚人奥特弗里德 (Otfried),又创作了一部诗体福音合参,成为古高地德语文学的主要丰碑之一。这是一部从基督降生叙至升天的生平,以描写审判作结。全诗共一万五千行,押韵,每节四行。
这样,基督教在德国的胜利,如同在英国一样,成了诗歌、文学和真正文明的开端。
德国东北部斯拉夫诸族的基督教化,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 (Prussia)、利沃尼亚 (Livonia) 和库尔兰 (Courland),在下一个时期继续进行,主要借着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 的使徒、班贝格 (Bamberg) 主教奥托 (Otto),以及条顿骑士团 (Teutonic order) 的工作,于十二、十三世纪完成。
三、斯堪的纳维亚的归信
一般文献
I. 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
《埃达》(The Eddas),拉斯克 (Rask) 编(哥本哈根,1818年);A. 蒙克 (A. Munch) 编(克里斯蒂安尼亚,1847年);默比乌斯 (Möbius) 编(莱比锡,1860年)。
N. M. 彼得森 (N. M. Petersen):《异教时代的丹麦史》(Danmarks Historie i Hedenold)。哥本哈根,1834–37年,3卷;《北欧神话》(Den Nordiske Mythologie),哥本哈根,1839年。
N. F. S. 格伦特维 (N. F. S. Grundtvig):《北欧神话》(Nordens Mythologie)。哥本哈根,1839年。
索普 (Thorpe):《北方神话》(Northern Mythology)。伦敦,1852年,3卷。
拉斯穆斯·B. 安德森 (Rasmus B. Anderson):《北欧神话:埃达神话的系统整理与阐释》(Norse Mythology; Myths of the Eddas systematized and interpreted)。芝加哥,1875年。
- 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化。
克劳狄乌斯·厄恩希亚尔姆 (Claudius Oernhjalm):《瑞典人与哥特人的教会史》(Historia Sueonum Gothorumque Ecclesiae)。斯德哥尔摩,1689年,4卷。
E. 蓬托皮丹 (E. Pontoppidan):《丹麦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e Danicae)。哥本哈根,1741年。
F. 明特 (F. Münter):《丹麦与挪威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von Dänmark und Norwegen)。哥本哈根及莱比锡,1823–33年,3卷。
R. 罗伊特达尔 (R. Reuterdahl):《瑞典教会史》(Svenska kyrkans historia)。隆德,1833年,3卷;第一卷由 E. T. 迈耶霍夫 (E. T. Mayerhof) 译成德文,题为《安斯加传》(Leben Ansgars)。
弗雷德·赫尔韦格 (Fred Helweg):《丹麦教会史》(Den Danske Kirkes Historie)。哥本哈根,1862年。
A. 约根森 (A. Jorgensen):《北欧教会的奠基》(Den nordiske Kirkes Grundloeggelse)。哥本哈根,1874年。
尼安德 (Neander):《基督教会史》(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Kirche),第IV卷,第1–150页。
§ 28. 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
惠顿 (Wheaton):《北方人史》(History of the Northmen)。伦敦,1831年。
德平 (Depping):《诺曼人海上远征史》(Histoire des expeditions maritimes des Normands)。巴黎,1843年,2卷。
F. 沃尔索 (F. Worsaae):《丹麦人在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纪事》(Account of the Danes in England, Ireland, and Scotland)。伦敦,1852年;《丹麦人对英格兰与诺曼底的征服》(The Danish Conquest of England and Normandy)。伦敦,1863年。这些著作均译自丹麦文。
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的,是条顿族 (Teutonic race) 中最为野蛮凶悍、同时也最为强健勇武的支族之一;这是一个由劫掠者成长为征服者的民族。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即今日冰岛仍在使用的语言——敬拜同样的诸神,却分裂为许多小王国,遍布今日的丹麦、瑞典和挪威。每逢春季,峡湾冰解,他们便将舟艇推入水中,各群人马在各自国王率领下,席卷邻国沿海。他们沿河深入内地,把不能带走的东西焚烧毁坏。秋季来临,他们满载战利品返乡,整个冬天围坐在敞开的炉火旁,吞食掠夺来的东西。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马汇聚成大军,劫掠行动也成为有组织的征服远征;他们在俄国、英格兰、法国和西西里建立了王国。不过,在新的家园中,北方的维京人 (vikings) 很快便忘却了自己的母语和古老诸神,成为文明新发展的有力承担者,以及基督教的英勇骑士。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有不少观念可供基督教传教士用作衔接的纽带。他并非绝对必须从单纯的否定入手;这里也有一位“未识之神”,而许多迹象表明,在八、九世纪,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人们都愈来愈渴望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人死之后,生前勇敢的便进入瓦尔哈拉 (Walhall),怯懦的则进入尼福尔海姆 (Niflheim)。在瓦尔哈拉,他与诸神同住,享有极大的光明与喜乐,白昼终日战斗,黑夜通宵宴饮。在尼福尔海姆,他独自枯坐,成为一个幽影,周围尽是令人厌恶、卑污的事物。然而,瓦尔哈拉和尼福尔海姆都不会永远长存。深沉的黑暗,即诸神的黄昏 (Ragnarokr),将笼罩宇宙;瓦尔哈拉和尼福尔海姆都将被火焚毁;诸神、英雄和幽影都将灭亡。随后,万有之父 (All-Father) 将创造新天新地,审判世人,不是按他们勇敢还是怯懦,而是按他们为善还是为恶。从《埃达》(Eddas) 本身便可看出,在斯堪的纳维亚异教世界各地,不时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虽不愿失去勇敢,却渴望成为良善的人。这种良善,亦即基督教圣洁观念的朦胧预影,其代表便是巴尔德尔 (Baldur),那位站在彩虹上守望诸世界的年轻神祇;他也是将瓦尔哈拉诸神联结为一体的纽带;他死之时,诸神的黄昏便来临了。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想象而言,从巴尔德尔的神话过渡到基督的福音,想来不会十分困难;而且显然,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最初对于“白色基督”的观念,确实受到他们对巴尔德尔的观念的影响。然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某些部分,例如上述诸神的黄昏与巴尔德尔的神话,是否本来就是基督教观念的反映,这个问题尚未解决;而很有可能的是,当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九世纪开始以巴尔德尔的形象看待基督时,他们早已不自觉地照着基督的形象重塑了自己对巴尔德尔的观念。
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另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异教世界中,他不必面对一个祭司阶层。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从未形成一种制度。在丹麦罗斯基勒 (Roeskilde) 附近的莱勒 (Leire)、瑞典乌普萨拉 (Upsall) 附近的锡格蒂纳 (Sigtuna),以及挪威特隆赫姆 (Drontheim) 附近的默勒 (Moere),都有庙宇,或至少有祭坛;每逢尤尔节 (Juul-time),那里便献上规模宏大的祭品,包括九十九匹马、九十九只公鸡和九十九名奴隶。然而,人人都是自己的祭司。当基督教初次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时,旧宗教显然正在失去对个人的约束力,而这恰恰是因为它从未成功地掌握整个民族。人们仍指着诸神起誓,举杯向他们致敬,却不再向他们祈祷。他们仍在出征之前或获胜之后献祭,给孩子命名时仍在他身上画十字记号,以此代表托尔 (Thor) 的锤子;然而,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论民族生活还是个人生活,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实际上都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宗教的祝圣。一方面,有些人的品格发展到实在超越既定宗教的地步,渴望更高、更深的事物;另一方面,更为常见的却是另一些人,他们对既定宗教全然漠不关心,除了自己的力量之外,什么也不信。
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所遭遇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道德性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情欲方面,有时比禽兽更坏。他把暴食酗酒视为本领。然而,他又持守贞洁。妇女失贞的事极少听闻,通奸则从未听闻。他发起威来,有时比恶魔更加凶暴。他为毁灭而毁灭,对于战败的仇敌,无论何等侮辱、何等残酷的事,他都做得出来。然而,为了朋友、君王、妻子、儿女,他又甘愿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而且他这样做时,毫不疑虑,毫无痛楚,完全出于纯洁高尚的热忱。不过,无论他的道德如何,这道德对他都有绝对的支配力。他可以忘却诸神,却不能忘却自己的本分。在神与人之中,那看见本分却偷偷逃避的,才是恶者。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最高的精神力量、他们唯一的热忱,就是他们的本分感;然而,赋予这种情感的方向,与基督教道德所指示的方向完全相反,以致二者绝无调和的可能。复仇是人最高贵的情感与激情;饶恕则是罪。充斥血腥与烈火的战场,是大地所能展现的至高之美;忍耐而和平的劳作,则是可憎之事。因此,基督教与斯堪的纳维亚异教之间的实际冲突发生在道德领域,乃是十分自然的。异教徒杀害传教士,焚烧他们的学校和教堂,并不是因为他们传讲新的神,而是因为他们“败坏了人民的道德”(使人民离弃尚武的活动);而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争战之后,当基督教显然即将获胜时,异教英雄便成群结队地离开本国,仿佛在逃避某种可怕的瘟疫。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所必须完成的最初、也是最艰难的工作,与其说是专门的宗教工作,不如说是一般的人道教化工作。
§ 29. 丹麦的基督教化:圣安斯加
安斯加 (Ansgarius):《香料集》(Pigmenta),拉彭贝格 (Lappenberg) 编。汉堡,1844年。《维勒哈德传》(Vita Wilehadi),载于佩尔茨 (Pertz):《史料集》(Monumenta),第II卷;亦载于米涅 (Migne):《教父集》(Patrol.),第118卷,第1014–1051页。
里姆贝尔特 (Rimbertus):《安斯加传》(Vita Ansgarii),载于佩尔茨:Monumenta,第II卷;亦载于米涅,前引书 (l.c.),第961–1011页。
不来梅的亚当 (Adamus Bremensis,卒于1076年):《汉堡教会主教事迹》(Gesta Hamenburgensis Eccl. pontificum)(涵盖788–1072年汉堡总主教区、斯堪的纳维亚、丹麦及德国西北部的历史);重印于佩尔茨:Monumenta,第VII卷;拉彭贝格另编单行本,汉诺威,1846年。
洛朗 (Laurent):《安斯加与里姆贝尔特总主教传》(Leben der Erzb. Ansgar und Rimbert)。1856年。
A. 塔佩霍恩 (A. Tappehorn):《圣安斯加传》(Leben d. h. Ansgar)。1863年。
G. 德希奥 (G. Dehio):《汉堡—不来梅总主教区史》(Geschichte d. Erzb. Hamburg-Bremen)。1877年。
H. N. A. 延森 (H. N. A. Jensen):《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教会史》(Schleswig-Holsteinische Kirchengeschichte),A. L. J. 米歇尔森 (A. L. J. Michelsen) 编(1879年)。
在六、七世纪,丹麦人初次接触基督教,一部分是通过与荷兰杜尔斯泰德 (Duerstede) 的商业往来,一部分则是通过他们对爱尔兰的不断劫掠;“白色基督”的故事常在他们中间传述,虽然除引起惊奇外,大概并无其他作用。最早到访并在他们中间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威利布罗德 (Willebrord)。他出生于诺森布里亚 (Northumbria),在凯尔特教会 (Keltic Kirk) 中受教育,于690年出发前往弗里斯人 (Frises) 中间传教。被他们驱逐之后,他约于700年来到丹麦,受到英格林王 (Yngrin,又名 Ogendus) 的优待,建立了一个会众,并买下三十名丹麦男孩,以基督教信仰教育他们。其中一人西格瓦尔德 (Sigwald),即圣塞巴尔杜斯 (St. Sebaldus),至今仍被人纪念为纽伦堡 (Nuremberg) 的主保圣徒。然而,他的工作似乎只产生了短暂的效果。
然而不久,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作为政治组织者所展开的巨大活动,甚至在丹麦边境也显出了影响。他的疆域直抵艾德河 (Eyder)。罗马帝国与丹麦之间建立起政治关系,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了更为自由、宽广的入口。查理大帝在荷尔斯泰因 (Holstein) 的埃瑟霍 (Essehoe) 建立了一座供驻军使用的小礼拜堂;又在汉堡安置赫里多克 (Heridock),让他领导一个基督徒会众;从阿尔昆 (Alcuin) 一封信中的一段话122看来,使丹麦人归信也并非全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在他的继承人虔诚者路易 (Lewis the Pious) 统治期间,哈拉尔·克拉克 (Harald Klak)——当时分据丹麦的众多小王之一——因家族内讧而请求皇帝支持并作出裁决,路易便派兰斯 (Rheims) 总主教埃博 (Ebo) 前往丹麦;埃博既是著名的政治斡旋者,也是热心的传教士。822年,埃博在康布雷 (Cambray) 主教哈利特加尔 (Halitgar) 陪同下渡过艾德河。随后几年,他数次前往丹麦,传道、施洗,并在埃瑟霍附近的韦拉纳修院 (Cella Wellana),即今日的韦尔瑙 (Welnau),设立了丹麦传教站。然而,帝国内政占去了他太多精力,而此时丹麦传教事业所面临的机会,需要一位伟大人物全心全意、不分心力地投入。826年,哈拉尔·克拉克被逐,在埃博居中斡旋下,前往皇帝那里寻求庇护。在美因茨 (Mentz) 附近的英格尔海姆 (Ingelheim),国王、王后、他们的儿子以及全体随从,隆重地接受了洗礼;不久后,当哈拉尔得到皇帝支持返回丹麦时,陪同他的,正是那位命定要成为北方使徒的人——安斯加 (Ansgar)。
安斯加 (Ansgar) 约于800年(一般认为是801年9月9日)出生于亚眠 (Amiens) 教区,父母是法兰克人;他在阿达尔哈德 (Adalhard) 指导下,受教于科尔比修院 (Corbie)。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Paschasius Radbertus) 也是他的教师之一。822年,科尔比在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设立了一处传教据点,德国的科尔韦修院 (Corwey),又称新科尔韦修院 (New Corwey),由此建立。安斯加被调往那里,在新设的学校任教;不久,他便因讲道的才能和热切的敬虔而声名大振。他还是孩童时,就曾见到神圣的异象,并深感世上一切荣华尽属虚空。在他看来,殉道者的冠冕是人生所能获得的最高恩典,他热切祈求自己也能蒙赐这冠冕。有人提议他随哈拉尔王 (Harald) 前往异教的丹麦人中间传教,他不顾朋友们的劝阻,立即接受了,并于827年由奥特贝尔特 (Autbert) 陪同前往丹麦,随即在石勒苏益格 (Schleswig) 省的海泽比 (Hedeby) 设立传教站。工作十分艰难,但开端并非毫无成果。他们买下十二名少年,培养他们作教师,也有不少人归信受洗。他对穷人、病人和一切困苦之人的仁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讲道和教导的热忱赢得了好感,尚未激起反抗。然而,829年哈拉尔王再度被逐,退往威悉河 (Weser) 河口的里乌斯特里 (Riustri),那是皇帝赐给他的封地。安斯加被迫随他离去,丹麦传教事业的前景遂变得十分黯淡;尤其是奥特贝尔特因健康不佳,不得不放弃继续参与这项工作,返回新科尔韦。此时,瑞典国王比约恩 (Björn) 的邀请,使安斯加有机会前往瑞典;他在那里停留至831年。这一年,亚琛 (Aix-le-chapelle) 帝国议会决定在汉堡 (Hamburg) 设立主教座,预示着丹麦传教事业将获得新的推动力。整个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都划归这个新教区,安斯加由皇帝的兄弟、梅斯 (Metz) 主教德拉戈 (Drago) 祝圣为首任主教,兰斯 (Rheims) 的埃博 (Ebo)、特里尔 (Treves) 的赫蒂 (Hetti) 和美因茨 (Mentz) 的奥布加尔 (Obgar) 三位总主教隆重襄礼。格列高利四世 (Gregory IV.) 的一道教宗诏书123批准了全部安排,安斯加又亲自从教宗手中领受了肩带。834年,皇帝将布鲁日 (Bruges) 以南、西佛兰德 (West Flanders) 富裕的托鲁特修院 (Thorout) 赐给这个主教区,丹麦传教事业如今便可大力推进。安斯加既能与丹麦诸小王平等交涉,又有财力使他们认识到这项事业的重要,因而进展迅速;但正如所料,这种进展很快便激起了反抗。834年,一大群异教丹麦人在霍里克一世 (Horich I.) 率领下,乘六百艘小船驶入易北河 (Elb),围攻汉堡。城池陷落,遭到洗劫和焚烧;安斯加所建的教堂、他居住的修院、他的藏书——其中有皇帝赠给他的一部《圣经》——等等,尽被毁灭,基督徒也被赶离此地。许多日子里,安斯加辗转藏匿,生命危在旦夕。他向不来梅 (Bremen) 主教寻求庇护,但后者因斯堪的纳维亚未划归自己的教区而心怀嫉妒,拒绝给予任何援助。他也失去了托鲁特的收入,因为秃头查理皇帝 (Charles the Bald) 将这块封地赐给了自己的一位宠臣。甚至他自己的学生也离弃了他。
在这极大的危难中,他的品格显出了全部的力量与光辉;他默默承受上帝加给他的一切,毫无怨言。与此同时,日耳曼人路易 (Lewis the German) 前来支持他。846年,不来梅主教座出缺,于是汉堡主教座与不来梅主教座合并,安斯加奉召出任这一新教区的主教;864年5月31日的一道教宗诏书,又将它升为总主教区。安斯加在不来梅就任后,立即恢复丹麦的传教工作,并再次取得成功。他甚至赢得霍里克王本人对基督教事业的支持,获准在海泽比建造教堂;这是丹麦第一座基督教堂,奉献给圣母。霍里克王的儿子在位时,准许这座教堂使用钟——异教徒对钟尤其恐惧——又开始在里伯 (Ribe) 建造一座更大的新教堂。由于安斯加的活动,基督教在丹麦成为一项已经确立并获承认的制度;不仅在丹麦如此,在瑞典也是如此,他曾于848至850年再次访问瑞典。
他属灵品格的主要特征,是严厉的禁欲生活;他贴身穿着粗糙的毛衣,常常禁食,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祷告。然而,他的禁欲生活又与充沛的实干精神相结合;他斥责修士们的懒惰,要求学生手头应有一些实际工作,自己也常常一边祷告,一边编织。他的热忱和神圣的狂喜,也受到健全常识的极好调节。有人想把神迹归于他,以颂扬他的伟大和良善;他却对这些人说,他一生中最大的神迹,莫过于上帝有朝一日能使他成为一个彻底敬虔的人。124然而,在他属灵品格的诸多特征中,最为显著的,是他对自己事业终必成功的坚定信心,以及这信心赋予他心灵的、永不衰竭的忍耐。尽管表面上失败了,他从未放弃工作;即使灾难重重,他仍坚持不懈。他在临终病榻上还写信给路易王,将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事业托付给他。其他传教士或许在明察事理和组织才干上胜过他,但在英勇的忍耐和谦卑上,无人能及。他于865年2月3日在不来梅去世,安葬在当地奉献给他的教堂中。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将他封为圣徒。
安斯加在汉堡—不来梅总主教座的继任者,是他的朋友兼传记作者里姆贝尔特 (Rimbert),任期为865至888年。在他任内,丹麦原先分裂的各个小王国,由老戈尔姆王 (Gorm the Old) 统一于一柄王权之下。这件事一方面十分有利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另一方面却成为基督教事业的实际障碍,因为它使丹麦在政治上与德国对立,而德国正是丹麦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基地和唯一支柱。戈尔姆王本人是个凶悍的异教徒,但他的王后蒂拉·达纳博德 (Thyra Danabod) 已接受基督教;在里姆贝尔特及其继任者阿达尔加尔 (Adalgar,888至909年) 任内,基督教传教士都获准不受干扰地工作。一座新教堂在奥胡斯 (Aarhus) 建成,是丹麦的第三座教堂。然而,在阿达尔加尔的继任者温尼 (Unni,909至936年) 任内,戈尔姆王那半出于政治、半出于宗教的怒火突然爆发。教堂被焚,传教士被杀或被逐;若非德国国王捕鸟者亨利 (Henry the Fowler) 对丹麦国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丹麦的基督徒便会遭到彻底灭绝。和约规定,戈尔姆王应允许在其境内传扬基督教,温尼于是再次满怀精力地投入这项事业。温尼的继任者阿达尔达格 (Adaldag,936至988年) 与老戈尔姆之子蓝牙哈拉尔王 (Harald Blue Tooth) 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几乎可称为合作的关系。以日德兰 (Jutland) 的三座教堂——石勒苏益格、里伯和奥胡斯——以及菲英岛 (Fünen) 欧登塞 (Odense) 的第四座教堂为中心,设立了主教区,阿达尔达格祝圣了四位本地主教。教会获得了接受和持有捐赠财产的权利,并出现了数额极大的捐赠。
哈拉尔王与德国国王奥托二世 (Otto II.) 之间的战争,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却促成了前者受洗;不久,王室驻地也由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主要中心之一莱勒 (Leire),迁往罗斯基勒 (Roeskilde),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堂。然而,丹麦人中有一个庞大的派别,对局势的这一转变极为不满。他们信奉异教,是因为唯有异教才适合他们的情欲。他们执守托尔 (Thor),并非出于确信,而是出于骄傲。他们怀着愤恨和惊惧,鄙视基督教在各地给人民的品格和生活带来的改变。最后,他们离开本国,在帕尔纳托克 (Palnatoke) 率领下,定居于奥得河 (Oder) 河口,在那里建立了一种共和国,称为约姆斯堡 (Jomsborg)。
他们以此地为基地,向丹麦的基督教发动了长达十余年的持续战争,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不来梅的亚当 (Adam of Bremen) 说,殉道者的名字足可写满一整卷书。罗斯基勒的教堂被焚毁,菲英岛的主教区被废除。国王自己的儿子斯温 (Swen) 也是领袖之一,而国王本人最终于991年被帕尔纳托克射杀。不过,斯温不久便与约姆斯维京人 (Joms vikings) 失和;他对英格兰的入侵,又使这个民族好战的激情转向了别处。
英格兰被征服并与丹麦合并,使丹麦传教事业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斯温王本人归信了,并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重建罗斯基勒的教堂,在斯科讷 (Skaane) 的隆德 (Lund) 兴建新教堂,在钱币上铸造十字架标记,并在临终病榻上劝勉儿子克努特 (Canute),要致力于丹麦的基督教化。汉堡—不来梅历任总主教对丹麦传教事业的热忱,此时似乎已经冷却;也可能是艾德河 (Eyder) 南北两岸语言的差异日益扩大,使德国传道人在丹麦传教变得十分困难。安斯加未曾感受到这种差异,但两个世纪之后,德国传教士在丹麦开始工作以前,大概已有必要先学习一门外语了。
英格兰与丹麦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语言差异。丹麦的归信是在克努特大帝 (Canute the Great) 在位期间(1019至1035年)完成的;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任用英格兰司铎和修士在丹麦工作。他恢复了菲英岛的主教区,又在西兰岛 (Sealand) 和斯科讷新设两个主教区;这三个主教座都由经坎特伯雷 (Canterbury) 总主教祝圣的英格兰人担任。他邀请了一批英格兰修士来丹麦,一部分安排在各教堂任教士,一部分安置在遍布全国的小型传教站;各处无论教堂建筑的样式,还是礼拜的特点,都以英格兰的影响为主导。不过,这种情形丝毫未曾影响丹麦与汉堡—不来梅总主教座之间的教会关系。总主教的权威虽并非全然无人挑战,大体上却仍得到欣然的服从;直到十二世纪在隆德设立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总主教区以前,除上述例外,丹麦的主教一直都由他任命并祝圣。丹麦与教宗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克努特曾赴罗马朝圣,并在那里建立了数所丹麦人接待所(Hospitia Danorum)。然而,他拒绝准许在丹麦征收彼得捐;直到十四世纪,丹麦每年送往罗马的贡款,仍被视为自愿的馈赠。
丹麦最后归信的地方是博恩霍尔姆岛 (Bornholm)。1060年,隆德主教埃吉乌斯 (Egius) 使该岛基督教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丹麦,基督教并未像在英格兰和挪威那样,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
§ 30. 瑞典的基督教化
里姆贝尔特 (Rimbertus):《安斯加传》(Vita Ansgarii),载佩尔茨 (Pertz):《文献集》(Monumenta),II。
不来梅的亚当 (Adamus Bremensis):《汉堡教会主教事迹》(Gesta Ham. Eccl. Pont.),载佩尔茨 (Pertz):《文献集》第VII卷 (Monumenta VII);拉彭贝格 (Lappenberg) 编单行本,汉诺威,1846年。
《圣西格弗里德传》(Historia S. Sigfridi),载《瑞典中世纪史料集》(Scriptt. Rer. Suec. Medii-oevi),第II卷。
正当哈拉尔·克拉克 (Harald Klak) 被逐,迫使安斯加 (Ansgar) 至少暂时放弃丹麦传教工作之际,瑞典国王比约恩 (Björn) 派遣使团前往皇帝虔诚者路易 (Lewis the Pious) 那里,请他派基督教传教士到瑞典来。瑞典人像丹麦人一样,已经通过对外战争和商业往来接触到基督教;这种接触似乎在许多人心中唤起了成为基督徒的真实愿望。因此,安斯加于829年在维特马尔 (Witmar) 陪同下前往瑞典。横渡波罗的海时,他们的船被海盗追上并遭洗劫;等他抵达比约恩王的驻地比约克 (Björkö),又名比尔卡 (Birka) 时,即使不说穷困潦倒,也已是两手空空。这座城坐落在梅拉伦湖 (Maelarn) 的一座岛上。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贫穷困苦虽然绝非觐见异教君王的好凭借,他却受到国王的优待;在比尔卡宫廷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赫尔盖尔 (Hergeir) 身上,他又找到了一位热心而可靠的朋友。赫尔盖尔建造了瑞典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并且终其一生,始终是基督教事业坚定而有力的支柱。经过两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安斯加回到德国,却没有忘记已经开始的工作。他在汉堡主教之位上站稳脚跟之后,便于834年派埃博 (Ebo) 的侄子高特贝尔特 (Gautbert) 前往瑞典,由尼特哈德 (Nithard) 和其他几位基督教司铎陪同,并为他们充分备办了工作所需的一切。高特贝尔特的工作大有成效。他在比尔卡建了一座教堂,使散居瑞典各地的基督徒能够在本国举行礼拜、领受圣餐,不必再到迪尔斯泰德 (Duerstede) 或其他外国地方去。然而,这里与丹麦一样,基督教传教的成功激起了异教徒的嫉妒和仇恨,最后连赫尔盖尔也无法约束他们。一群狂怒的暴徒闯入高特贝尔特的住所,洗劫房屋,杀害尼特哈德,烧毁教堂,并把高特贝尔特本人锁上铁链,押送出境。他再也没有回到瑞典,后来任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 主教,在安斯加去世前不久逝世。安斯加初次听说瑞典发生暴乱时,自己也正在躲避丹麦异教徒的暴怒,此后数年间,无力为瑞典的传教事业做任何事。从前做过隐士、如今已任司铎的阿德加尔 (Ardgar) 前往瑞典,在比尔卡发现,赫尔盖尔已成功地保全并守护了基督徒会众;但不久赫尔盖尔便去世了,抵挡异教徒和蛮族攻击的最后一道屏障也随之倒下。
与此同时,安斯加已就任汉堡—不来梅总主教。848年,他决定亲自前往瑞典。他献给奥拉夫 (Olaf) 王的贵重礼物,所携皇帝与丹麦国王恳切相托的书信,以及传教团庄严隆重的仪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王答应将此事提交民众大会,商议是否准许基督教再度在国内传扬。在大会上,一位瑞典老人的发言最终扭转了局面;他论证说,基督徒的神甚至比托尔 (Thor) 更有能力,一个民族不拥有最强大的神,实非良策。于是,基督教传教士再度获准在国内传道,不受干扰。850年安斯加离去之前,比尔卡的教堂已重建起来;此后若干年间,高特贝尔特的侄子埃里姆贝尔特 (Erimbert)、生为丹麦人的安斯弗里德 (Ansfrid),以及同为丹麦人的里姆贝尔特 (Rimbert),都以极大的热忱继续从事传教工作。
然而,逼迫虽已停止,基督教却进展甚微;935年,温尼 (Unni) 总主教亲自访问比尔卡时,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将那些流落于异教徒中间、忘却自己信仰的信徒重新带回基督的羊圈。不过,半个世纪以后,在奥拉夫·舍特科农 (Olaf Skotkonge) 统治期间,传教事业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国王本人和他的儿子们都被争取过来,支持基督教事业;又有一些英格兰传教士从丹麦进入瑞典。其中最杰出的是西格弗里德 (Sigfrid),人们将他与安斯加并称为北方的使徒。由于他的努力,许多人归信,基督教也成为国内与旧有异教并存、得到法律承认的宗教。在瑞典南部,异教祭祀停止了,异教祭坛也消失了。然而在北部,旧信仰仍然延续,一方面是因为传教士难以深入那些荒僻险阻的地区,另一方面则因为瑞典南北居民之间存在部族差异,而这种差异又造成了政治上的分歧。
瑞典的基督教化直到十二世纪中叶才告完成。
§ 31. 挪威与冰岛的基督教化
斯诺里·斯图鲁松 (Snorre Sturleson,卒于1241年):《世界之环》(Heimskringla,即“家园之环”,最初用冰岛语写成),又名《北方诸王史》(seu Historia Regum Septentrionalium),等。斯德哥尔摩,1697年,2卷。同书冰岛语、丹麦语及拉丁语本,哥本哈根 (Havn.),1777–1826年;莫尼克 (Mohnike) 德译本,1835年;萨姆·莱恩 (Sam. Laing) 英译本,伦敦,1844年,3卷。这部挪威诸王史从神话时代一直叙述到公元1177年。
N. P. 西贝恩 (N. P. Sibbern):《丹麦—挪威史学书目》(Bibliotheca Historica Dano-Norvegica)。汉堡,1716年。《古人萨迦,又名冰岛人历史著述集》(Fornmanna-Sögur seu Scripta Hist. Islandorum)。哥本哈根 (Hafniae),1828年。
K. 毛雷尔 (K. Maurer):《挪威民族归信基督教史》(Bekehrung des Norwegischen Stammes zum Christenthum)。慕尼黑,1855–56年,2卷。
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挪威早期诸王》(Early Kings of Norway)。伦敦及纽约,1875年。
G. F. 麦克利尔 (G. F. Maclear):《北方人的归信》(The Conversion of the Northmen)。伦敦,1879年。
基督教传入挪威,几乎完全有赖于诸王的努力,而所用的手段主要是暴力与计谋。民众接受基督教,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了它,并对它心生渴慕,而是因为被迫接受;结果,异教的习俗和观念在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消失之后,仍在基督教的挪威延续了数百年。
十世纪中叶,善王哈康 (Hakon the Good) 首次尝试将基督教引入挪威。九世纪后期,哈拉尔·美发王 (Harald Haarfagr) 将挪威统一为一个国家,但在其子兼继承人埃里克 (Eric) 治下,内战再度爆发。这些动乱促使哈拉尔·美发王的私生子哈康返回挪威,要求继承王位;哈康曾在英格兰的埃塞尔斯坦 (Athelstan) 王宫廷中受教育。他成功地争取了一批支持者,驱逐埃里克,征服了整个挪威,并很快深得民心,部分由于他的勇武和军事才能,部分也由于他举止文雅、待人温和。哈康是基督徒,而从他登基之初起,使挪威基督教化似乎就是他的最高目标。但他行事审慎。他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便使身边若干亲近的人归信基督教,从英格兰召来基督教司铎,并在特隆赫姆 (Drontheim) 建造了一座教堂。随后,他开始认为,采取更公开、更果断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在全国显要人物齐集的弗罗斯塔大会 (Frostething) 上,就此事向民众讲话,劝他们成为基督徒。他得到的答复极具特色。他们对基督教本身并无异议,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们怀疑国王的提议,仿佛这是一个政治计谋,意在借此骗走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因此,他们不仅拒绝成为基督徒,甚至强迫国王参加他们的异教节庆,向他们的异教诸神献祭。国王十分愤怒,决意报复;但正当他集结起一支军队时,被逐的埃里克的儿子们在挪威登陆,961年,他在与他们交战时受了致命伤。
埃里克的儿子们流亡期间曾住在英格兰,也都是基督徒;他们以极其专横的方式推行基督教事业,捣毁异教祭坛,禁止献祭。但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是可憎,而继承他们的哈康伯爵 (Hakon Jarl) 则是个十足的异教徒。基督教第一次真正在挪威站稳脚跟,是在奥拉夫·特里格维松 (Olaf Trygveson) 统治之下。他是哈拉尔·美发王的后裔,幼年时却在爱沙尼亚 (Esthonia) 被卖为奴;一位亲戚偶然遇见他,从这男孩的俊美相貌中认出了自己的亲族,便将他赎出,他随后在莫斯科受教育。此后,他以海上之王的身份生活,长期游荡于丹麦、文德地区 (Wendland)、英格兰和爱尔兰。在英格兰,他接触到基督教,立即接受了它,却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自己的维京本性带进了基督教;恐怕从未有过比他更凶猛的十字架骑士。一派人士不堪忍受哈康伯爵的暴政,邀请他到挪威来;995年,他轻易地成为全国的主人,随即着手使基督教成为国家的宗教,正如斯诺里所说,“严惩一切反对他的人,有的杀死,有的残害肢体,其余的则驱逐出境”。在南部,自善王哈康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记忆尚未完全泯灭,因此事情进展得略为顺利,尽管奥拉夫不止一次地让与他一同议事的民众作出选择:或是与他交战,或是立即受洗。但在北部,国王必须运用全部智谋和精力,才能克服反抗。有一次,在默勒 (Moere) 举行的盛大异教节庆上,他告诉聚集的民众,如果他要回归异教诸神,就必须献上一场重大而可怕的祭;于是,他抓住在场十二位最显赫的人物,准备将他们献给托尔。不过,当全体与会者接受基督教并受洗之后,他们便获释了。1000年,他在与丹麦和瑞典两国国王联军的战斗中阵亡。他虽仅在位五年,却成功地确立了基督教作为挪威宗教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死后,似乎并未发生普遍重返异教的情形。
圣奥拉夫 (Olaf the Saint) 于公元1014–30年在位,挪威的基督教化在他统治期间完成。他的任务,是将仍潜藏各处的异教连根拔除,并为基督教建立教会组织。他像前几位君王一样,运用计谋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异教偶像与祭坛消失了,异教习俗与节庆受到禁止,民事法律也经过调整,以符合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全国划分为主教区和堂区,教堂建立起来,并征收固定收入以供养教士。他任用的大多是英格兰修士和司铎,但取得了汉堡—不来梅总主教的同意,并将挪威教会置于这位总主教的权威之下。1030年7月29日,他在斯蒂克莱斯塔德 (Stiklestad) 战役中阵亡;死后被封为圣徒,成为挪威的主保圣徒。
当时,冰岛 (Iceland) 隶属挪威。从冰岛的传统,以及九世纪初爱尔兰修士狄库伊鲁斯 (Dicuilus) 所著《世界的测量》(De Mensura Orbis) 来看,早在八世纪初,当冰岛尚无人居住时,库尔迪派 (Culdee) 的隐修士便已常到那里退隐。然而,这些隐修士似乎对后来挪威的移民毫无影响;这些移民为了逃避哈拉尔·美发王的暴政,于九世纪后期来到冰岛,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新来的人都是异教徒,因而惊异地看着都柏林王白王奥拉夫 (Olaf the White) 的遗孀富有者奥达 (Auda the Rich);她于892年在冰岛定居,并在屋前竖起一座高大的十字架。但冰岛人素来远行,其中一位托尔瓦尔德·科德兰松 (Thorvald Kodranson) 在萨克森 (Saxony) 接受基督教之后,将弗雷德里克 (Frederic) 主教带回冰岛。弗雷德里克在那里住了四年,他的宣讲很容易便为民众所接受。十世纪后期,唐布兰德 (Thangbrand) 的传教工作失败了;但当挪威,或至少挪威沿海地区,成为基督教地区之后,冰岛与挪威的密切关系,很快便使弗雷德里克所播下的种子迅速生长。1000年,冰岛议会 (Althing) 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不久之后,第一座教堂建成,所用木材是圣奥拉夫从挪威运往这座无林岛屿的。
四、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
§ 32. 概览
A. 雷根沃尔斯基 (A. Regenvolscius):《斯拉夫诸教会历史编年体系》(Systema Hist. chronol. Ecclesiarum Slavonic.)。乌得勒支 (Traj. ad Rhen.),1652年。
A. 文格尔斯基 (A. Wengerscius):《斯拉夫诸教会的教会史》(Hist. ecclesiast. Ecclesiarum Slavonic.)。阿姆斯特丹 (Amst.),1689年。
科利乌斯 (Kohlius):《斯拉夫史导论,尤论其宗教史》(Introductio in Hist. Slavorum imprimis sacram)。阿尔托纳 (Altona),1704年。
J. Ch. 约丹 (J. Ch. Jordan):《斯拉夫起源考》(Origines Slavicae)。维也纳 (Vindob.),1745年。
S. 德·博胡什 (S. de Bohusz):《萨尔马提亚人、埃斯克拉翁人与斯拉夫人的起源及这些民族归信时期的历史研究》(Recherches hist. sur l’origine des Sarmates, des Esclavons, et des Slaves, et sur les époques de la conversion de ces peuples)。圣彼得堡与伦敦,1812年。
P. J. 沙法里克 (P. J. Schafarik):《斯拉夫古史》(Slavische Alterthümer)。莱比锡,1844年,2卷。
霍尔瓦特 (Horvat):《斯拉夫人的远古史》(Urgeschichte der Slaven)。佩斯 (Pest),1844年。
W. A. 马切约夫斯基 (W. A. Maciejowsky):《斯拉夫人中两种礼仪的早期基督教会史论》(Essai Hist. sur l’église ehrét. primitive de deux rites chez les Slaves)。由 L. F. 索韦 (L. F. Sauvet) 从波兰文译为法文,巴黎,1846年。
斯拉夫人 (Slavs) 最早何时出现在欧洲,已不可知。六世纪后半叶的拉丁和希腊作家,如普罗科皮乌斯 (Procopius)、约尔南德斯 (Jornandes)、阿伽提阿斯 (Agathias)、皇帝毛里基乌斯 (Mauritius) 等,只知道居住在罗马帝国边境沿线的斯拉夫人。在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时代,斯拉夫人占据了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的整个东欧:奥博特里特人 (Obotrites) 和文德人 (Wends) 居于易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波兰人居于维斯瓦河周围,其后方是俄罗斯人;捷克人居于波希米亚 (Bohemia)。再往南,原本连成一片的斯拉夫人,被各个芬兰或图兰 (Turanian) 部族的入侵割裂了:五世纪有匈人,六世纪有阿瓦尔人 (Avars),七世纪有保加利亚人,九世纪有马扎尔人 (Magyars)。阿瓦尔人深入到亚得里亚海,但在640年被保加利亚人击退;他们随后定居潘诺尼亚 (Panonia),于791–796年被查理大帝征服并归信,九世纪时便完全从历史中消失了。保加利亚人采用斯拉夫语言,成为斯拉夫人,不仅语言如此,风俗习惯亦然。唯有定居蒂萨河 (Theiss) 与多瑙河一带、成为匈牙利统治民族的马扎尔人,保持了自身独立的民族身份。
广大的斯拉夫人并无共同的政治组织,而是组成了若干王国,如摩拉维亚 (Moravia)、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和俄罗斯,各自兴盛的时期有长有短。在宗教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他们以农耕为生,所奉诸神都是自然力量的代表;然而,奥博特里特人和文德人所崇拜的拉迪戈斯特 (Radigost) 与斯维亚托维特 (Sviatovit) 是残酷的神,在他们的庙宇中,尤其在吕根岛 (Rügen) 的阿尔科纳 (Arcona),人被当作祭品献上;波兰人所崇拜的斯瓦罗格 (Svarog),以及波希米亚人所崇拜的达日博格 (Dazhbog),却是温和的神,所要求的是爱与祈祷。不过,所有斯拉夫人都有一套十分繁复的精灵与山怪信仰;一夫多妻制在他们中间也极为盛行,有时还伴有寡妇殉夫的习俗。君士坦丁堡与罗马都曾尝试使他们归信;但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混乱而变动不居,东西方教会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与猜忌,以及传教士学习其语言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都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到本时期结束时,这项工作仍未完成。
§ 33. 文德人中的基督教传教事业
不来梅的亚当 (ADAM Of BRENEN,卒于1067年):《汉堡教会主教事迹》(Gesta Hammenb. [Hamburgensis] Eccl. Pont.),载于佩尔茨 (Pertz) 编《日耳曼史料集》(Monumenta Germ., VII.)。
赫尔莫尔德 (HELMOLDUS,卒于1147年) 与吕贝克的阿诺尔德 (Arnoldus Lubecensis):《斯拉夫人编年史》(Chronicon Slavorum sive Annales Slavorum),记述自查理大帝至1170年的历史,H. 班格特 (H. Bangert) 编。吕贝克 (Lubecae),1659年。洛朗 (Laurent) 德译本,柏林,1852年。
施皮克尔 (SPIEKER):《勃兰登堡边区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er Mark Brandenburg)。柏林,1839年。
维格斯 (WIGGERS):《梅克伦堡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Mecklenburgs)。帕尔希姆 (Parchim),1840年。
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文德史》(Wendische Geschichten)。柏林,1843年。
查理大帝是第一个尝试将基督教传入这些斯拉夫部族的人;他们统称文德人,占据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从易北河河口直到维斯瓦河:荷尔斯泰因 (Holstein) 的瓦格里亚人 (Wagrians)、梅克伦堡 (Mecklenburg) 的奥博特里特人、萨克森边境的索布人 (Sorbians)、勃兰登堡 (Brandenburg) 的维尔齐人 (Wilzians) 等。但在查理大帝手中,基督教传教事业是一件政治武器;对斯拉夫人而言,接受基督教便成了政治上与民族上遭受征服的同义语。因此,他们对基督教的愤怒一次又一次如火山般爆发,将传教士的工作完全摧毁。奥托一世 (Otto I.) 对文德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使他有机会尝试在他们中间大规模建立基督教会。946年在哈弗尔贝格 (Havelberg),948年在阿尔滕堡 (Altenburg),又称奥尔登堡 (Oldenburg),968年在迈森 (Meissen)、梅泽堡 (Merseburg) 和蔡茨 (Zeitz),都设立了主教座;最后这一年,又在马格德堡 (Magdeburg) 设立了总主教座。来自雷根斯堡 (Regensburg) 圣埃默拉姆 (St. Emmeran) 修道院的修士博索 (Boso),最先将礼仪经文译为当地人的语言,出任梅泽堡主教;最先在吕根岛宣讲基督教的阿达尔贝特 (Adalbert),则成为总主教。
但基督教会又一次被用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在奥托二世 (Otto II.) 统治时期,文德人在米斯蒂沃伊 (Mistiwoi) 亲王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可怕的起义。他本人原已成为基督徒;但因愤恨那以基督教名义施行的压迫,便重返异教,在文德异教的主要中心之一雷特雷 (Rethre) 召集各部族,于983年发动战争,使破坏遍及整个德国北部。教堂与修道院被焚毁,基督教司铎遭驱逐。后来,米斯蒂沃伊深感悔恨,试图弥补自己在一时激愤之下所造成的祸害。但这时臣民却抛弃了他;他离开本国,在巴尔德维克 (Bardewick) 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中度过余生。他的孙子戈特沙尔克 (Gottschalk),其斯拉夫名字已不可知,在吕讷堡 (Lüneburg) 附近的圣米迦勒修道院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教育;但当他听说父亲乌托 (Uto) 于1032年被杀,古老异教的复仇本能立刻在他心中苏醒。他离开修道院,抛弃基督教,对基督徒掀起了一场逼迫风暴,席卷整个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和荷尔斯泰因。他被下萨克森的伯纳德 (Bernard) 击败并俘虏之后,重归基督教;此后住在克努特大帝 (Canute the Great) 在丹麦和英格兰的宫廷中,娶了一位丹麦公主,并被立为奥博特里特人的统治者。他是一位出色的战士,征服了荷尔斯泰因和波美拉尼亚 (Pommerania),建立了强大的文德帝国;在这一稳固的政治基础上,他尝试建立基督教会,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旧有的主教区重新设立,又在拉策堡 (Razzeburg) 和梅克伦堡设立新的主教区;在洛伊岑 (Leuzen)、奥尔登堡、拉策堡、吕贝克 (Lübeck) 和梅克伦堡修建了修道院;汉堡—不来梅总主教阿达尔贝特派来传教士;礼仪被译为当地语言,并征收收入,以供养教士、维持教堂和礼拜。
但正如可以预料的,基督教越深入广大民众之中,异教徒的反抗便越猛烈。1066年6月7日,戈特沙尔克与他的老教师、修道院院长乌波 (Uppo) 一同在伦茨 (Lentz) 被杀,随后爆发了全面起义。教堂和学校被毁;司铎和修士或遭石击而死,或被杀死作为祭品献在异教祭坛上;基督教确实被从这个国家一扫而空。过了数十年,才可能重新开始工作,而文德人最终的基督教化,直到十二世纪中叶才告完成。
§ 34. 斯拉夫人的使徒西里尔与美多迪乌斯;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波兰的基督教化
F. M. 佩尔策尔 (F. M. Pelzel) 与 (et) J. 多布罗夫斯基 (J. Dobrowsky):《波希米亚史家集》(Rerrum Bohemic. Scriptores)。布拉格。
弗里泽 (Friese):《波兰王国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 Konigreichs Polen)。布雷斯劳 (Breslau),1786年。
弗朗茨·帕拉茨基 (Franz. Palacky):《波希米亚史》(Geschichte von Böhmen)。布拉格,第3版,1864年及后,5卷(记述至1520年)。
瓦滕巴赫 (Wattenbach):《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基督教会史》(Geschichte d. christl. Kirche in Böhmen und Mähren)。维也纳 (Wien),1849年。
A. 弗林德 (A. Friud):《波希米亚教会史》(Die Kirchengesch. Böhmens)。布拉格,1863年及后。
西里尔 (Cyrillus) 与美多迪乌斯 (Methodius) 的传记,作者有:J. 多布罗夫斯基 (J. Dobrowsky)(布拉格,1823及1826年);J. A. 金策尔 (J. A. Ginzel)(《斯拉夫人的使徒与斯拉夫礼仪史》〔Geschichte der Slawenapostel und der Slawischen Liturgie〕,莱特梅里茨〔Leitmeritz〕,1857年);菲拉列特 (Philaret)(俄文,德译本,米陶〔Mitau〕,1847年);J. E. 比莱 (J. E. Biley)(布拉格,1863年);迪姆勒 (Dümmler) 与 F. 米尔科西施 (F. Milkosisch)(维也纳,1870年)。
摩拉维亚的斯拉夫人被查理大帝征服后,帕绍 (Passau) 主教受命在他们中间建立基督教传教事业。他们的首领莫伊米尔 (Moymir) 归信了,奥尔米茨 (Olmütz) 和尼特拉 (Nitra) 也设立了主教区。但日耳曼人路易 (Lewis the German) 怀疑莫伊米尔力图独立,便以拉斯蒂斯拉夫 (Rastislaw),又名拉迪斯拉夫 (Radislaw),取代了他。然而,拉斯蒂斯拉夫却实现了莫伊米尔仅仅受到怀疑的企图。他建立了独立的摩拉维亚王国,击败日耳曼人路易;在断绝与德意志的政治联系时,也断绝了教会联系,请求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 (Michael III.) 派遣一些希腊传教士给他。
西里尔与美多迪乌斯成为斯拉夫人的使徒。西里尔原名君士坦丁 (Constantinus),九世纪上半叶生于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ica),曾在君士坦丁堡研习哲学,因此获得“哲学家”的别号。后来他专心研究神学,与兄弟美多迪乌斯一同住进修道院。他是一位严格的禁欲者,也成为热心的传教士。860年,他访问了定居黑海东北岸的鞑靼部族可萨人 (Chazares),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会。此后,他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工作,最后应拉斯蒂斯拉夫的邀请,于863年与兄弟一同前往摩拉维亚。
西里尔通晓斯拉夫语,并创制了一套合适的字母,使这种语言得以用于著述。他采用希腊字母,兼用一些亚美尼亚字母和希伯来字母,并自创了一些字母。他的斯拉夫字母经过改动,至今仍用于俄国、瓦拉几亚 (Wallachia)、摩尔达维亚 (Moldavia)、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 (Servia)。他将礼仪和礼拜选读经文译成斯拉夫语;由于能够用当地语言讲道和主持礼拜,不久便使数以百计的人归信,进入他的羊圈。一个民族性的斯拉夫教会迅速兴起;使用拉丁礼仪的德意志神父则离开了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德意志高级教士的教会组织,十分符合拉斯蒂斯拉夫的政治计划;然而,在东西方教会之间此时日益显露的分歧中,这个年轻的斯拉夫教会与罗马而非君士坦丁堡建立联系,也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西里尔一向对罗马表现出某种偏爱;另一方面,教皇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最近干预保加利亚教会事务时所表现的审慎和明辨,想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868年,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前往罗马,与教皇哈德良二世 (Adrian II.) 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既认可在礼拜中使用斯拉夫语,也认可斯拉夫教会仅服从教皇权威的独立地位。西里尔于869年2月14日在罗马去世;美多迪乌斯则被祝圣为潘诺尼亚 (Pannonia) 教区的大主教,返回摩拉维亚。
这个新的潘诺尼亚教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帕绍和萨尔茨堡 (Salzburg) 两个教区的辖境;而德意志高级教士确实最先在斯拉夫人中播下基督教的种子,因此,这种侵占必定更令他们恼怒。东西方教会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也产生了影响。德意志教士认为,在弥撒中使用斯拉夫语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创新;而美多迪乌斯和斯拉夫教会仍然坚持的、关于圣灵单一发出的希腊教义,他们则视为异端。不过,他们的攻击起初并未产生实际后果;但当斯瓦托普卢克 (Swatopluk) 于870年继承拉斯蒂斯拉夫的王位,约翰八世 (John VIII.) 于872年继哈德良二世为教皇之后,美多迪乌斯的处境便艰难起来。879年,他再次被召往罗马;虽然这一次也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确认斯拉夫教会的独立地位,并承认其一切固有特色,但无论美多迪乌斯的精力,还是教皇的支持,都无法保护这个教会,使其免受此时来自内外的攻击。斯瓦托普卢克倾向于德意志—罗马方面的观点;美多迪乌斯属下的一位主教维欣 (Wichin),则成了这一派的有力捍卫者。
斯瓦托普卢克死后,摩拉维亚王国分崩离析,由德意志人、波希米亚的捷克人 (Czechs) 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 (Magyars) 瓜分;斯拉夫教会由此可以说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美多迪乌斯死于881至910年之间。十世纪初,斯拉夫教会已完全丧失其民族特色。斯拉夫神父被驱逐,斯拉夫礼仪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神父和拉丁礼仪。被驱逐的神父逃往保加利亚,将斯拉夫语的圣经译本和礼仪译本带到了那里。
查理大帝和虔诚者路易 (Lewis the Pious) 都未能征服波希米亚;虽然这个国家被划入雷根斯堡 (Regensburg) 教区,居民却仍是异教徒。但当波希米亚成为摩拉维亚帝国的属国,斯瓦托普卢克又娶了波希米亚公爵博尔日沃伊 (Borziwai) 的女儿时,基督教便有了进入的门户。博尔日沃伊与妻子柳德米拉 (Ludmilla) 受了洗,他们的子女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教育。然而,925年,博尔日沃伊之子、继承人弗拉季斯拉夫 (Wratislav) 去世,一场猛烈的反动随即发生。他留下两个儿子,温策斯拉夫 (Wenzeslav) 和博莱斯拉夫 (Boleslav),由祖母柳德米拉监护。但他们的母亲德拉霍米拉 (Drahomira) 是个顽固的异教徒;她先使人杀害柳德米拉,随后又于938年杀害温策斯拉夫。绰号“残酷者”的博莱斯拉夫,既有母亲的性情,也有她的信仰,几乎将基督教从波希米亚扫除净尽。但950年,他被皇帝奥托一世 (Otto I.) 彻底击败,被迫不仅准许基督教神父进入国内,还要重建已遭毁坏的教堂;这场灾祸似乎确实改变了他的心意。此后,他对基督徒臣民即使算不上友善,至少也能容忍;在其子及继承人“温和者”博莱斯拉夫统治期间,基督教会在波希米亚的发展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布拉格 (Prague) 建立了独立的大主教区。然而,广大民众仍然野蛮,异教的习俗和观念又在他们中间存留了一个多世纪。983至997年任布拉格大主教的阿达尔伯特 (Adalbert)125,曾讲道反对一夫多妻,以及主要由犹太人经营的基督徒奴隶贸易,却徒劳无功。他两次因厌恶和灰心而离开自己的主教座;最后,他在普鲁士的文德人 (Wends) 手中殉道。直到1038年,塞韦鲁斯 (Severus) 大主教才成功施行有关婚姻、守主日及其他基督教道德事项的法律。至于波希米亚境内罗马—斯拉夫教会与罗马—德意志教会之间的争斗,则一无所知。传说美多迪乌斯亲自为博尔日沃伊和柳德米拉施洗;最初的传教工作无疑也是由斯拉夫神父完成的,但到阿达尔伯特时代,德意志倾向已占上风。
在波兰人中间,福音起初也是由斯拉夫传教士传开的;在波兰礼仪中,126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被尊为这个国家的使徒。拉斯蒂斯拉夫治下的摩拉维亚帝国,包含了后来属于波兰王国的广大地区,因此,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所发起的运动也传到这些地区,是十分自然的;而在波兰人中工作的斯拉夫传教士,至少有一位的名字为历史所知,即维兹纳赫 (Wiznach)。
摩拉维亚王国瓦解后,摩拉维亚贵族和神父到波兰寻求庇护;在谢莫维特 (Semovit) 公爵统治期间,基督教在波兰人中间已十分强盛,以致开始引起异教徒的嫉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梅奇斯拉夫 (Mieczyslav) 公爵与波希米亚公主、“温和者”博莱斯拉夫的妹妹栋布罗夫卡 (Dombrowka) 结婚,使基督教的影响更为强大。965年,栋布罗夫卡带着一批波希米亚神父来到波兰;次年,梅奇斯拉夫本人也归信受洗。他以其特有的傲慢,径直要求所有臣民效法自己;于是,异教偶像被焚烧或投入河中,异教祭祀被禁止,违者受到严惩,基督教堂则兴建起来。至此,基督教传入波兰人中间,完全出于斯拉夫人的影响;但此时,梅奇斯拉夫公爵与奥托一世之间密切的政治联系,为强大的德意志影响开辟了道路。梅奇斯拉夫从德意志借用了波兰教会的整套组织。他听从奥托一世的建议,在波森 (Posen) 建立了波兰第一个主教区,并将其置于马格德堡 (Magdeburg) 大主教的管辖之下。代表罗马教义和礼仪、使用拉丁语的德意志神父,开始与代表希腊教义和礼仪、使用本地语言的斯拉夫神父并肩工作。后来,波兰教会终于完全置于罗马权威之下,这并非出于教会内部的任何自发运动,像波兰编年史家所喜欢描述的那样,而是出于德意志皇帝和德意志教会的影响。在梅奇斯拉夫之子博莱斯拉夫·赫罗布里 (Boleslav Chrobry)——波兰第一位国王,也是波兰历史上最杰出的英雄之一——统治期间,波兰虽然只在表面上基督教化,却已成为向其他斯拉夫部族开展传教工作的基地。
正是博莱斯拉夫将布拉格的阿达尔伯特派到文德人中间;当阿达尔伯特在那里惨遭杀害、为信仰殉道后,博莱斯拉夫赎回了他的遗骸,安葬在格涅森 (Gnesen)(后来又从那里迁往布拉格),并在此设立大主教座,波兰教会最终围绕这一中心巩固起来。然而,基督教传教事业在博莱斯拉夫手中,不过是一件政治武器,正如它常在德意志皇帝手中,有时甚至在教皇本人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本国的广大民众,内心深处仍然是异教徒。波兰人每年都在当年偶像被投入河中或焚毁的那一天集会,以凄凉的挽歌纪念他们的诸神;127甚至最简单的基督教道德规范,也只有施用最野蛮的刑罚才能推行。不仅如此,1034年梅奇斯拉夫二世 (Mieczyslav II.) 去世后所发生的政治动乱中,异教在整个波兰王国全面复起,经过很长时间才被彻底平息。
§ 35. 保加利亚人的归信
君士坦丁·波菲罗根尼图斯 (Constantinus Porphyrogenitus):《马其顿人巴西尔传》(Life of Basilius Macedo),载《拜占庭史:狄奥法内斯续编》(Hist. Byzant. Continuatores post Theophanem)。希腊文与拉丁文,巴黎,1685年。
佛提乌 (Photius):《书信》(Photii Epistola),Richard. Montacutius 编。伦敦,1647年。
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答保加利亚人问》(Responsa ad Consulta Bulgarorum),载曼西 (Mansi):《大公会议汇编》(Coll. Concil.),第XV卷,第401–434页;亦载阿尔杜安 (Harduin):《大公会议汇编》(Coll. Concil.),第V卷,第353–386页。
A. 皮希勒 (A. Pichler):《东西方教会分裂史》(Geschichte der kirchlichen Trennung zwischen dem Orient und Occident)。慕尼黑,1864年,第I卷,第192页及后。
另参第34节所列西里尔与美多迪乌斯的传记。
保加利亚人出自图兰族 (Turanian),但由于数百年来生活在斯拉夫诸民族中间,已采用了斯拉夫人的语言、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他们占据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平原,经常侵入拜占庭帝国的领土。813年,他们攻克阿德里安堡 (Adrianople),将一批基督徒俘往保加利亚,其中包括主教本人。这些基督徒俘虏在那里组成会众,开始致力于使俘获他们的人归信;但他们的工作似乎并没有很大成效,因为那位主教殉道了。然而,861年,保加利亚君主博戈里斯 (Bogoris) 的一个姐妹返回故国;她先前被俘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受了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她努力使兄弟归信,终于获得成功。
美多迪乌斯被派来帮助她;据说,他所画的一幅末日审判图,给博戈里斯留下了压倒一切的印象,使他决意接受基督教。他于863年受洗,并立即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通信。然而,他的受洗在臣民中引发了叛乱;他对叛乱者施加的可怕惩罚表明,他当时对基督教教训的理解还十分浅薄。
与此同时,主要由修士组成的希腊传教士已进入这个国家;但他们好弄权术,态度傲慢,在民众中造成的只有混乱。865年,博戈里斯向教皇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 求助,请他派遣罗马传教士,并向他提出一百零六个有关基督教教义、道德和礼仪的问题,希望得到解答。教皇派了两位主教前往保加利亚,并对博戈里斯所提出的问题作了极为详尽而明智的答复。
然而,罗马的传教事业也未能成功。保加利亚人不愿臣服于任何外国权威。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教会,但无论罗马还是君士坦丁堡,都不肯允准。最后,拜占庭皇帝巴西利乌斯·马其顿人 (Basilius Macedo) 成功地在该国设立了希腊主教和一位希腊大主教,保加利亚教会因而归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权下;但直到今日,它的历史始终是一部反抗这一权威的斗争史。如今,该教会由神圣会议治理,并有一位独立的督主教。
土耳其人对基督徒施行的可怕暴行,引发了1877年的俄土战争,并使保加利亚获得独立。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保加利亚被设立为“一个处于苏丹宗主权之下、自治而纳贡的公国”,但拥有基督教政府和本国民兵。劝诱他人改宗的活动受到禁止,宗教教科书必须预先经过神圣会议审查。然而,新教传教士仍在民众中开展工作,实际上享有充分的自由。
§ 36. 马扎尔人的归信
约翰·德·图罗茨 (Joh. de Thwrocz):《匈牙利人编年史》(Chronica Hungarorum),载施万特纳 (Schwandtner):《匈牙利史料作家集》(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第I卷。维也纳,1746–8年。
《圣司提反传》(Vita S. Stephani),载《圣徒行传·九月》(Act. Sanctor. September)。
《圣阿达尔伯特传》(Vita S. Adalberti),载《日耳曼史料集》(Monument. German),IV卷。
霍尔瓦特 (Horvath):《匈牙利史》(History of Hungary)。佩斯 (Pest),1842–46年。
奥古斯特·泰纳 (Aug. Theiner):《阐明匈牙利教会史的古代历史文献》(Monumenta vetera historica Hungariam sacram illustrantia)。罗马 (Rom.),1859、1860年,2卷,对开本。
马扎尔人 (Magyars) 属于图兰 (Turanian) 族系,与芬兰人和土耳其人有亲缘关系。他们于九世纪深入欧洲,884年定居于多瑙河口附近、布格河 (Bug) 与塞雷特河 (Sereth) 之间的平原。在拜占庭皇帝智者利奥 (Leo the Wise) 的唆使下,他们进攻保加利亚人,将其彻底击败。由此获得的军事声望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法兰克国王阿尔努尔夫 (Arnulf) 请求他们援助,共同对抗摩拉维亚帝国的统治者斯瓦托普卢克 (Swatopluk)。斯瓦托普卢克也被击败,他的国土由战胜者瓜分。马扎尔人循原路越过喀尔巴阡山脉 (Carpathian),定居于蒂萨河 (Theiss) 和多瑙河周围的平原,即他们的祖先匈人 (Huns) 一度统治过的地方,也就是今日的匈牙利。他们是一个野蛮而凶悍的民族,敬拜一位以天空、河流等各种自然现象为表现形式的至高神。他们没有庙宇,也没有祭司阶层,祭物只有牲畜,以马为主。但他们视誓言为神圣,实行一夫一妻制,并以宗教仪式缔结婚姻。
马扎尔人最初通过与拜占庭宫廷的交往接触基督教,但并未产生进一步的结果。然而,他们定居匈牙利以后,四面都被基督教民族包围;950年,皇帝奥托一世 (Otto I.) 迫使他们准许帕绍 (Passau) 主教派遣传教士进入其国;种种情势又促使这一传教事业迅速取得全面成功。他们的君主盖扎 (Geyza) 娶了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n) 君主久拉 (Gyula) 的女儿,这位名叫绍沃尔塔 (Savolta) 的公主曾受过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因此,盖扎对基督徒抱有好感;此事一经传开,基督教便从广大民众中涌现出来,犹如春临大地,百花齐放。马扎尔人定居匈牙利时所征服的居民,以及他们从保加利亚和摩拉维亚带来的俘虏,都是基督徒。此前,这些基督徒惧怕统治者,一直隐瞒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孩子也都是秘密受洗的;如今,他们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传教士周围,基督教传入匈牙利的情景,宛如一场凯旋的行军。128
后来的政治动乱打断了这一进程,但为时甚短。布拉格的阿达尔伯特 (Adalbert of Prague) 来到该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94年,他为盖扎那生于961年的儿子沃伊克 (Voik) 施洗,给他取名司提反 (Stephanus)。阿达尔伯特的学生罗德拉 (Rodla) 在该国停留了更长时间,深受民众敬重,以至于后来他们不肯让他离去。司提反于997年即位时,立即决意将基督教确立为全国唯一的宗教,下令所有马扎尔人都必须受洗,所有基督徒奴隶都必须获得释放。然而,这引起了异教派别的叛乱,由司提反的亲属库帕 (Kuppa) 领头;但库帕在维斯普里姆 (Veszprim) 被击败,人们只得服从这道命令。
司提反与皇帝奥托三世 (Otto III.) 的亲属吉塞拉 (Gisela) 结婚,使他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也像波兰的梅奇斯拉夫 (Mieczyslav) 一样,从德意志教会借用了整套教会组织。他设立了十个主教区,置于多瑙河畔格兰 (Gran) 大主教的权下(该地至今仍是匈牙利首席主教的驻地);兴建教堂,创办学校和修道院,并筹措丰厚的收入以维持这些机构;神职人员被宣布为地位最高的阶层,拉丁语不仅成为教会事务的官方语言,也成为世俗事务的官方语言。为奖赏他的热忱,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 (Silvester II.) 赠给司提反一顶金冠;1000年,格兰大主教为他隆重加冕为王,同时一道教皇诏书授予他“使徒陛下”的称号。司提反确实是马扎尔人的使徒。由于从德意志召来的神父和修士大多不懂当地人的语言,国王便亲自奔走于各城镇之间,讲道、祷告,劝勉众人遵守主日、禁食和其他基督徒的本分。然而,基督教仍经过很长时间才真正扎根于马扎尔人中间;主要原因在于神父与羊群之间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方面是由于语言不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司提反赋予神职人员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而神职人员很快便学会利用这种地位谋取私利。十一世纪曾两度发生严重倒退,重新陷入异教:一次在1045年安德烈亚斯 (Andreas) 王统治时,另一次在1060年贝拉 (Bela) 王统治时。
§ 37. 俄罗斯的基督教化
涅斯托尔 (Nestor,基辅修士,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家,卒于1116年):《编年史》(Annales,或 Chronicon,从巴别塔的建造记至1093年)。尼丰特斯 (Niphontes,又作 Nifon) 续写1116–1157年的历史,其他人续写至1676年。波戈金 (Pogodin) 于1841年出版俄文全本;弗尔·米克洛西施 (Fr. Miklosisch) 于1860年在维也纳 (Vindobon) 出版附拉丁文译本和词汇表的版本。施勒策 (Schlözer) 的德译本,哥廷根,1802–’9年,5卷(未完)。
J. G. 施特里特 (J. G. Stritter):《据拜占庭作家所述昔日居住于多瑙河等地诸民族史料集》(Memoriae Populorum olim ad Danubium, etc., incolentium ex Byzant. Script)。圣彼得堡 (Petropoli),1771年,4卷。拜占庭史料汇编。
N. M. 卡拉姆津 (N. M. Karamsin):《俄罗斯史》(History of Russia),12卷。圣彼得堡,1816–29年,有德文和法文译本。
菲利普·施特拉尔 (Ph. Strahl):《俄罗斯教会史论集》(Beiträge zur russ. Kirchen-Geschichte),第I卷,哈雷,1827年;以及《俄罗斯教会史》(Geschichte d. russ Kirche),第I卷,哈雷,1830年(未完)。
A. N. 穆拉维约夫 (A. N. Mouravieff,前沙皇宫廷侍从官兼至圣会议副检察长):《俄罗斯教会史》(A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Russia,记至1721年神圣会议成立)。圣彼得堡,1840年;R. W. 布莱克莫尔 (R. W. Blackmore) 牧师译为英文,牛津,1862年。
A. P. 斯坦利 (A. P. Stanley):《东方教会讲座》(Lectures on the Eastern Church),第IX–XII讲。伦敦,1862年。
L. 布瓦萨尔 (L. Boissard):《俄罗斯教会》(L’église de Bussie)。巴黎,1867年,2卷。
传说将俄罗斯基督教的起源追溯至使徒圣安得烈,他尤其受到俄罗斯人的崇敬。穆拉维约夫在其俄罗斯教会史的开篇写道:“俄罗斯教会与东方其他正教会一样,以一位使徒为其创立者。十二使徒中最先蒙召的圣安得烈,早已用他的祝福迎接基督教注定传入我国的那一天。他沿第聂伯河 (Dniepr) 而上,深入斯基泰 (Scythia) 的荒野,在基辅 (Kieff) 的山丘上竖起了第一个十字架,并对门徒说:‘你们看见那些山丘了吗?神圣恩典的光辉必照耀那些山丘。这里将有一座大城,上帝必在城中拥有许多归于他名下的教堂。’圣涅斯托尔的这些话,指明了基督教俄罗斯的发源之地。”
这一传统不过是对安得烈曾在斯基泰传道并殉道的记载所作的扩充,129仅此而已。
九世纪,居住在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各部落,联合于瓦良格 (Varangian) 王公留里克 (Ruric) 的统治之下。130他从波罗的海沿岸深入今日俄罗斯的中部,各部落即使并未实际推选他为首领,也自愿接受了他的领导。他被视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者,建国时间为公元862年;1862年,该帝国庆祝了建国一千周年。约在同时或稍后,俄罗斯人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开始对基督教有所认识。然而,东方教会从未开展过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 (Photius) 在反对罗马教座的通函中,说俄罗斯人在他那个时代(867年),即帝国建立仅数年之后,就已归信,这显然是夸大之词。945年,俄罗斯大公伊戈尔 (Igor) 与拜占庭皇帝缔结和约时,一些俄罗斯士兵奉基督之名起誓,但绝大多数仍指着俄罗斯古老的神祇佩伦 (Perun) 起誓。当时,位于第聂伯河畔的俄罗斯都城基辅,已有一座奉献给以利亚的基督教堂;955年,女大公奥尔加 (Olga) 前往君士坦丁堡受洗。然而,她未能说服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 (Svatoslav) 接受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在俄罗斯人中间的进展一直十分缓慢,直到奥尔加的孙子、被尊为 Isapostolos(“与使徒同等者”)的弗拉基米尔 (Vladimir) 大公(980–1015年)一举将其确立为全国的宗教。涅斯托尔对此事的叙述极富戏剧性。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的使节,以及穆罕默德教徒和犹太人(定居于哈扎尔人〔Chazares〕中间)的使节,都来到弗拉基米尔面前,劝他离弃旧有的神祇。他犹豫不决,不知该选择哪一种新宗教。最后,他决定从自己的人民中选派智者,到各地考察。使者们受到一幅末日审判图和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 (St. Sophia) 礼拜仪式的强烈感动,于是立刻作出决定,选择拜占庭宫廷的宗教。
然而,弗拉基米尔不愿毫无报偿地引入这一宗教。当时,他驻留在克里米亚 (Crimea) 的赫尔松 (Cherson),这座城刚被他攻占并洗劫。他从那里派人向皇帝巴西尔 (Basil) 传话,说他已经决定:要么接受基督教,娶皇帝的妹妹安娜 (Anne) 为妻;要么进军君士坦丁堡,像对待赫尔松一样对待那座城。他娶了安娜,并在婚礼当日受洗,时为公元988年。
他一受洗,便开始筹备为他的人民施洗。佩伦的木像被系在马尾上,拖行各地,所有过路的人都狠狠地鞭打它,最后将它投入第聂伯河。随后,在指定的时刻,基辅全体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走入河中;大公跪着,基督教祭司则在岸边崖顶诵读祷文。俄罗斯修士兼编年史家涅斯托尔 (Nestor) 如此描述这一情景:“有些人站在水中,水深及颈;另一些人水深及胸,怀里抱着幼儿;祭司们在岸上诵读祷文,一次给整群的人取同一个名字。这景象奇妙而美丽,令人叹赏;百姓受洗之后,各自回家去了。”
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凭借专制权力,成批地归信了基督教。这正体现了该国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影响,以及臣民奴隶般的顺服。然而,基督教初入俄罗斯时,便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深入人民的生活,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彻底道德改造。只经过相当短的一段时期,宗教形式便与民族性完全结合起来。民族历史上的每一件事,甚至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从宗教的观点来看待,并与某种明确的宗教观念联系起来。这一显著现象,部分应归因于西里尔 (Cyrill) 所译的斯拉夫语圣经;这译本曾被罗马教会祭司逐出摩拉维亚 (Moravia) 和波希米亚 (Bohemia),如今却从保加利亚传入俄罗斯,并在那里扎下根来。罗马教会一向坚持只使用拉丁文圣经译本,并在礼拜中只使用拉丁语,希腊教会却始终准许使用本地语言。在它的支持下,产生了科普特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和斯拉夫语译本;这一原则所产生的效果,至少在俄罗斯,是极为有益的。在弗拉基米尔的继承者雅罗斯拉夫 (Jaroslaff) 统治期间(1019–1054年),不仅全国各地兴建了教堂、修道院和学校,而且希腊文神学书籍也得到翻译,使俄罗斯教会很早就拥有了以人民母语写成的宗教文献。雅罗斯拉夫凭借其著名法典,成为俄罗斯的查士丁尼 (Justinian)。
此后,俄罗斯的沙皇和人民始终忠实地依附东方教会;随着帝国沿着两大洲的北部不断扩张,教会也随之发展。在俄罗斯,正如在西方一样,修道制度是在异教蛮族中传播基督教的主要机构。希拉里翁 (Hilarion,后来成为都主教)、安东尼 (Anthony)、狄奥多西 (Theodosius)、谢尔盖 (Sergius)、拉撒路 (Lazarus),都是俄罗斯早期修道史上的显赫人物。
俄罗斯教会此后的历史游离于历史主流之外,直到尼康 (Nikon) 和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的时代,几乎没有重大事件。起初,它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1325年,莫斯科建立,取代基辅,成为俄罗斯的罗马,设有一位都主教;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这位都主教取得独立(1461年),一个世纪后又被擢升为东方教会五位牧首之一(1587年)。但彼得大帝把自己所创建的北方城市定为教会及政治的首都,并将莫斯科牧首的权柄转交给“神圣宗教会议” (Holy Synod,1721年)。该会议常驻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构成俄罗斯最高的教会审判机关,置于沙皇的皇帝教皇制统治之下;沙皇乃是罗马教皇最强大的对手。
Original Text
CHAPTER II. CONVERSION OF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BARBARIANS
§ 6. Character of Mediaeval Missions.
The conversion of the new and savage races which enter the theatre of history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middle ages, was the great work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from the sixth to the tenth century. Already in the second or third century, Christianity was carried to the Gauls, the Britons and the Germans on the borders of the Rhine. But these were sporadic efforts with transient results. The work did not begin in earnest till the sixth century, and then it went vigorously forward to the tenth and twelfth, though with many checks and temporary relapses caused by civil wars and foreign invasions.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Kelts, Teutons, and Slavonians was at the same time a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and differed in this respect entirely 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Greeks, and Romans in the preceding ag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lphabet, literature, agriculture, laws, and arts of the nations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Europe, as they now do among the heathen nations in Asia and Africa.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says a competent judge,(1) "owes more than its first impulse to Christianity. The pioneers of our science were those very apostles who were commanded to 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spel to every creature; and their true successors,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whole Christian church."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and art of peace. The missionaries, in aiming at piety and the salvation of souls, incidentally promoted mental culture and temporal prosperity. The feeling of brotherhood inspired by Christianity broke down the partition walls between race and race, and created a brotherhood of nations.
The mediaeval Christianization was a wholesale conversion, or a conversion of nation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ir leaders. It was carried on not only by missionaries and by spiritual means, but also by political influence, alliances of heathen princes with Christian wives, and in some cases (as the baptism of the Saxons under Charlemagne) by military force. It was a conversion not to the primary Christianity of inspired apostles, as laid down in the New Testament, but to the secondary Christianity of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 as taught by the fathers, monks and popes. It was a baptism by water, rather than by fire and the Holy Spirit. The preceding instruction amounted to little or nothing; even the baptismal formula, mechanically recited in Latin, was scarcely understood. The rude barbarians, owing to the weakness of their heathen religion, readily submitted to the new religion; but some tribes yielded only to the sword of the conqueror.
This superficial, wholesale conversion to a nominal Christianity must be regarded in the light of a national infant-baptism. It furnished the basis for a long process of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barbarians were children in knowledge, and had to be treated like children. Christianity, assumed the form of a new law leading them, as a schoolmaster, to the manhood of Christ.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middle ages were nearly all monks. They were generally men of limited education and narrow views, but devoted zeal and heroic self-denial. Accustomed to primitive simplicity of life, detached from all earthly ties, trained to all sorts of privations, ready for any amount of labor, and commanding attention and veneration by their unusual habits, their celibacy, fastings and constant devotions, they were upon the whole the best pioneers of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among the savage races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Europe. The lives of these missionaries are surrounded by their biographers with such a halo of legends and miracles, tha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ift fact from fiction. Many of these miracles no doubt were products of fancy or fraud; but it would be rash to deny them all.
The same reason which made miracles necessary in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may have demanded them among barbarians before they were capable of appreciating the higher moral evidences.
I. THE CONVERSION OF ENGLAND, IRELAND, AND SCOTLAND.
§ 7. Literature.
I. Sources.
Gildas (Abbot of Bangor in Wales, the oldest British historian, in the sixth cent.): De excidio Britanniae conquestus, etc. A picture of the evils of Britain at the time. Best ed. by Joseph Stevenson, Lond., 1838. (English Historical Society’s publications.)
Nennius (Abbot of Bangor about 620): Eulogium Britanniae, sive Historia Britonum. Ed. Stevenson, 1838.
The Works of Gildas and Nennius transl. from the Latin by J. A. Giles, London, 1841.
Beda Venerabilis (d. 734):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in the sixth vol. of Migne’s ed. of Bedae Opera Omnia, also often separately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est ed. by Stevenson, Lond., 1838; and by Giles*, Lond., 1849. It is the only reliable church-history of the Anglo-Saxon period.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from the time of Caesar to 1154. A work of several successive hands, ed. by Gibson with an Engl. translation, 1823, and by Giles, 1849 (in one vol. with Bede’s Eccles. History).
See the Six Old English Chronicles, in Bohn’s Antiquarian Library (1848); and Church Historians of England trans. by Jos. Stevenson, Lond. 1852–’56, 6 vols.
Sir. Henry Spelman (d. 1641): Concilia, decreta, leges, constitutiones in re ecclesiarum orbis Britannici, etc. Lond., 1639–’64, 2 vols. fol. (Vol. I. reaches to the Norman conquest; vol. ii. to Henry VIII).
David Wilkins (d. 1745): Concilia Magnae Britanniae et Hiberniae (from 446 to 1717), Lond., 1737, 4 vols. fol. (Vol. I. from 446 to 1265).
Arthur West Haddan and William Stubbs: 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edited after Spelman and Wilki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69 to ’78. So far 3 vols. To be continued down to the Reformation.
The Penitentials of the Irish and Anglo-Saxon Churches are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F. Kunstmann (Die Lat. Poenitentialbücher der Angelsachsen, 1844); Wasserschleben (Die Bussordnungen der abendländ. Kirche, 1851); Schmitz (Die Bussbücher u. d. Bussdisciplin d. Kirche, 1883).
II. Historical Works.
(a)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England.
J. Ussher. (d. 1655): Britannicarum Eccles. Antiquitates. Dublin, 1639; London, 1687; Works* ed. by Elrington, 1847, Vols. V. and VI.
E. Stillingfleet (d. 1699): Origenes Britannicae; or, the Antiqu. of the British Churches. London, 1710; Oxford, 1842; 2 vols.
J. Lingard (R.C., d. 1851):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Anglo-Saxon Church. London, 1806, new ed., 1845.
Karl Schrödl (R.C.): Das erste Jahrhundert der englischen Kirche. Passau & Wien, 1840.
Edward Churton (Rector of Crayke, Durham): The Early English Church. London, 1841 (new ed. unchanged, 1878).
James Yeowell: Chronicles of the Ancient British Church anterior to the Saxon era. London, 1846.
Francis Thackeray (Episcop.): Researches into the Eccles. and Political State of Ancient Britain under the Roman Emperors. London, 1843, 2 vols.
Count De Montalembert (R.C., d. 1870): The Monks of the West*. Edinburgh and London, 1861–’79, 7 vols. (Authorized transl. from the French). The third vol. treats of the British Isles.
Reinhold Pauli: Bilder aus Alt-England. Gotha, 1860.
W F. Hook: Lives of the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London, 2nd ed., 1861 sqq.
G. F. Maclear. (D. D., Head-master of King’s College School): Conversion of the West. The English. London, 1878. By the same: The Kelts, 1878. (Popular.)
William Bright (Dr. and Prof, of Eccles. Hist., Oxford): Chapters on Early English Church History Oxford, 1878 (460 pages).
John Pryc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British Church. Oxford, 1878.
Edward L. Cutts: Turning Points of English Church-History. London, 1878.
Dugald MacColl: Early British Church. The Arthurian Legends. In "The Catholic Presbyte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for 1880, No. 3, pp. 176 sqq.
(b)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Ireland, Wales, and Scotland.
Dr. Lanigan (R.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Ireland. Dublin, 1829.
William G. Todd (Episc., Trinity Coll., Dublin): The Church of St. Patrick: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Ancient Church of Ireland. London, 1844. By the same: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urch of Ireland. London, 1845. By the same: Book of Hymns of the Ancient Church of Ireland. Dublin, 1855.
Ferdinand Walter: Das alte Wales. Bonn, 1859.
John Cunningham (Presbyterian): The Church History of Scotland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Present Day. Edinburgh, 1859, 2 vols. (Vol. I., chs. 1–6).
C. Innes: Sketches of Early Scotch History, and Social Progress. Edinb., 1861. (Refers to the history of local churches, the university and home-life in the mediaeval period.)
Thomas McLauchan (Presbyt.): The Early Scottish Church: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cotland from the First to the Twelfth Century. Edinburgh, 1865.
DR. J. H. A. Ebrard: Die iroschottische Missionskirche des 6, 7 und 8 ten Jahrh., und ihre Verbreitung auf dem Festland*. Gütersloh, 1873.
Comp. Ebrard’s articles Die culdeische Kirche des 6, 7 und 8ten Jahrh., in Niedner’s "Zeitschrift für Hist. Theologie" for 1862 and 1863.
Ebrard and McLauchan are the ablest advocates of the anti-Romish and alleged semi-Protestant character of the old Keltic church of Ireland and Scotland; but they present it in a more favorable light than the facts warrant.
Dr. W. D. Killen (Presbyt.):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s*. London, 1875, 2 vols.
Alex. Penrose Forbes (Bishop of Brechin, d. 1875): Kalendars of Scottish Saints. With Personal Notices of those of Alba, Laudonia and Stratchclyde. Edinburgh (Edmonston & Douglas), 1872. By the same: Lives of S. Ninian and S. Kentigern. Compil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d. from the best MSS*. Edinburgh, 1874.
William Reeves (Canon of Armagh): Life of St. Columba, Founder of Hy. Written by Adamnan, ninth Abbot of that monastery*. Edinburgh, 1874.
William F. Skene: Keltic Scotland*. Edinburgh, 2 vols., 1876, 1877.
F. E. Warren (Fellow of St. John’s Coll., Oxford): The Liturgy and Ritual of the Celtic Church*. Oxford 1881 (291 pp.).
F. Loofs: Antiquae Britonum Scotorumque ecclesiae moves, ratio credendi, vivendi, etc. Lips., 1882.
Comp. also the relevant sections in the Histori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by Hume, (Ch. I-III.), Lingard (Ch. I. VIII.), Lappenberg (Vol. I.), Green (Vol. I.), Hill Burton (Hist. of Scotland, Vol. I.); Milman’s Latin Christianity (Book IV., Ch. 3–5); Maclear’s Apostles of Mediaeval Europe (Lond. 1869), Thomas Smith’s Mediaeval Missions (Edinb. 1880).
§ 8. The Britons.
Literature: The works of Bede, Gildas, Nennius, Ussher, Bright, Pryce, quoted in § 7.
Britain made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secular history half a century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when Julius Caesar, the conqueror of Gaul, sailed with a Roman army from Calais across the channel, and added the British islan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eternal city, though it was not fully subdued till the reign of Claudius (a.d. 41–54). It figures i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Britons in the second century. Its missionary history is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Keltic and the Anglo-Saxon, both catholic in doctrine, as far as developed at that time, slightly differing in discipline, yet bitterly host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ntagonism of race, which was ultimately overcome in England and Scotland but is still burning in Ireland, the proper home of the Kelts. The Norman conquest made both races better Romanists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e oldest inhabitants of Britain, like the Irish, the Scots, and the Gauls, were of Keltic origin, half naked and painted barbarians, quarrelsome, rapacious, revengeful, torn by intestine factions, which facilitated their conquest. They had adopted, under different appellations, the god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and worshipped a multitude of local deities, the genii of the woods, rivers, and mountains; they paid special homage to the oak, the king of the forest. They offered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the spoils of the enemy, and, in the hour of danger, human lives. Their priests, called druids,(2) dwelt in huts or caverns, amid the silence and gloom of the forest, were in possession of all education and spiritual power, professed to know the secrets of nature, medicine and astrology, and practised the arts of divination. They taught, a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wisdom: "obedience to the laws of God, concern for the good of man, and fortitude under the accidents of life." They also taught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and the fiction of metempsychosis. One class of the druids, who delivered their instructions in verse,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title of bards, who as poets and musicians accompanied the chieftain to the battle-field, and enlivened the feasts of peace by the sound of the harp. There are still remains of druidical temples—the most remarkable at Stonehenge on Salisbury Plain, and at Stennis in the Orkney Islands—that is, circles of huge stones standing in some cases twenty feet above the earth, and near them large mounds supposed to be ancient burial-places; for men desire to be buried near a place of worship.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into Britain is involved in obscurity. The legendary history ascribes it at least to ten different agencies, namely, 1) Bran, a British prince, and his son Caradog, who is said to hav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St. Paul in Rome, a.d. 51 to 58, and to have introduced the gospel into his native country on his return. 2) St. Paul. 3) St. Peter. 4) St. Simon Zelotes. 5) St. Philip. 6) St. James the Great. 7) St. John. 8) Aristobulus (Rom. xvi. 10). 9) Joseph of Arimathaea, who figures largely in the post-Norman legends of Glastonbury Abbey, and is said to have brought the holy Graal—the vessel or platter of the Lord’s Supper—containing the blood of Christ, to England. 10) Missionaries of Pope Eleutherus from Rome to King Lucius of Britain.(3)
But these legends cannot be traced beyond the sixth century, and are therefore destitute of all historic value. A visit of St. Paul to Britain between a.d. 63 and 67 is indeed in itself not impossible (on the assumption of a second Roman captivity), and has been advocated even by such scholars as Ussher and Stillingfleet, but is intrinsically improbable, and destitute of all evidence.(4)
The conversion of King Lucius in the second century through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Roman bishop Eleutherus (176 to 190), is related by Bede, in connection with several errors, and is a legend rather than an established fact.(5) Irenaeus of Lyons, who enumerates all the churches one by one, knows of none in Britain. Yet the connection of Britain with Rome and with Gaul must have brought it early into contact with Christianity. About a.d. 208 Tertullian exultingly declared "that places in Britain not yet visited by Romans were subject to Christ."(6) St. Alban, probably a Roman soldier, died as the British proto-martyr in the Diocletian persecution (303), and left the impress of his name on English history.(7) Constantine, the first Christian emperor, was born in Britain, and his mother, St. Helena, was probabl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In the Council of Arles, a.d. 314, which condemned the Donatists, we meet with three British bishops, Eborius of York (Eboracum), Restitutus of London (Londinum), and Adelfius of Lincoln (Colonia Londinensium), or Caerleon in Wales, besides a presbyter and deacon.(8) In the Arian controversy the British churches sided with Athanasius and the Nicene Creed, though hesitating about the term homoousios.(9) A notorious heretic, Pelagius (Morgan), was from the same island; his abler, though less influential associate, Celestius, was probably an Irishman; but their doctrines were condemned (429), and the Catholic faith reëstab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wo Gallic bishops.(10)
Monumental remains of the British church during the Roman period are recorded or still exist at Canterbury (St. Martin’s), Caerleon, Bangor, Glastonbury, Dover, Richborough (Kent), Reculver, Lyminge, Brixworth, and other places.(11)
The Roman dominion in Britain ceased about a.d. 410; the troops were withdrawn, and the country left to govern itself. The result was a partial relapse into barbarism and a demoralization of the church. Th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ntinent was cut off, and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pressed heavily upon the Britons. For a century and a half we hear nothing of the British churches till the silence is broken by the querulous voice of Gildas, who informs us of the degeneracy of the clergy, the decay of religion, the introduction and suppression of the Pelagian heresy, and the mission of Palladius to the Scots in Ireland. This long isolation accounts in part for the trifling differences and the bitter antagonism between the remnant of the old British church and the new church imported from Rome among the hated Anglo-Saxons.
The difference was not doctrinal, but ritualistic and disciplinary. The British as well as the Irish and Scotch Christians of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kept Easter on the very day of the full moon in March when it was Sunday, or on the next Sunday following. They adhered to the older cycle of eighty-four years in opposition to the later Dionysian cycle of ninety-five years, which came into use on the Continen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sixth century.(12) They shaved the fore-part of their head from ear to ear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allowing the hair to grow behind, in imitation of the aureola, instead of shaving, like the Romans, the crown of the head in a circular form, and leaving a circle of hair, which was to represent the Saviour’s crown of thorns. They had, moreover—and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rritating difference—become practically independent of Rome, and transacted their business in councils without referring to the pope, who began to be regarded on the Continent as the righteous ruler and judge of all Christendom.
From these facts some historians have inferred the Eastern or Greek origin of the old British church.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whatever of any such connection, unless it be perhaps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neighboring church of Gaul, which was partly planted or moulded by Irenaeus of Lyons, a pupil of St. Polycarp of Smyrna, and which always maintained a sort of independence of Rome.
But in the points of dispute just mentioned, the Gallican church at that time agreed with Rome. Consequently,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British Christians must be traced to their insular isolation and long separation from Rome. The Western church on the Continent passed through some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papal see, and in the mode of calculating Easter, until the computation was finally fixed through Dionysius Exiguus in 525. The British, unacquainted with these changes, adhered to the older independence and to the older customs. They continued to keep Easter from the 14th of the moon to the 20th. This difference involved a difference in all the moveable festivals, and created great confusion in England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the Saxons to the Roman rite.
§ 9. The Anglo-Saxons.
Literature.
I. The sources for the planting of Roman Christianity among the Anglo-Saxons are several Letters of Pope Gregory I. (Epp., Lib. VI. 7, 51, 53, 54, 55, 56, 57, 58, 59; IX. 11, 108; XI. 28, 29, 64, 65, 66, 76; in Migne’s ed. of Gregory’s Opera, Vol. III.; also in Haddan and Stubbs, III. 5 sqq.); the first and second books of Bede’s Eccles. Hist.; Goscelin’s Life of St. Augustin, written in the 11th century, and contained in the Acta Sanctorum of May 26th; and Thorne’s Chronicles of St. Augustine’s Abbey. See also Haddan and Stubbs, Councils, etc., the 3d vol., which comes down to a.d. 840.
- Of modern lives of St. Augustin, we mention Montalembert, Monks of the West, Vol. III.; Dean Hook,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Vol. I., and Dean Stanley, Memorials of Canterbury, 1st ed., 1855, 9th ed. 1880. Comp. Lit. in Sec. 7.
British Christianity was always a feeble plant, and suffered greatly, from the Anglo-Saxon conquest and the devastating wars which followed i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power, the Britons, weakened by the vices of Roman civilization, and unable to resist the aggressions of the wild Picts and Scots from the North, called Hengist and Horsa, two brother-princes and reputed descendants of Wodan, the god of war, from Germany to their aid, a.d. 449.(13)
From this time begins the emigration of Saxons, Angles or Anglians, Jutes, and Frisians to Britain. They gave to it a new nationality and a new language, the Anglo-Saxon, which forms the base and trunk of the present people and language of England (Angle-land). They belonged to the great Teutonic race, and came from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parts of Germany, from the districts North of the Elbe, the Weser, and the Eyder, especially from Holstein, Schleswig, and Jutland. They could never be subdued by the Romans, and the emperor Julian pronounced them the most formidable of all the nations that dwelt beyond the Rhine on the shores of the Western ocean. They were tall and handsome, with blue eyes and fair skin, strong and enduring, given to pillage by land, and piracy by sea, leav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with the care of their flocks, to women and slaves. They were the fiercest among the Germans. They sacrificed a tenth of their chief captives on the altars of their gods. They used the spear, the sword, and the battle-axe with terrible effect. "We have not," says Sidonius, bishop of Clermont,(14) "a more cruel and more dangerous enemy than the Saxons. They overcome all who have the courage to oppose them .... When they pursue, they infallibly overtake; when they are pursued, their escape is certain. They despise danger; they are inured to shipwreck; they are eager to purchase booty with the peril of their lives. Tempests, which to others are so dreadful, to them are subjects of joy. The storm is their protection when they are pressed by the enemy, and a cover for their operations when they meditate an attack." Like the Bedouins in the East, and the Indians of America, they were divided in tribes, each with a chieftain. In times of danger, they selected a supreme commander under the name of Konyng or King, but only for a period.
These strangers from the Continent successfully repelled the Northern invaders; but being well pleased with the fertility and climate of the country, and reinforced by frequent accessions from their countrymen, they turned upon the confederate Britons, drove them to the mountains of Wales and the borders of Scotland, or reduced them to slavery, and within a century and a half they made themselves masters of England. From invaders they became settlers, and established an octarchy or eight independent kingdoms, Kent, Sussex, Wessex, Essex, Northumbria, Mercia, Bernicia, and Deira. The last two were often united under the same head; hence we generally speak of but seven kingdoms or the Anglo-Saxon heptarchy.
From this period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races dates the Keltic form of the Arthurian legends, which afterwards underwent a radical telescopic transformation in France. They have no historical value excep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omantic poetry of mediaeval religion.(15)
§ 10. The Mission of Gregory and Augustin. Conversion of Kent, a.d. 595–604.
With the conquest of the Anglo-Saxons, who were heathen barbarians, Christianity was nearly extirpated in Britain. Priests were cruelly massacred,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ere destroyed, together with the vestiges of a weak Roman civilization. The hatred and weakness of the Britons prevented them from offering the gospel to the conquerors, who in turn would have rejected it from contempt of the conquered.(16)
But fortunately Christianity was re-introduced from a remote country, and by persons wh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quarrels of the two races. To Rome, aided by the influence of France, belongs the credit of reclaiming England to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the first, and, we may say, the only purely national church in the West was founded, but in close union with the papacy. "The English church," says Freeman, "reverencing Rome, but not slavishly bowing down to her, grew up with a distinctly national character, and gradually infused its influence into all the feelings and habits of the English people. By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independent, insular, Teutonic church had become one of the brightest lights of the Christian firmament. In short,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completely changed the position of the English nation, both within its own island and towards the rest of the world."(17)
The origin of the Anglo-Saxon mission reads like a beautiful romance. Pope Gregory I., when abbot of a Benedictine convent, saw in the slave-market of Rome three Anglo-Saxon boys offered for sale. He was impressed with their fine appearance, fair complexion, sweet faces and light flaxen hair; and learning, to his grief, that they were idolaters, he asked the name of their nation,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king. When he heard that they were Angles, he said: "Right, for they have angelic faces, and are worthy to be fellow-heirs with angels in heaven." They were from the province Deira. "Truly," he replied, "are they De-ira-ns, that is, plucked from the ire of God, and called to the mercy of Christ." He asked the name of their king, which was AElla or Ella (who reigned from 559 to 588). "Hallelujah," he exclaimed, "the praise of God the Creator must be sung in those parts." He proceeded at once from the slave market to the pope, and entreated him to send missionaries to England, offering himself for this noble work. He actually started for 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the distant island. But the Romans would not part with him, called him back, and shortly afterwards elected him pope (590). What he could not do in person, he carried out through others.(18)
In the year 596, Gregory, remembering his interview with the sweet-faced and fair-haired Anglo-Saxon slave-boys, and hearing of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a mission, sent the Benedictine abbot Augustin (Austin), thirty other monks, and a priest, Laurentius, with instructions,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the Frank kings and several bishops of Gaul, and a few books, to England.(19) The missionaries, accompanied by some interpreters from France, landed on the isle of Thanet in Kent, near the mouth of the Thames.(20) King Ethelbert, by his marriage to Bertha, a Christian princess from Paris, who had brought a bishop with her, was already prepared for a change of religion. He went to meet the strangers and received them in the open air; being afraid of some magic if he were to see them under roof. They bore a silver cross for their banner, and the image of Christ painted on a board; and after singing the litany and offering prayers for themselves and the people whom they had come to convert, they preached the gospel through their Frank interpreters. The king was pleased with the ritualistic and oratorical display of the new religion from distant, mighty Rome, and said: "Your words and promises are very fair; but as they are new to us and of uncertain import, I cannot forsake the religion I have so long followed with the whole English nation. Yet as you are come from far, and are desirous to benefit us, I will supply you with the necessary sustenance, and not forbid you to preach and to convert as many as you can to your religion."(21) Accordingly, he allowed them to reside in the City of Canterbury (Dorovern, Durovernum), which was the metropolis of his kingdom, and was soon to become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y preached and led a severe monastic life. Several believed and were baptized, "admiring," as Bede says,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innocent life, and the sweetness of their heavenly doctrine." He also mentions miracles. Gregory warned Augustin not to be puffed up by miracles, but to rejoice with fear, and to tremble in rejoicing, remembering what the Lord said to his disciples when they boasted that even the devils were subject to them. For not all the elect work miracles, and yet the names of all are written in heaven.(22)
King Ethelbert was converted and baptized (probably June 2, 597), and drew gradually his whole nation after him, though he was taught by the missionaries not to use compulsion, since the service of Christ ought to be voluntary.
Augustin, by order of pope Gregory, was ordained archbishop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Vergilius,(23) archbishop of Arles, Nov. 16, 597, and became the first primate of England, with a long line of successors even to this day. On his return, at Christmas, he baptized more than ten thousand English. His talents and character did not rise above mediocrity, and he bears no comparison whatever with his great namesake, the theologian and bishop of Hippo; but he was, upon the whole, well fitted for his missionary work, and his permanent success lends to his name the halo of a borrowed greatness. He built a church and monastery at Canterbury, the mother-church of Anglo-Saxon Christendom. He sent the priest Laurentius to Rome to inform the pope of his progress and to ask an answer to a number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onduct of bishops towards their clergy, the ritual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oman and the Gallican churches, the marriage of two brothers to two sisters, the marriage of relations, whether a bishop may be ordained without other bishops being present, whether a woman with child ought to be baptized, how long after the birth of an infant carnal intercourse of married people should be delayed, etc. Gregory answered these questions very fully in the legalistic and ascetic spirit of the age, yet, upon the whole, with much good sense and pastoral wisdom.(24)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is pope, unlike his successors, did not insist on absolute conformity to the Roman church, but advises Augustin, who thought that the different customs of the Gallican church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unity of faith, "to choose from every church those things that are pious, religious and upright;" for "things are not to be loved for the sake of places, but places for the sake of good things."(25) In other respects, the advice falls in with the papal system and practice. He directs the missionaries not to destroy the heathen temples, but to convert them into Christian churches, to substitute the worship of relics for the worship of idols, and to allow the new converts, on the day of dedication and other festivities, to kill cattle according to their ancient custom, yet no more to the devils, but to the praise of God; for it is impossible, he thought, to efface everything at once from their obdurate minds; and he who endeavors to ascend to the highest place, must rise by degrees or steps, and not by leaps.(26) This method was faithfully followed by his missionaries. It no doubt facilitated the nominal conversion of England, but swept a vast amount of heathenism into the Christian church, which it took centuries to eradicate.
Gregory sent to Augustin, June 22, 601, the metropolitan pall (pallium), several priests (Mellitus, Justus, Paulinus, and others), many books, sacred vessels and vestments, and relics of apostles and martyrs. He directed him to ordain twelve bishops in the archiepiscopal diocese of Canterbury, and to appoint an archbishop for York, who was also to ordain twelve bishops, if the country adjoining should receive the word of God. Mellitus was consecrated the first bishop of London; Justus, bishop of Rochester, both in 604 by Augustin (without assistants); Paulinus, the first archbishop of York, 625, after the death of Gregory and Augustin.(27) The pope sent also letters and presents to king Ethelbert, "his most excellent son," exhorting him to persevere in the faith, to commend it by good works among his subjects, to suppress the worship of idols, and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Augustin.
§ 11. Antagonism of the Saxon and British Clergy.
Bede, II. 2; Haddan and Stubbs, III. 38–41.
Augustin, with the aid of king Ethelbert, arranged (in 602 or 603) a conference with the British bishops, at a place in Sussex near the banks of the Severn under an oak, called "Augustin’s Oak."(28) He admonished them to conform to the Roman ceremonial in the observance of Easter Sunday, and the mode of administering baptism, and to unite with their Saxon brethren in converting the Gentiles. Augustin had neither wisdom nor charity enough to sacrifice even the most trifling ceremonies on the altar of peace. He was a pedantic and contracted churchman. He met the Britons, who represented at all events an older and native Christianity, with the haughty spirit of Rome, which is willing to compromise with heathen customs, but demands absolute submission from all other forms of Christianity, and hates independence as the worst of heresies.
The Britons preferred their own traditions. After much useless contention, Augustin proposed, and the Britons reluctantly accepted, an appeal to the miraculous interposition of God. A blind man of the Saxon race was brought forward and restored to sight by his prayer. The Britons still refused to give up their ancient custom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people, and demanded a second and larger synod.
At the second Conference, seven bishops of the Britons, with a number of learned men from the Convent of Bangor, appeared, and were advised by a venerated hermit to submit the Saxon archbishop to the moral test of meekness and humility as required by Christ from his followers. If Augustin, at the meeting, shall rise before them, they should hear him submissively; but if he shall not rise, they should despise him as a proud man. As they drew near, the Roman dignitary remained seated in his chair. He demanded of them three things, viz. compliance with the Roman observance of the time of Easter, the Roman form of baptism, and aid in efforts to convert the English nation; and then he would readily tolerate their other peculiarities. They refused, reasoning among themselves, if he will not rise up before us now, how much more will he despise us when we shall be subject to his authority? Augustin indignantly rebuked them and threatened the divine vengeance by the arms of the Saxons. "All which," adds Bede, "through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divine judgment, fell out exactly as he had predicted." For, a few years afterwards (613), Ethelfrith the Wild, the pagan King of Northumbria, attacked the Britons at Chester, and destroyed not only their army, but slaughtered several hundred(29) priests and monks, who accompanied the soldiers to aid them with their prayers. The massacre was follow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lourishing monastery of Bangor, where more than two thousand monks lived by the labor of their hands.
This is a sad picture of the fierce animosity of the two races and rival forms of Christianity. Unhappily, it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but with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the Keltic Irish who, like the Britons, once represented a more independent type of Catholicism, have, since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still more since the Reformation, become intense Romanists; while the English, once the dutiful subjects of Rome, have broken with that foreign power altogether, and have vainly endeavored to force Protestantism upon the conquered race. The Irish problem will not be solved until the double curse of national and religious antagonism is removed.
§ 12. Conversion of the Other Kingdoms of the Heptarchy.
Augustin, the apostle of the Anglo-Saxons, died a.d. 604, and lies buried, with many of his successors, in the venerable cathedral of Canterbury. On his tomb was written this epitaph: "Here rests the Lord Augustin, first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who being formerly sent hither by the blessed Gregory, bishop of the city of Rome, and by God’s assistance supported with miracles, reduced king Ethelbert and his nation from the worship of idols to the faith of Christ, and having ended the days of his office in peace, died on the 26th day of May, in the reign of the same king."(30)
He was not a great man; but he did a great work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English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Laurentius (604–619), and afterwards Mellitus (619–624) succeeded him in his office.
Other priests and monks were sent from Italy, and brought with them books and such culture as remained after the irruption of the barbarians. The first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and York, and the bishops of most of the Southern sees were foreigners, if not consecrated, at least commissioned by the pope, and kept up a constant correspondence with Rome. Gradually a native clergy arose in England.
The work of Christianization went on among the other kingdom of the heptarchy, and was aided by the marriage of kings with Christian wives, but was more than once interrupted by relapse into heathenism. Northumbria was converted chiefly through the labors of the sainted Aidan (d. Aug. 31, 651), a monk from the island Iona or Hii, and the first bishop of Lindisfarne, who is even lauded by Bede for his zeal, piety and good works, although he differed from him on the Easter question.(31) Sussex was the last part of the Heptarchy which renounced paganism. It took nearly a hundred years before England was nominally converted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32)
To this conversion England owes her national unity and the best elements of her civilization.(33)
The Anglo-Saxon Christianity was and continued to be till the Reform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Rome, with its excellences and faults. It included the Latin mass, the worship of saints, images and relics, monastic virtues and vices, pilgrimages to the holy city, and much credulity and superstition. Even kings abdicated their crown to show their profound reverence for the supreme pontiff and to secure from him a passport to heaven. Chapels, churches and cathedrals were erected in the towns; convents founded in the country by the bank of the river or under the shelter of a hill, and became rich by pious donations of land. The lofty cathedrals and ivy-clad ruins of old abbeys and cloisters in England and Scotland still remain to testify in solemn silence to the power of mediaeval Catholicism.
§ 13. Conformity to Row Established. Wilfrid, Theodore, Bede.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Anglo-Saxon or Roman, and the British ritual was renewed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but ended with the triumph of the former in England proper.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had to take refuge in Ireland and Scotland till the time of the Norman conquest, which crushed it out also in Ireland.
Wilfrid, afterwards bishop of York, the first distinguished native prelate who combined clerical habits with haughty magnificence, acquired celebrity by expelling "the quartodeciman heresy and schism," as it was improperly called, from Northumbria, where the Scots had introduced it through St. Aidan. The controversy was decided in a Synod held at Whitby in 664 in the presence of King Oswy or Oswio and his son Alfrid. Colman, the second success or of Aidan, defended the Scottish observance of Easter by the authority of St. Columba and the apostle John. Wilfrid rested the Roman observance on the authority of Peter, who had introduced it in Rome, and on the universal custom of Christendom. When he mentioned, that to Peter were intrusted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king said: "I will not contradict the door-keeper, lest when I come to the gat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re should be none to open them." By this irresistible argument the opposition was broken, and conformity to the Roman observance established. The Scottish semi-circular tonsure also, which was ascribed to Simon Magus, gave way to the circular, which was derived from St. Peter. Colman, being worsted, returned with his sympathizers to Scotland, where he built two monasteries. Tuda was made bishop in his place.(34)
Soon afterwards, a dreadful pestilence raged through England and Ireland, while Caledonia was saved, as the pious inhabitants believed, by the intercession of St. Columba.
The fusion of English Christians was completed in the age of Theodoru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669 to 690), and Beda Venerabilis ( b. 673, d. 735), presbyter and monk of Wearmouth. About the same time Anglo-Saxon literature was born,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genius which ultimately broke loose from Rome.
Theodore was a native of Tarsus, where Paul was born, educated in Athens, and, of course, acquainted with Greek and Latin learning. He received his appointment and consecration to the primacy of England from Pope Vitalian. He arrived at Canterbury May 27, 669, visited the whole of England, established the Roman rule of Easter, and settled bishops in all the sees except London. He unjustly deposed bishop Wilfrid of York, who was equally devoted to Rome, but in his later years became involved in sacerdotal jealousies and strifes. He introduced order into the distracted church and some degre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lergy. He was a man of autocratic temper, great executive ability, and, having been directly sent from Rome, he carried with him double authority. "He was the first archbishop," says Bede, "to whom the whole church of England submitted."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Anglo-Saxon mission to the mother-country of the Saxons and Friesians was attempted by Egbert, Victberet, and Willibrord (689 to 692). His chief work is a "Penitential" with minute directions for a moral and religious life, and punishments for drunkenness, licentiousness, and other prevalent vices.(35)
The Venerable Bede was the first native English scholar, the father of English theology and church history. He spent his humble and peaceful life in the acquisition and cultivation of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learning, wrote Latin in prose and verse, and translated portions of the Bible into Anglo-Saxon. His chief work is his—the only reliable—Church History of old England. He guides us with a gentle hand and in truly Christian spirit, though colored by Roman views, from court to court, from monastery to monastery, and bishopric to bishopric, through the missionary labyrinth of the miniature kingdoms of his native island. He takes the Roman side in the controversies with the British churches.(36)
Before Bede cultivated Saxon prose, Caedmon (about 680), first a swine-herd, then a monk at Whitby, sung, as by inspiration, the wonders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and became the father of Saxon (and Christian German) poetry. His poetry brought the Bible history home t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axon people, and was a faint prophecy of the "Divina Comedia" and the "Paradise Lost."(37) We have a remarkable parallel to this association of Bede and Caedmon in the association of Wiclif, the first translator of the whole Bible into English (1380), and the contemporary of Chaucer, the father of English poetry, both forerunners of the British Reformation, and sustaining a relation to Protestant England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relation which Bede and Caedmon sustain to mediaeval Catholic England.
The conversion of England was nominal and ritual, rather than intellectual and moral. Education was confined to the clergy and monks, and consiste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Decalogue, the Creed and the Pater Noster, a little Latin without any Greek or Hebrew. The Anglo-Saxon clergy were only less ignorant than the British. The ultimate triumph of the Roman church was due chiefly to her superior organization, her direct apostolic descent, and the prestige of the Roman empire. It made the Christianity of England independent of politics and court-intrigues, and kept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Continent. The advantages of this connection were greater than the dangers and evils of insular isolation. Among all the subjects of Teutonic tribes, the English became the most devoted to the Pope. They sent more pilgrims to Rome and more money into the papal treasury than any other nation. They invented the Peter’s Pence. At least thirty of their kings and queens, and an innumerable army of nobles ended their days in cloistral retreats. Nearly all of the public lands were deeded to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But the exuberance of monasticism weakened the military and physical forces of the nation
Dan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s. The power and riches of the church secularized the clergy, and necessitated in due time a reformation. Wealth always tends to vice, and vice to decay. The Norman conquest did not change the ecclesiastical relations of England, but infused new blood and vigor into the Saxon race, which is all the better for its mixed character.
We add a list of the early archbishops and bishops of the four principal English sees, in the order of their foundation:(38)
Canterbury
London
Rochester.
York
Augustin
597
Mellitus
604
Justus
604
Paulinus
625
Laurentius
604
[Cedd in Essex
654]
Romanus
624
Chad
665
Mellitus
619
Wini
666
Paulinus
633
Wilfrid, consecrated 665, in possession
669
Justus
624
Erconwald
675
Ithamar
644
Honorius
627
Waldhere
693
Damian
655
669
Deusdedit
655
Ingwald
704
Putta
669
Bosa
678
Theodore
668
Cwichelm
676
Wilfrid again
686
Brihtwald
693
Gebmund
678
Bosa again
691
Tatwin
731
Tobias
693
John
706
§ 14. The Conversion of Ireland. St. Patrick and St. Bridget.
Literature.
I. The writings of St. Patrick are printed in the Vitae Sanctorum of the Bollandists, sub March 17th; in Patricii Opuscula, ed. Warsaeus (Sir James Ware, Lond., 1656); in Migne’s Patrolog., Tom. LIII. 790–839, and with critical notes in Haddan and Stubbs, Councils, etc., Vol. II, Part II, (1878), pp. 296–323.
- The Life of St. Patrick in the Acta Sanctorum, Mart., Tom. II. 517 sqq.
Tillemont: Mémoires, Tom. XVI. 452, 781.
Ussher: Brit. Eccl. Antiqu.
J. H. Todd: St. Patrick, Apostle of Ireland. Dublin, 1864.
C. Joh. Greith (R.C.): Geschichte der altirischen Kirche und ihrer Verbindung mit Rom., Gallien und Alemannien, als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Stifts St. Gallen. Freiburg i. B. 1867.
Daniel de Vinné: History Of the Irish Primitive Church, together with the Life of St. Patrick. N. York, 1870
J. Francis Sherman (R.C.): Loca Patriciana: an Identification of Localities, chiefly in Leinster, visited by St. Patrick. Dublin, 1879.
F. E. Warren (Episc.): The Manuscript Irish Missal at 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 London, 1879. Ritual of the Celtic Church. Oxf. 1881.
Comp. also the works of Todd, McLauchan, Ebrard, Killen, and Skene, quoted in § 7, and Forbes, Kalendars of Scottish Saints, p. 431.
The church-history of Ireland is peculiar. It began with an independent catholicity (or a sort of semi-Protestantism), and ended with Romanism, while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passed through the reverse order. Lying outside of the bounds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never invaded by Roman legions,(39) that virgin island was Christianized without bloodshed and independently of Rome and of the canons of the oecumenical synods. The early Irish church differed from the Continental churches in minor points of polity and worship, and yet excelled them all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in spiritual purity and missionary zeal.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it became closely allied to Ro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light of the Reformation did not penetrate into the native population; but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Stuarts set up by force a Protestant state-religion in antagonism to the prevailing faith of the people. Hence, by the law of re-action, the Keltic portion of Ireland became more intensely Roman Catholic being filled with double hatred of England on the ground of difference of race and religion. This glaring anomaly of a Protestant state church in a Roman Catholic country has been removed at last after three centuries of oppression and misrule, by the Irish Church Disestablishment Act in 1869 under the ministry of Gladstone.
The early history of Ireland (Hibernia) is buried in obscurity. The ancient Hibernians were a mixed race, but prevailingly Keltic. They were ruled by petty tyrants, proud, rapacious and warlike, who kept the country in perpetual strife. They were devoted to their religion of Druidism. Their island, even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was called the Sacred Island. It was also called Scotia or Scotland down to the eleventh century.(40) The Romans made no attempt at subjugation, as they did not succeed in establishing their authority in Caledonia.
The first traces of Irish Christianity are found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h century.
As Pelagius, the father of the famous heresy, which bears his name, was a Briton, so Coelestius, his chief ally and champion, was a Hibernian; but we do not know whether he was a Christian before be left Ireland. Mansuetus, first bishop of Toul, was an Irish Scot (a.d. 350). Pope Caelestine, in 431, ordained and sent Palladius, a Roman deacon, and probably a native Briton, "to the Scots believing in Christ," as their first bishop.(41) This notice by Prosper of France implies the previous existence of Christianity in Ireland. But Palladius was so discouraged that he soon abandoned the field, with his assistants for North Britain, where he died among the Picts.(42) For nearly two centuries after this date, we have no authentic record of papal intercourse with Ireland; and yet during that period it took its place among the Christian countries. It was converted by two humble individuals, who probably never saw Rome, St. Patrick, once a slave, and St. Bridget, the daughter of a slave-mother.(43) The Roman tradition that St. Patrick was sent by Pope Caelestine is too late to have any claim upon our acceptance, and is set aside by the entire silence of St. Patrick himself in his genuine works. It arose from confounding Patrick with Palladius. The Roman mission of Palladius failed; the independent mission of Patrick succeeded. He is the true Apostle of Ireland, and has impressed his memory in indelible characters upon the Irish race at home and abroad.
St. Patrick or Patricius (died March 17, 465 or 493) was the son of a deacon, and grandson of a priest, as he confesses himself without an intimation of the unlawfulness of clerical marriages.(44) He was in his youth carried captive into Ireland, with many others, and served his master six years as a shepherd. While tending his flock in the lonesome fields, the teachings of his childhood awakened to new life in his heart without any particular external agency. He escaped to France or Britain, was again enslaved for a short period, and had a remarkable dream, which decided his calling. He saw a man, Victoricius, who handed him innumerable letters from Ireland, begging him to come over and help them. He obeyed the divine monition, and devoted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to the conversion of Ireland (from a.d. 440 to 493).(45)
"I am," he says, "greatly a debtor to God, who has bestowed his grace so largely upon me, that multitudes were born again to God through me. The Irish, who never had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worshipped only idols and unclean things, have lately become the people of the Lord, and are called sons of God." He speaks of having baptized many thousands of men. Armagh seems to have been for some time the centre of his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is to this day the seat of the primacy of Ireland, both Roma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He died in peace, and was buried in Downpatrick (or Gabhul), where he began his mission, gained his first converts and spent his declining years.(46)
His Roman Catholic biographers have surrounded his life with marvelous achievements, while some modern Protestant hypercritics have questioned even his existence, as there is no certain mention of his name before 634; unless it be "the Hymn of St. Sechnall (Secundinus) in praise of St. Patrick, which is assigned to 448. But if we accept his own writings, "there can be no reasonable doubt" (we say with a Presbyterian historian of Ireland) "that he preached the gospel in Hibernia in the fifth century; that he was a most zealous and efficient evangelist, and that he is eminently entitled to the honorable designation of the Apostle of Ireland."(47)
The Christianity of Patrick was substantially that of Gaul and old Britain, i.e. Catholic, orthodox, monastic, ascetic, but independent of the Pope, and differing from Rome in the age of Gregory I. in minor matters of polity and ritual. In his Confession he never mentions Rome or the Pope; he never appeals to tradition, and seems to recognize the Scriptures (including the Apocrypha) as the only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faith. He quotes from the canonical Scriptures twenty-five times; three times from the Apocrypha. It has been conjectured that the failure and withdrawal of Palladius was due to Patrick, who had already monopolized this mission-field; but, according to the more probable chronology, the mission of Patrick began about nine years after that of Palladius. From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wo persons were confounded, and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Palladius, especially his connection with Pope Caelestine, was transferred to Patrick.(48)
With St. Patrick there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the most renowned female saint of Ireland, St. Bridget (or Brigid, Brigida, Bride), who prepared his winding sheet and survived him many years. She died Feb. 1, 523 (or 525). She is "the Mary of Ireland," and gave her name to innumerable Irish daughters, churches, and convents. She is not to be confounded with her name-sake, the widow-saint of Sweden. Her life is surrounded even by a still thicker cloud of legendary fiction than that of St. Patrick, so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the facts from the accretions of a credulous posterity. She was an illegitimate child of a chieftain or bard, and a slave-mother, received holy orders, became deformed in answer to her own prayer, founded the famous nunnery of Kildare (i.e. the Church of the Oak),(49) foretold the birth of Columba, and performed all sorts of signs and wonders.
Upon her tomb in Kildare arose the inextinguishable flame called "the Light of St. Bridget," which her nuns (like the Vestal Virgins of Rome) kept
"Through long ages of darkness and storm" (Moore).
Six lives of her were published by Colgan in his Trias Thaumaturgus, and five by the Bollandists in the Acta Sanctorum.
Critical Note on St. Patrick.
We have only one or two genuine documents from Patrick, both written in semi-barbarous (early Irish) Latin, but breathing an humble, devout and fervent missionary spirit without anything specifically Roman, viz. his autobiographical Confession (in 25 chapters), written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493?), and his Letter of remonstrance to Coroticus (or Ceredig), a British chieftain (nominally Christian), probably of Ceredigion or Cardigan, who had made a raid into Ireland, and sold several of Patrick’s converts into slavery (10 chapters). The Confession, as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Armagh,"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transcribed before a.d. 807 from Patrick’s original autograph, which was then partly illegible. There are four other MS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with sundry additions towards the close, which seem to be independent copies of the same original. See Haddan & Stubbs, note on p. 296. The Epistle to Coroticus is much shorter, and not so generally accepted. Both documents were first printed in 1656, then in 1668 in the Acta Sanctorum, also in Migne’s Patrologia (Vol. 53), in Miss Cusack’s Life of St. Patrick, in the work of Ebrard (l.c. 482 sqq.), and in Haddan & Stubbs, Councils (Vol. II., P. II., 296 sqq.).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about Patrick’s nationality, whether he was of Scotch, or British, or French extraction. He begins his Confession: "I, Patrick, a sinner, the rudest and the least of all the faithful, and the most contemptible with the multitude (Ego Patricius, peccator, rusticissimus et minimus omnium fidelium et contemptibilissimus apud plurimos, or, according to another reading, contemptibilis sum apud plurimos), had for my father Calpornus (or Calphurnius), a deacon (diaconum, or diaconem), the son of Potitus (al. Photius), a presbyter (filium quondam Potiti presbyteri), who lived in the village of Bannavem (or Banaven) of Tabernia; for he had a cottage in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was captured. I was then about sixteen years old; but I was ignorant of the true God, and was led away into captivity to Hibernia." Bannavem of Tabernia is, perhaps Banavie in Lochaber in Scotland (McLauchlan); others fix the place of his birth in Kilpatrick (i.e. the cell or church of Patrick), near Dunbarton on the Clyde (Ussher, Butler, Maclear); others, somewhere in Britain, and thus explain his epithet "Brito" or "Briton" (Joceline and Skene); still others seek it in Armoric Gaul, in Boulogne (from Bononia), and derive Brito from Brittany (Lanigan, Moore, Killen, De Vinné).
He does not state the instrumentality of his conversion. Being the son of a clergyman, he must have received some Christian instruction; but he neglected it till he was made to feel the power of religion in communion with God while in slavery. "After I arrived in Ireland," he says (ch. 6), "every day I fed cattle, and frequently during the day I prayed; more and more the love and fear of God burned, and my faith and my spirit were strengthened, so that in one day I said as many as a hundred prayers, and nearly as many in the night." He represents his call and commission as coming directly from God through a vision, and alludes to no intervening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or episcopal consecration. In one of the oldest Irish MSS., the Book of Durrow, he is styled a presbyter. In the Epistle to Coroticus, he appears more churchly and invested with episcopal power and jurisdiction. It begins: "Patricius, peccator indoctus, Hiberione (or Hyberione) constitutus episcopus, certissime reor, a Deo accepi id quod sum: inter barbaras utique gentes proselytus et profuga, ob amorem Dei." (So according to the text of Haddan & Stubbs, p. 314; somewhat different in Migne, Patrol. LIII. 814; and in Ebrard, p. 505.) But the letter does not state where or by whom he was consecrated.
The "Book of Armagh "contains also an Irish hymn (the oldest monument of the Irish Keltic language), called S. Patricii Canticum Scotticum, which Patrick is said to have written when he was about to convert the chief monarch of the island (Laoghaire or Loegaire).(50) The hymn is a prayer for the special aid of Almighty God for so important a work; it contains the principal doctrines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with a dread of magical influences of aged women and blacksmiths, such as still prevails in some parts of Ireland, but without an invocation of Mary and the saints, such as we might expect from the Patrick of tradition and in a composition intended as a breast-plate or corselet against spiritual foes. The following is the principal portion:
"5. I bind to myself to-day,—
The Power of God to guide me,
The Might of God to uphold me,
The Wisdom of God to teach me,
The Eye of God to watch over me,
The Ear of God to hear me,
The Word of God to give me speech.
The Hand of God to protect me,
The Way of God to go before me,
The Shield of God to shelter me,
The Host of God to defend me,
Against the snares of demons,
Against the temptations of vices,
Against the lusts of nature,
Against every man who meditates injury to me.
Whether far or near,
With few or with many.
- I have set around me all these powers,
Against every hostile savage power,
Directed against my body and my soul,
Against the incantations of false prophets,
Against the black laws of heathenism,
Against the false laws of heresy,
Against the deceits of idolatry,
Against the spells of women, and smiths, and druids,
Against all knowledge which blinds the soul of man.
- Christ protect me to-day
Against poison, against burning,
Against drowning, against wound,
That I may receive abundant reward.
- Christ with me, Christ before me,
Christ behind me, Christ within me,
Christ beneath me, Christ above me,
Christ at my right, Christ at my left,
Christ in the fort [i.e. at home],
Christ in the chariot-seat [travelling by land],
Christ in the poop [travelling by water].
- Christ in the heart of every man who thinks of me,
Christ in the mouth of every man who speaks to me,
Christ in every eye that sees me,
Christ in every ear that hears me.
- I bind to myself to-day
The strong power of an invocation of the Trinity,
The faith of the Trinity in Unity,
The Creator of [the elements].
- Salvation is of the Lord,
Salvation is of the Lord,
Salvation is of Christ;
May thy salvation, O Lord, be ever with us."
The fourth and last document which has been claimed as authentic and contemporary, is a Latin "Hymn in praise of St. Patrick" (Hymnus Sancti Patricii, Episcopi Scotorum) by St. Sechnall (Secundinus) which begins thus:
"Audite, omnes amantes Deum, sancta merita
Viri in Christo beati Patrici Episcopi:
Quomodo bonum ob actum simulatur angelis,
Perfectamque propter uitam aequatur Apostolis."
The poem is given in full by Haddan & Stubbs, 324–327, and assigned to "before a.d. 448 (?)," in which year Sechnall died. But how could he anticipate the work of Patrick, when his 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same writers, began only eight years earlier (440), and lasted till 493? The hymn is first mentioned by Tyrechanus in the "Book of Armagh."
The next oldest document is the Irish hymn of St. Fiacc on St. Patrick, which is assigned to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ixth century, (l.c. 356–361). The Senchus Mor is attributed to the age of St. Patrick; but it is a code of Irish laws, derived from Pagan times, and gradually modified by Christian ecclesiastics in favor of the church. The Canons attributed to St. Patrick are of later date (Haddan & Stubbs, 328 sqq.).
It is strange that St. Patrick is not mentioned by Bede in his Church History, although he often refers to Hibernia and its church, and is barely named as a presbyter in his Martyrology. He is also ignored by Columba and by the Roman Catholic writers, until his mediaeval biographers from the eigh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Romanized him, appealing not to his genuine Confession, but to spurious documents and vague traditions. He is said to have converted all the Irish chieftains and bards, even Ossian, the blind Homer of Scotland, who sang to him his long epic of Keltic heroes and battles. He founded 365 or, according to others, 700 churches, and consecrated as many bishops, and 3,000 priests (when the whole island had probably not more than two or three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for even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t did not exceed 600,000).(51) He changed the laws of the kingdom, healed the blind, raised nine persons from death to life, and expelled all the snakes and frogs from Ireland.(52) His memory is celebrated March 17, and is a day of great public processions with the Irish Catholic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is death is variously put in the year 455 (Tillemont), 464 or 465 (Butler, Killen), 493 (Ussher, Skene, Forbes, Haddan & Stubbs). Forbes (Kalendars, p. 433) and Skene (Keltic Scotland, II. 427 sqq.)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egend of St. Patrick in its present shape is not older than the ninth century, and dissolves into three personages: Sen-Patrick, whose day in the Kalendar is the 24th of August; Palladius, "qui est Patricius," to whom the mission in 431 properly belongs, and Patricius, whose day is the 17th of March, and who died in 493. "From the acts of these three saints, the subsequent legend of the great Apostle of Ireland was compiled, and an arbitrary chronology applied to it."
§ 15. The Irish Church after St. Patrick.
The Missionary Period.
The labors of St. Patrick were carried on by his pupils and by many British priests and monks who were driven from England by the Anglo-Saxon invasion in the 5th and 6th centuries.(53) There was an intimate intercourse between Ireland and Wales, where British Christianity sought refuge, and between Ireland and Scotland, where the seed of Christianity, had been planted by Ninian and Kentigern. In less than a century, after St. Patrick’s death Ireland was covered with churches and convents for men and women. The monastic institutions were training schools of clergymen and missionaries, and workshops for transscribing sacred books. Prominent among these are the monasteries of Armagh, Banchor or Bangor (558), Clonard (500), Clonmacnois (528), Derry (555), Glendolough (618).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Ireland excelled all other countries in Christian piety, and acquired the name of "the Island of Saints." We must understand this in a comparative sense, and remember that at that time England was just beginning to emerge from Anglo-Saxon heathenism, Germany was nearly all heathen, and the French kings—the eldest sons of the Church—were "monsters of iniquity." Ireland itself was distracted by civil wars between the petty kings and chieftains; and the monks and clergy, even the women, marched to the conflict. Adamnan with difficulty secured a law exempting women from warfare, and it was not till the ninth century that the clergy in Ireland were exempted from "expeditions and hostings" (battles). The slave-trade was in full vigor between Ireland and England in the tenth century, with the port of Bristol for its centre. The Irish piety was largely based on childish superstition. But the missionary zeal of that country is nevertheless most praiseworthy. Ireland dreamed the dream of converting heathen Europe. Its apostles went forth to Scotland, North Britain, France,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North Italy. "They covered the land and seas of the West. Unwearied navigators, they landed on the most desert islands; they overflowed the Continent with their successive immigrations. They saw in incessant visions a world known and unknown to be conquered for Christ. The poem of the Pilgrimage of St. Brandan, that monkish Odyssey so celebrated in the middle ages, that popular prelude of the Divina Commedia, shows us the Irish monks in close contact with all the dreams and wonders of the Keltic ideal."(54)
The missionaries left Ireland usually in companies of twelve, with a thirteenth as their leader. This duodecimal economy was to represent Christ and the twelve apostles. The following are the most prominent of these missionary bands:(55)
St. Columba, with twelve brethren, to Hy in Scotland, a.d. 563.
St. Mohonna (or Macarius, Mauricius), sent by Columba, with twelve companions, to the Picts.
St. Columbanus, with twelve brethren, whose names are on record, to France and Germany, a.d. 612.
St. Kilian, with twelve, to Franconia and Würzburg, a.d. 680.
St. Eloquius, with twelve, to Belgium, a.d. 680.
St. Rudbert or Rupert, with twelve, to Bavaria, a.d. 700.
St. Willibrord (who studied twelve years in Ireland), with twelve, to Friesland, a.d. 692.
St. Forannan, with twelve, to the Belgian frontier, a.d. 970.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is missionary activity of the Irish Church is confined to the period of her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of Rome. We hear no more of it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The Irish Church during this missionary period of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had a peculiar character, which we learn chiefly from two documents of the eighth century, namely, the Catalogue of the Saints of Ireland,(56) and the Litany of Angus the Culdee.(57)
The Catalogue distinguishes three periods and three orders of saints: secular, monastic, and eremitical.
The saints of the time of St. Patrick were all bishops full of the Holy Ghost,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in number, founders of churches; they had one head, Christ, and one leader, Patrick, observed one mass and one tonsure from ear to ear, and kept Easter on the fourteenth moon after the vernal equinox; they excluded neither laymen nor women; because, founded on the Rock of Christ, they feared not the blast of temptation. They sprung from the Romans, Franks, Britons and Scots. This order of saints continued for four reigns, from about a.d. 440 till 543.
The second order, likewise of four reigns, till a.d. 599, was of Catholic Presbyters, three hundred in number, with few bishops; they had one head, Christ, one Easter, one tonsure, as before; but different and different rules, and they refused the services of women, separating them from the monasteries.
The third order of saints consisted of one hundred holy presbyters and a few bishops, living in desert places on herbs and water and the alms of the faithful; they had different tonsures and Easters, some celebrating the resurrection on the 14th, some on the 16th moon; they continued through four reigns till 665.
The first period may be called episcopal, though in a rather non-episcopal or undiocesan sense. Angus, in his Litany, invokes "seven times fifty [350] holy cleric bishops," whom "the saint [Patrick] ordained," and "three hundred pure presbyters, upon whom he conferred orders." In Nennius the number of presbyters is increased to three thousand, and in the tripartite Life of Patrick to five thousand. These bishops, even if we greatly reduce the number as we must, had no higher rank than the ancient chorepiscopi or country-bishops in the Eastern Church, of whom there were once in Asia Minor alone upwards of four hundred. Angus the Culdee gives us even one hundred and fifty-three groups of seven bishops, each group serving in the same church. Patrick, regarding himself as the chief bishop of the whole Irish people, planted a church wherever he made a few converts and could obtain a grant from the chief of a clan, and placed a bishop ordained by himself over it. "It was a congregational and tribal episcopacy, united by a federal rather than a territorial tie under regular jurisdiction. During Patrick’s life, he no doubt exercised a superintendence over the whole; but we do not see any trace of the metropolitan jurisdiction of the church of Armagh over the rest."(58)
The second period was monastic and missionary. All the presbyters and deacons were monks. Monastic life was congenial to the soil, and had its antecedents in the brotherhoods and sisterhoods of the Druids.(59) It was imported into Ireland probably from France, either directly through Patrick, or from the monastery of St. Ninian at Galloway, who himself derives it from St. Martin of Tours.(60) Prominent among these presbyter-monks are the twelve apostles of Ireland headed by St. Columba, who carried Christianity to Scotland in 563, and the twelve companions of Columbanus, who departed from Ireland to the Continent about 612. The most famous monastery was that of Bennchar, or Bangor, founded a.d. 558 by Comgall in the county of Down, on the south side of Belfast Lough. Comgall had four thousand monks under his care.(61) From Bangor proceeded Columbanus and other evangelists.
By a primitive Keltic monastery we must not understand an elaborate stone structure, but a rude village of wooden huts or bothies (botha) on a river, with a church (ecclais), a common eating-hall, a mill, a hospice, the whole surrounded by a wall of earth or stone. The senior monks gave themselves entirely to devotion and the transcribing of the Scriptures. The younger were occupied in the field and in mechanical labor, or the training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These monastic communities formed a federal union, with Christ as their invisible head. They were training schools of the clergy. They attracted converts from the surrounding heathen population, and offered them a refuge from danger and violence. They were resorted to by English noblemen, who, according to Bede, were hospitably received, furnished with books, and instructed. Some Irish clergymen could read the Greek Testament at a time when Pope Gregory J. was ignorant of Greek. There are traces of an original Latin version of the Scriptures differing from the Itala and Vulgate, especially in Patrick’s writings.(62) But "there is no trace anywhere of any Keltic version of the Bible or any part of it. St. Chrysostom’s words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to support such a supposition, but without ground."(63) If there had been such a translation, it would have been of little use, as the people could not read it, and depended for their scanty knowledge of the word of God on the public lessons in the church.
The "Book of Armagh," compiled by Ferdomnach, a scribe or learned monk of Armagh, in 807, gives us some idea of the literary state of the Irish Church at that time.(64) It contains the oldest extant memoirs of St. Patrick, the Confession of St. Patrick, the Preface of Jerome to the New Testament, the Gospels, Epistles, Apocalypse and Acts, with some prefaces chiefly taken from the works of Pelagius, and the Life of St. Martin of Tours by Sulpicius Severus, with a short litany on behalf of the writer.
In the ninth century John Scotus Erigena, who died in France, 874, startled the Church with his rare, but eccentric, genius and pantheistic speculations. He had that power of quick repartee for which Irishmen are distinguished to this day. When asked by Charles the Bald at the dinner-table, what w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cot and a Sot (quid distat inter Scottum et Sottum?), John replied: "Nothing at all but the table, please your Majesty."
§ 16. Subjection of Ireland to English and Roman Rule.
The success of the Roman mission of Augustin among the Anglo-Saxons encouraged attempts to bring the Irish Church under the papal jurisdiction and to force upon it the ritual observances of Rome. England owes a good deal of her Christianity to independent Irish and Scotch missionaries from Bangor and Iona; but Ireland (as well as Germany) owes her Romanism, in great measure, to England. Pope Honorius (who was afterwards condemned by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for holding the Monothelite heresy) addressed to the Irish clergy in 629 an exhortation—not, however, in the tone of authoritative dictation, but of superior wisdom and experience—to conform to the Roman mode of keeping Easter. This is the first known papal encyclical addressed to that country. A Synod was held at Magh-Lene, and a deputation sent to the Pope (and the three Eastern patriarchs) to ascertain the foreign usages on Easter. The deputation was treated with distinguished consideration in Rome, and, after three years’ absence, reported in favor of the Roman cycle, which indeed rested on a better system of calculation. It was accordingly adopted in the South of Irel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rned Irish ecclesiastic Cummian, who devoted a whole year to the study of the controversy. A few years afterwards Thomian, archbishop and abbot of Armagh (from 623 to 661), and the best Irish scholar of his age, introduced, after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Pope, the Roman custom in the North, and thereby promoted his authority in opposition to the power of the abbot of Iona, which extended over a portion of Ireland, and strongly favored the old custom. But at last Abbot Adamnan likewise yielded to the Roman practice before his death (704).
The Norman conquest under William I., with the sanction of the Pope, united the Irish Church still more closely to Rome (1066). Gregory VII., in an encyclical letter to the king, clergy and laity of Ireland (1084)., boldly, challenged their obedience to the Vicar of the blessed Peter, and invited them to appeal to him in all matters requiring arbitration.
The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Lanfranc and Anselm, claimed and exercised a sort of supervision over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sea-ports, Dublin, Waterford, and Limerick, on the ground that the Norman settlers applied to them for bishops and priests. Their influence was exerted in favor of conformity to Rome. Clerical celibacy was more generally introduced, uniformity in ritual established,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bishoprics reduced to twenty-three under two archbishops, Armagh for the North and Cashel for the South; while the bishop of Dublin was permitted to remain under the care of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Th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polit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aggrandizement of the hierarchy was effected about 1112 at the synod of Rathbreasail, which was attended by 58 bishops, 317 priests, a large number of monks, and King Murtogh O’Brien with his nobles.(65)
At last Ireland was invaded and conquered by England under Henry II., with the effectual aid of Pope Adrian IV.—the only Englishman that sat on the papal throne. In a curious bull of 1155, he justified and encouraged the intended invasion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apacy, and sent the king the ring of investiture as Lord of Ireland calling upon that licentious monarch to "extirpate the nurseries of vice" in Ireland, to "enlarge the borders of the (Roman) Church," and to secure to St. Peter from each house "the annual pension of one penny" (equal in valu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o at least two or three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currency).(66) Henry carried out his design in 1171, and with a strong military force easily subdued the whole Irish nation, weakened and distracted by civil wars, to British rule, which has been maintained ever since. A Synod at Armagh regarded the subjugation as a righteous judgment fo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and especially for the slave trade. The bishops were the first to acknowledge Henry, hoping to derive benefit from a foreign régime, which freed them from petty tyrants at home. A Synod of Cashel in 1172, among other regulations, ordered that all offices of the church should hereafter in all parts of Ireland be conformed to the observanc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 papal legate henceforward was constantly residing in Ireland. Pope Alexander III. was extremely gratified with this extension of his dominion, and in September, 1172, in the same tone of sanctimonious arrogance) issued a brief confirming the bull of Adrian, and expressing a hope that "the barbarous nation" would attain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Henry "to some decency of manners;" he also wrote three epistles—one to Henry II., one to the kings and nobles of Ireland, and one to its hierarchy—enjoining obedience of Ireland to England, and of both to the see of St. Peter.(67)
§ 17. The Conversion of Scotland. St. Ninian and St. Kentigern.
See the works of Skene (the second vol.), Reeves, McLauchan, Ebrard, Cunningham, mentioned in § 7.
Also Dr. Reeves: The Culdees of the British Islands as they appear in History, 1864.
Dr. Jos. Robertson: Statuta Ecclesiae Scoticanae, 1866, 2 vols.
Bishop Forbes: The Kalendars of Scottish Saints, Edinb., 1872; Lives of S. Ninian and S. Kentigern, compiled in the 12th century, Edinb., 1874.
Haddan & Stubbs: Councils and Ecclesiast. Docum., Vol. II, Part I. (Oxf., 1873), pp. 103 sqq.
Scotland (Scotia) before the tenth century was comprised in the general appellation of Britain (Britannia), as distinct from Ireland (Hibernia). It was known to the Romans as Caledonia,(68) to the Kelts as Alban; but the name of Scotia was exclusively appropriated to Ireland till the tenth century. The independent history of Scotland begin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ottish monarchy in the ninth century. At first it was a purely Keltic kingdom; but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 Saxon race and feudal institutions spread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Keltic tribes retreated to the mountains and western islands. The names of Scot and Scotch passed over to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while the Keltic language, formerly known as Scotch, became known as Irish.
The Keltic history of Scotland is full of fable, and a battlefield of Romanists and Protestants, Episcopalians and Presbyterians, who have claimed it for their respective systems of doctrine and church-polity. It must be disentangled from the sectarian issues of the Culdean controversy. The historian is neither a polemic nor an apologist, and should aim at nothing but the truth.
Tertullian says, that certain places in Britain which the Romans could not conquer were made subject to Christ. It is quite likely that the first knowledge of Christianity reached the Scots and Picts from England; but the constant wars between them and the Briton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power were unfavorable to any mission work.
The mission of Palladius to Scotland by Pope Caelestius is as vague and uncertain as his mission to Ireland by the same Pope, and is strongly mixed up with the mission of Patrick. An Irish colony from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Ulster, which had been Christianized by Patrick, settled in Scotland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fifth century, and continued to spread along the coasts of Argyle and as far as the islands of Mull and Iona, until its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the Northern Picts.
The first distinct fact in the church history of Scotland is the apostolate of St. Ninian at the close of the fourth century, during the reign of Theodosius in the East. We have little reliable information of him. The son of a British king, he devoted himself early to the ministry of Christ. He spent some time in Rome, where the Pope commissioned him to the apostolate among the heathen in Caledonia, and in Gaul with Bishop Martin of Tours, who deserves special praise for his protest against the capital punishment of heretics in the case of the Priscillianists. He began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Southern Picts in the Eastern districts of modern Scotland. He built a white stone church called "Candida Casa," at Whittern (Quhithern, Witerna) in Galloway, on the South-Westem border of Scotland by the sea side, and dedicated it to the memory of St. Martin, who had died in that year (397).(69)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Monastery" ("Magnum Monasterium") or monastery of Rosnat, which exerted a civilizing and humanizing influence on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and annually attracted pilgrims from England and Scotland to the shrine of St. Ninian. His life has been romanized and embellished with legends. He made a newborn infant indicate its true father, and vindicate the innocence of a presbyter who had been charged by the mother with the crime of violation; he caused leeks and herbs to grow in the garden before their season; he subdued with his staff the winds and the waves of the sea; and even his relics cured the sick, cleansed the lepers, and terrified the wicked, "by all which things," says Ailred, his biographer, "the faith of believers is confirmed to the praise and glory of Christ."
St. Kentigern (d. Nov. 13, 603), also called St. Mungo (the gracious one),(70) the first bishop of Glasgow, labored in the sixth century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people in Cumberland, Wales, and on the Clyde, and re-converted the Picts, who had apostatized from the faith. He was the grandson of a heathen king in Cumbria or Strathclyde, the son of a Christian, though unbaptized mother. He founded a college of Culdees or secular monks, and several churches. He wore a hair shirt and garment of goat-skin, lived on bread and vegetables, slept on a rocky couch and a stony pillow, like Jacob, rose in the night to sing psalms, recited in the morning the whole psalter in a cold stream, retired to desert places during Lent, living on roots, was con-crucified with Christ on Good Friday, watched before the tomb, and spent Easter in hilarity and joy. He converted more by his silence than his speech, caused a wolf and a stag to drag the plough, raised grain from a field sown with sand, kept the rain from wetting his garments, and performed other marvels which prove the faith or superstition of his biographer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Jocelyn relates also, that Kentigern went seven times to Rome, and received sundry privileges and copies of the Bible from the Pope. There is, however, no trace of such visits in the works of Gregory I., who was more interested in the Saxon mission than the Scotch. Kentigern first established his episcopal chair in Holdelm (now Hoddam), afterwards in Glasghu (Glasgow). He met St. Columba, and exchanged with him his pastoral stave.(71) He attained to the age of one hundred and eighty-five years, and died between a.d. 601 and 612 (probably 603).(72) He is buried in the crypt of the cathedral of St. Mungo in Glasgow, the best preserved of mediaeval cathedrals in Scotland.
St. Cuthbert (d. March 20, 687), whose life has been written by Bede, prior of the famous monastery of Mailros (Melrose), afterwards bishop of Lindisfarne, and last a hermit, is another legendary saint of Scotland, and a number of churches are traced to him or bear his name.(73)
§ 18. St. Columba and the Monastery of Iona.
John Jamieson (D. D.):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ncient Culdees of Iona, and of their Settlements in Scotland, England, and Ireland. Edinb., 1811 (p. 417).
Montalembert: La Moines d’ Occident, Vol. III., pp. 99–332 (Paris, 1868).
The Duke of Argyll: Iona. Second ed., London, 1871 (149 p
Adamnan: Life of St. Columba, Founder of Hy, ed. by William Reeves* (Canon of Armagh), Edinburgh, 1874. (Originally printed for the Irish Archaeolog. Society and for the Bannatyne Club, Dublin, 1856).
Skene: Celtic Scotland, II. 52 sqq. (Edinb., 1877). Comp. the Lit. in § 7.
Saint Columba or Columbcille, (died June 9, 597) is the real apostle of Scotland. He is better known to us than Ninian and Kentigern. The account of Adamnan (624–704), the ninth abbot of Hy, was written a century after Columba’s death from authentic records and oral traditions, although it is a panegyric rather than a history. Later biographers have romanized him like St. Patrick. He was descended from one of the reigning families of Ireland and British Dalriada, and was born at, Gartan in the county of Donegal about a.d. 521. He received in baptism the symbolical name Colum, or in Latin Columba (Dove, as the symbol of the Holy Ghost), to which was afterwards added cille (or kill, i.e. "of the church," or "the dove of the cells," on account of his frequent attendance at public worship, or, more probably, for his being the founder of many churches.(74) He entered the monastic seminary of Clonard, founded by St. Finnian, and afterwards another monastery near Dublin, and was ordained a priest. He planted the church at Derry in 545, the monastery of Darrow in 553, and other churches. He seems to have fondly clung all his life to his native Ireland, and to the convent of Derry. In one of his elegies, which were probably retouched by the patriotism of some later Irish bard, he sings:
"Were all the tributes of Scotia [i.e. Ireland] mine,
From its midland to its borders,
I would give all for one little cell
In my beautiful Derry.
For its peace and for its purity,
For the white angels that go
In crowds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I love my beautiful Derry.
For its quietness and purity,
For heaven’s angels that come and go
Under every leaf of the oaks,
I love my beautiful Derry.
My Derry, my fair oak grove,
My dear little cell and dwelling,
O God, in the heavens above I
Let him who profanes it be cursed.
Beloved are Durrow and Derry,
Beloved is Raphoe the pure,
Beloved the fertile Drumhome,
Beloved are Sords and Kells!
But sweeter and fairer to me
The salt sea where the sea-gulls cry
When I come to Derry from far,
It is sweeter and dearer to me —
Sweeter to me."(75)
In 563, the forty-second year of his age, Columba prompted by a passion for travelling and a zeal for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76) sailed with twelve fellow-apostles to the West of Scotland, possibly on invitation of the provincial king, to whom he was related by blood. He was presented with the island of Hy, commonly called Iona,(77) near the Western coast of Scotland about fifty miles West from Oban. It is an inhospitable island, three miles and a half long and a mile and a half broad, partly cultivated, partly covered with hill pasture, retired dells, morass and rocks, now in possession of the Duke of Argyll, numbering about three hundred Protestant inhabitants, an Established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a Free Church. The neighboring island of Staffa, though smaller and uninhabited, is more interesting to the ordinary tourist, and its Fingal’s Cave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specimens of the architectural skill of nature; it looks like a Gothic cathedral, 66 feet high, 42 feet broad, and 227 feet long, consisting of majestic basalt columns, an arched roof, and an open portal towards the ocean, which dashes in and out in a constant succession of waves, sounding solemn anthems in this unique temple of nature. Columba and his fellow-monks must have passed it on their missionary wanderings; but they were too much taken up with heaven to look upon the wonders of the earth, and the cave remained comparatively unknown to the world till 1772. Those islands wore the same aspect in the sixth century as now,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woods, which have disappeared. Walter Scott (in the "Lord of the Isles") has thrown the charm of his poetry over the Hebridean archipelago, from which proceede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Scotland.(78)
By the labors of Columba and his successors, Io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venerable and interesting spot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t was a light-house in the darkness of heathenism. We can form no adequate conception of the self-denying zeal of those heroic missionaries of the extreme North, who, in a forbidding climate and exposed to robbers and wild beasts, devoted their lives to the conversion of savages. Columba and his friends left no monuments of stone and wood; nothing is shown but the spot on the South of the island where he landed, and the empty stone coffin where his body was laid together with that of his servant; his bones were removed afterwards to Dunkeld. The old convent was destroyed and the monks were killed by the wild Danes and Norsemen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 remaining ruins of Iona—a cathedral, a chapel, a nunnery, a graveyard with the tombstones of a number of Scottish and Norwegian and Irish kings, and three remarkable carved crosses, which were left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at (according to a vague tradition) were thrown into the sea by the iconoclastic zeal of the Reformation—are all of the Roman Catholic period which succeeded the original Keltic Christianity, and which lived on its fam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Iona was a sort of Jerusalem of the North, where pilgrims loved to worship, and kings and noblemen desired to be buried. When the celebrated Dr. Johnson, in his Tour to the Hebrides, approached Iona, he felt his piety grow warmer. No friend of missions can visit that lonely spot, shrouded in almost perpetual fog, without catching new inspiration and hope for the ultimate triumph of the gospel over all obstacles.(79)
The arrival of Columba at Iona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Keltic church in Scotland. The island was at that time on the confines of the Pictic and Scotic jurisdiction, and formed a convenient base for missionary labors among the Scots, who were already Christian in name, but needed confirmation, and among the Picts, who were still pagan, and had their name from painting their bodies and fighting naked. Columba directed his zeal first to the Picts; he visited King Brude in his fortress, and won his esteem and co-operation in planting Christianity among his people. "He converted them by example as well as by word" (Bede). He founded a large number of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Ireland and Scotland directly or through his disciples.(80) He was involved in the wars so frequent in those days, when even women were required to aid in battle, and he availed himself of military force for the overthrow of paganism. He used excommunication very freely, and once pursued a plunderer with maledictions into the sea until the water reached to his knees. But these rough usages di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veneration for his name. He was only a fair type of his countrymen. "He had," says Montalembert, "the vagabond inclination, the ardent, agitated, even quarrelsome character of the race." He had the "perfervidum ingenium Scotorum." He was manly, tall and handsome, incessantly active, and had a sonorous and far-reaching voice, rolling forth the Psalms of David, every syllable distinctly uttered. He could discern the signs of the weather. Adamnan ascribes to him an angelic countenance, a prophetic fore-knowledge and miracles as great as those performed by Christ, such as changing water into win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ucharist, when no wine could be obtained, changing bitter fruit into sweet, drawing water from a rock, calming the storm at sea, and curing many diseases. His biography instead of giving solid facts, teems with fabulous legends, which are told with childlike credulity. O’Donnell’s biography goes still further. Even the pastoral staff of Columba, left accidentally upon the shore of Iona, was transported across the sea by his prayers to meet its disconsolate owner when he landed somewhere in Ireland.(81)
Columba died beside the altar in the church while engaged in his midnight devotions. Several poems are ascribed to him—one in praise of the natural beauties of his chosen island, and a monastic rule similar to that of St. Benedict; but the "regula ac praecepta" of Columba, of which Wilfrid spoke at the synod of Whitby, probably mean discipline or observance rather than a written rule.(82)
The church establishment of Columba at Iona belongs to the second or monastic period of the Irish church, of which it formed an integral part. It consisted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persons under the monastic rule. At the head of it stood a presbyter-abbot, who ruled over the whole province, and even the bishops, although the episcopal function of ordination was recognized.(83) The monks were a family of brethren living in comm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the seniors, who attended to the religious services, instruction, and the transcribing of the Scriptures; the middle-aged, who were the working brethren, devoted to agriculture, the tending of the cattle, and domestic labor; and the youth, who were alumni under instruction. The dress consisted of a white tunica or under garment, and a camilla or outer garment and hood made of wool. Their food was bread, milk, eggs, fish, and on Sundays and festivals mutton or beef. The doctrinal views and ecclesiastical customs as to the observance of Easter and the tonsure were the same as among the Britons and the Irish in distinction from the Roman system introduced by Augustin among the Saxons.(84)
The monastery of Iona, says Bede, held for a long time the pre-eminence over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of the Picts and Northern Scots. Columba’s successors, he adds, were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continency, their love of God, and strict attention to their rules of discipline, although they followed "uncertain cycles in their computation of the great festival (Easter), because they were so far away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had none to supply them with the synodical decrees on the paschal observance; wherefore they only practised such works of piety and chastity as they could learn from the prophetical, evangelical, and apostolical writings. This manner of keeping Easter continued among them for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ill the year of our Lord’s incarnation 715."(85)
Adamnan (d. 704), the ninth successor of Columba, in consequence of a visit to the Saxons, conformed his observance of Easter to the Roman Church; but his brethren refused to follow him in this change. After his death, the community of Iona became divided on the Easter question, until the Columban monks, who adhered to the old custom, were by royal command expelled (715). With this expulsion terminates the primacy of Iona in the kingdom of the Picts.
The monastic church was broken up or subordinated to the hierarchy of the secular clergy.
§ 19. The Culdee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Columban monks from the kingdom of the Picts in the eighth century, the term Culdee or Ceile De, or Kaledei, first appears in history, and has given rise to much controversy and untenable theories.(86) It is of doubtful origin, but probably means servants or worshippers of God.(87) it was applied to anchorites, who, in entire seclusion from society, sought the perfection of sanctity. They succeeded the Columban monks. They afterwards associated themselves into communities of hermits, and were finally brought under canonical rule along with the secular clergy, until at length the name of Culdee became almost synonymous with that of secular canon.
The term Culdee has been improperly applied to the whole Keltic church, and a superior purity has been claimed for i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Columban or the Keltic church of Scotland, as well as the early Irish and the early British churches, differed in many points from the mediaeval and modern church of Rome, and represent a simpler and yet a very active missionary type of Christianity.
The leading peculiarities of the ancient Keltic church, as distinct from the Roman, are:
Independence of the Pope. Iona was its Rome, and the Abbot of Iona, and afterwards of Dunkeld, though a mere Presbyter, ruled all Scotland.
Monasticism ruling supreme, but mixed with secular life, and not bound by vows of celibacy; while in the Roman church the monastic system was subordinated to the hierarchy of the secular clergy.
Bishops without dioceses and jurisdiction and succession.
Celebration of the time of Easter.
Form of the tonsure.
It has also been asserted, that the Kelts or Culdees were opposed to auricular confession, the worship of saints, and images, purgatory, transubstantiation, the seven sacraments, and that for this reason they were the forerunners of Protestantism.
But this inference is not warranted. Ignorance is one thing, and rejection of an error from superior knowledge is quite another thing. The difference is one of form rather than of spirit. Owing to its distance and isolation from the Continent, the Keltic church, while superior to the churches in Gaul and Italy—at least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in missionary zeal and success, was left behind them in other things, and adhered to a previous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ruth and error. But the general character and tendency of both during that period we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genius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We find among the Kelts the same or even greater love for monasticism and asceticism the same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incredible miracles, the same veneration for relics (as the bones of Columba and Aidan, which for centuries were carried from place to place), the same scrupulous and narrow zeal for outward forms and ceremonies (as the observance of the mere time of Easter, and the mode of monastic tonsure), with the only difference that the Keltic church adhered to an older and more defective calendar, and to the semi-circular instead of the circular tonsure. There is not the least evidence that the Keltic church had a higher conception of Christian freedom, or of any positive distinctive principle of Protestantism, such as the absolute supremacy of the Bible in opposition to tradition, or justification by faith without works, or the universal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88)
Considering, then, that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Keltic church arose simply from its isolation of the main current of Christian history, the ultimate triumph of Rome, with all its incidental evils, was upon the whole a progress in the onward direction. Moreover, the Culdees degenerated into a state of indolence and stagnation during the darkness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and the Danish invasion, with its devastating and disorganizing influences. We still find them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frequently at war with the Roman clergy about landed property, tithes and other matters of self-interest, but not on matters of doctrine, or Christian life. The old Culdee convents of St. Andrews Dunkeld, Dunblane and Brechin were turned into the bishop’s chapter with the right of electing the bishop. Married Culdees were gradually supplanted by Canons-Regular. They lingered longest in Brechin, but disappeare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decline of the Culdees was the opportunity of Rome. The Saxon priests and monks, connected with the more civilized countries, were very active and aggressive, building cathedrals, monasteries, hospitals, and getting possession of the land.
§ 20. Extinction of the Keltic Church, and Triumph of Rome under King David I.
The turning-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cotch church is the reign of the devout Saxon queen St. Margaret, one of the best queens of Scotland (1070–1093). She exerted unbounded influence over her illiterate husband, Malcolm III., and her sons. She was very benevolent, self-denying, well versed in the Scriptures, zealous in reforming abuses, and given to excessive fasting, which undermined her constitution and hastened her death. "ln St. Margaret we have an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 of her age. What ostentatious humility, what almsgiving, what prayers! What piety, had it only been freed from the taint of superstition! The Culdees were listless and lazy, while she was unwearied in doing good. The Culdees met her in disputation, but, being ignorant, they were foiled. Death could not contend with life. The Indian disappears before the advance of the white man. The Keltic Culdee disappeared before the footsteps of the Saxon priest."(89)
The change was effected by the same policy as that of the Norman kings towards Ireland. The church was placed upon a territorial in the place of a tribal basis, and a parochial system and a diocesan episcopacy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old tribal churches with their monastic jurisdiction and functional episcopacy. Moreover the great religious orders of the Roman Church were introduced and founded great monasteries as centres of counter-influence. And lastly, the Culdees were converted from secular into regular Canons and thus absorbed into the Roman system. When Turgot was appointed bishop of St. Andrews, a.d. 1107 "the whole rights of the Keledei over the whole kingdom of Scotland passed to the bishopric of St. Andrews."
From the time of Queen Margaret a stream of Saxons and Normans poured into Scotland, not as conquerors but as settlers, and acquired rapidly, sometimes by royal grant, sometimes by marriage, the most fertile districts from the Tweed to the Pentland Firth. From these settlers almost every noble family of Scotland traces its descent. They brought with them English civilization and religion.
The sons and successors of Margaret enriched the church by magnificent endowments. Alexander I. founded the bishoprics of Moray and Dunkeld. His younger brother, David I., the sixth son of Malcolm III., who married Maud, a grand-niece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1110) and ruled Scotland from 1124 to 1153, founded the bishoprics of Ross, Aberdeen, Caithness, and Brechin, and several monasteries and religious houses. The nobility followed his example of liberality to the church and the hierarchy so that in the course of a few centuries one half of the national wealth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clergy, who were at the same time in possession of all the learning.
In the latter part of David’s reign an active crusade commenced against the Culdee establishments from St. Andrews to Iona, until the very name gradually disappeared; the last mention being of the year 1332, when the usual formula of their exclusion in the election of a bishop was repeated.
Thus the old Keltic Church came to an end, leaving no vestiges behind it, save here and there the roofless walls of what had been a church, and the numerous old burying-grounds to the use of which the people still cling with tenacity, and where occasionally an ancient Keltic cross tells of its former state. All else has disappeared; and the only records we have of their history are the names of the saints by whom they were founded preserved in old calendars, the fountains near the old churches bearing their name, the village fairs of immemorial antiquity held on their day, and here and there a few lay families holding a small portion of land, as hereditary custodiers of the pastoral staff, or other relic of the reputed founder of the church, with some small remains of its jurisdiction."(90)
II. THE CONVERSION OF FRANCE, GERMANY, AND ADJACENT COUNTRIES.
General Literature.
I. Germany Before Christianity.
Tacitus: Germania (cap. 2, 9, 11, 27, 39–45); Annal. (XIII. 57); Hist. IV. 64).
Jac. Grimm: Deutsche, Mythologie. Göttingen, 2nd ed. 1854, 2 vols.
A. F. Ozanam: Les Germains avant le christianisme. Par. 1847.
K. Simrock. Deutsche Mythologie. Bonn, 2nd ed. 1864.
A. Planck: Die Götter und der Gottesglaube der Deutschen. In "Jahrb. für Deutsche Theol.," 1866, No. 1.
-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Germany.
F. W. Rettberg: 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Göttingen, 1846–48. 2 vols.
C. J. Hefele (R.C.): Geschichte der Einführung des Christenthums im südwestl. Deutschland. Tübingen 1837.
H. Rückert: Cultu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in der Zeit des Uebergangs aus dem Heidenthum. Leipz. 1853, 2 Vols.
W. Krafft: Kirchengeschichte der German. Völker. Berlin 1854. (first vol.)
Hiemer (R.C.): Einführung des Christenthums in Deutschen Landen. Schaffhausen 1857 sqq. 4 vols.
Count de Montalembert (R.C.): The Monks of the West from St. Benedict to St. Bernard. Edinb. and Lond. 1861 sqq. 7 vols.
I. Friedrich (R.C., Since 1870 Old Cath.): 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Regensb. 1866, 1869, 2 vols.
Charles Merivale: Conversion of the West. The Continental Teutons. London 1878. (Popular).
G. Körber: Die Ausbreitung des Christenthums im südlichen Baden. Heidelb. 1878.
R. Crue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digt im Mittelalter. Detmold 1879. (Chs. I. and II.)
§ 21. Arian Christianity among the Goths and other German Tribes.
I. Editions of the remains of the Gothic Bible Version of Wulfila: by H. C. von der Gabelenz and J. Loebe, Leipz. 1836–46; Massmann, 1855–57; E. Bernhardt, 1875 (with the Greek text and notes); and Stamm, 7th ed. 1878, and in fac-simile by Uppström, 1854–1868. See also Ulphilae Opera, and Schaff, Compan. to Gr. Test., p. 150.
Ulphilae Opera (Versio Bibliorum Gothica), in Migne’s Patrolog., Tom. XVIII. pp. 462–1559 (with a Gothic glossary).
- G. Waitz: Ueber das Leben und die Lehre des Ulfila. Hanover 1840.
W. Bessel: Das Leben des Ulfilas und die Bekehrung der Gothen zum Christenthum. Götting. 1860.
W. Krafft: l.c. I. 213–326; and De Fontibus Ulfilae Arianismi. 1860.
A. Helfferich: Der west-gothische Arianismus und die spanische Ketzergeschichte. Berlin 1860.
We now proceed to the conversion of the Continental Teutons, especially those of France and Germany.
The first wholesale conversions of the Germanic or Teutonic race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ook place among the Goths in the time when Arianism was at the height of power in the East Roman empire. The chief agents were clerical and other captives of war whom the Goths in their raids carried with them from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whom they learned to admire and love for their virtue and supposed miraculous power. Constantine the Great entered into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m, and is reported by Eusebius and Socrates to have subjected them to the cross of Christ. It is certain that some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was effected at that time. Theophilus, a bishop of the Goths, is mentioned among the fathers of the Council of Nicaea, 325.
The real apostle of the Goths is Ulifilas,(91) who was consecrated bishop in 348 at Constantinople, and died there in 381, aged seventy years. He invented the Gothic alphabet, and translated the Bible into Gothic, but was an Arian, or rather a semi-Arian, who regarded Christ as a secondary God and the Holy Spirit merely as a sanctifying power.(92)
Arianism spread with great rapidity among the Visigoths, Ostrogoths, Burgundians, and Vandals. This heretical form of Christianity, however, was more a matter of accident than preference and conviction among the Germans, and soon gave way to orthodoxy when they became acquainted with it. When Alaric, the famous king of the Visigoths, captured Rome (410), he treated the city with marked leniency, which Augustin justly trac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even in heretical form. The Vandals, the rudest among the Teutonic tribes, made an exception; they fiercely persecuted the orthodox Christians in North Africa (since 430) and desolated this once flourishing fiel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scene of the immortal labors of St. Augustin. Their kingdom was destroyed under Justinian (534), but the Catholic Church never rose from its ruins, and the weak remnant was conquered by the sword of Islâm (670).
Chrysostom made a noble effort to convert the Eastern Goths from Arianism to Catholicity, but his mission ceased after his death (407).
The conversion of the Franks to Catholic christianity and various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led to the abandonment of Arianism among the other Germanic tribes. The Burgundians who spread from the Rhine to the Rhone and Saone, embraced Catholic Christianity in 517, and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French kingdom in 534. The Suevi who spread from Eastern Germany into France and Spain, embraced the Catholic faith in 550. The Visigoths in Spain, through their king, Reccared the Catholic, subscribed an orthodox creed at the third Council of Toledo, a.d. 589, but the last of the Gothic kings, Roderic, was conquered by the Saracens, breaking into Spain from Africa, in the bloody battle of Xeres de la Frontera, a.d. 711.
The last stronghold of Arianism were the Longobards or Lombards, who conquered Northern Italy (still called Lombardy) and at first persecuted the Catholics. They were converted to the orthodox faith by the wise influence of Pope Gregory I. (590616), and the Catholic queen Theodelinde (d. 625) whose husband Agilulf (590–616) remained Arian, but allowed his son Adelwald to be baptized and brought up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n Arian reaction followed, but Catholicism triumphed under Grimoald (662–671), and Liutprand (773–774).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eighth century, Pepin and Charlemagne, in the interest of France and the papacy, destroy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mbards after a duration of about two hundred years, and transferred the greater part of Italy to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o the Pope. In these struggles the Popes, being then (as they have been ever since) opposed from hierarchical interest to the political unity of Italy, aided the Franks and reaped the benefit.
§ 22. Conversion of Clovis and the Franks.
Gregorius Turonensis (d. 595): Historia Francorum Eccles. (till A..D. 591).
J. W. Löbell: Gregor von Tours und seine Zeit, Leipz. 1839.
A. Thierry: Recits des temps Merovingiens. Par. 1842, 2 vols.
F. W. Rettberg: 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Gött. 1846, I. 258–278.
Kornhack: Geschichte der Franken unter den Merovingern. Greifsw. 1863.
Montalembert, l.c. II. 219 sqq.
Comp. also Henri Martin: Histoire de France; Sir James Stephen: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France (Lond. 1859); Guizot: 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 en France (1830 sqq.), and his Histoire de France, 1870.
The Salian Franks were the first among the Teutonic tribes which were converted to catholic or orthodox Christianity. Hence the sovereign of France is styled by the Popes "the oldest son of the church," and Rheims, where Clovis was baptized, is the holy city where most of the French kings down to Charles X. (1824) were consecrated.(93) The conversion of the Franks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downfall of the Arian heresy among the other Germanic nations, and for the triumph of the papacy in the German empire under Charlemagne.
The old Roman civilization of Gaul, though nominally Christian, was in the last stage of consumption when the German barbarians invaded the soil and introduced fresh blood. Several savage tribes, even the Huns, passed through Gaul like a tempest, leaving desolation behind them, but the Franks settled there and changed Gaul into France, as the Anglo-Saxons changed Britain into England. They conquered the Gallo-Romans, cruelly spoiled and almost exterminated them in the North-Eastern districts. Before they accepted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conquered race, they learned their vices. "The greatest evil of barbarian government," says Henri Martin,(94) "was perhaps the influence of the greedy and corrupt Romans who 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new masters." To these degenerate Christians Montalembert traces the arts of oppression and the refinements of debauchery and perfidy which the heathen Germans added to their native brutality. "The barbarians derived no advantage from their contact with the Roman world, depraved as it was under the empire. They brought with them manly virtues of which the conquered race had lost even the recollection; but they borrowed, at the same time, abject and contagious vices, of which the Germanic world had no conception. They found Christianity there; but before they yielded to its beneficent influence, they had time to plunge into all the baseness and debauchery, of a civilization corrupted long before it was vanquished. The patriarchal system of government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ancient Germans,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slaves as well as with their chiefs, fell into ruin in contact with that contagious depravity."(95)
The conversion of the Salian Franks took place under the lead of their victorious king Chlodwig or Clovis (Ludovicus, Louis), the son of Childeric and grandson of Merovig (hence the name of Merovingians). He ruled from the year 481 to his death in 511. With him begins the history not only of the French empire, its government and laws, but also of the French nation, its religion and moral habits. He married a Christian princess, Chlotilda, a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the Burgundians (493), and allowed his child to be baptized. Before the critical battle at Tolbiac(96) near Cologne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the Allemanni, he prayed to Jesus Christ for aid after having first called upon his own gods, and promised, in case of victory, to submit to baptism together with his warriors. After the victory he was instructed by Bishop Remigius of Rheims. When he heard the story of the crucifixion of Christ, he exclaimed: "Would I had been there with my valiant Franks to avenge him!" On Christmas, in the year 496, he descended before the cathedral of Rheims into the baptismal basin, and three thousand of his warriors followed him as into the joys of paradise. "When they arose from the waters, as Christian disciples, one might have seen fourteen centuries of empire rising with them; the whole array of chivalry, the long series of the crusades, the deep philosophy of the schools, in one word all the heroism, all the liberty, all the learning of the later ages. A great nation was commencing its career in the world—that nation was the Franks."(97)
But the change of religion had little or no effect on the character of Clovis and his descendants, whose history is tarnished with atrocious crimes. The Merovingians, half tigers, half lambs, passed with astonishing rapidity from horrible massacres to passionate demonstrations of contrition, and from the confessional back again to the excesses of their native cruelty. The crimes of Clovis are honestly told by such saintly biographers as Gregory of Tours and Hincmar, who feel no need of any excuse for him in view of his services to religion. St. Remigius even advised the war of conquest against the Visigoths, because they were Arians.
"The Franks," says a distinguished Catholic Frenchman,(98) "were sad Christians. While they respected the freedom of the Catholic faith, and made external profession of it, they violated without scruple all its precep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implest laws of humanity. After having prostrated themselves before the tomb of some holy martyr or confessor; after having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by the choice of an irreproachable bishop; after having listened respectfully to the voice of a pontiff or monk, we see them, sometimes in outbreaks of fury, sometimes by cold-blooded cruelties, give full course to the evil instincts of their savage nature. Their incredible perversity was most apparent in the domestic tragedies, the fratricidal executions and assassinations, of which Clovis gave the first example, and which marked the history of his son and grandson with an ineffaceable stain. Polygamy and perjury mingled in their daily life with a semi-pagan superstition, and in reading these bloody biographies, scarcely lightened by some transient gleams of faith or humility,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in embracing Christianity, they gave up a single pagan vice or adopted a single Christian virtue.
"It was against this barbarity of the soul, far more alarming than grossness and violence of manners, that the Church triumphantly struggled. From the midst of these frightful disorders, of this double current of corruption and ferocity, the pure and resplendent light of Christian sanctity was about to rise. But the secular clergy, itself tainted by the general demoralization of the two races, was not sufficient for this task. They needed the powerful and soon preponderating assistance of the monastic Army. It did not fail: the church and France owe to it the decisive victory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 over a rac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subdue than the degenerate subjects of Rome or Byzantium. While the Franks, coming from the North, completed the subjugation of Gaul, the Benedictines were about to approach from the South, and super-impose a pacific and beneficent dominion upon the Germanic barbarian conquest. The junction and union of these forces, so unequal in their civilizing power, were destined to exercise a sovereign influence over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ong these Benedictine monks, St. Maurus occupies the most prominent place. He left Monte Casino before the death of St. Benedict (about 540), with four companions, crossed the Alps, founded Glanfeuil on the Loire,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France, and gave his name to that noble band of scholars who,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fter, enriched the church with the best editions of the fathers and other works of sacred learning.(99) He had an interview with King Theodebert (the grandson of Clovis), was treated with great reverence and received from him a large donation of crown lands. Monastic establishments soon multiplied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ivilization of France.(100)
§ 23. Columbanus and the Irish Missionaries on the Continent.
I. Sources.
The works of Columbanus in Patrick Fleming’s Collectanea sacra (Lovanii, 1667), and in Migne: Patrolog., Tom. 87, pp. 1013–1055. His life by Jonas in the Acta Sanct. Ord. Bened., Tom. II., Sec. II., 2–26. (Also in Fleming’s Coll.)
II. Works.
Lanigan (R. K.): Eccles. Hist. of Ireland (1829), II. 263 sqq.
Montalembert: Monks of the West, II. 397 sqq.
Ph. Heber: Die vorkarolingischen Glaubenshelden am Rhein, 1867.
Lütolf (R.C.): Die Glaubensboten der Schweiz vor St. Gallus. Luzern, 1871.
Ebrard: Die iroschottische Missionskirche (1873), pp. 25–31; 284–340.
Killen: Ecclesiast. Hist. of Ireland (1875), I. 41 sqq.
W. Smith and H. Wace: Dict. Christ. Biography (1877), I. 605–607.
G. Hertel: Ueber des heil. Columba Leben und Wirken, besonders seine Klosterregel.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Hist. Theol.," 1875, p. 396; and another article in Brieger’s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 1879, p. 145.
While the Latin Benedictine monks worked their way up from the South towards the heart of France, Keltic missionaries carried their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from the West to the North of France, the banks of the Rhine, Switzerland and Lombardy; but they were counteracted by Roman missionaries, who at last secured the control over France and Germany as well as over the British Isles.
St. Columbanus(101) is the pioneer of the Irish missionaries to the Continent. His life has been written with great minuteness by Jonas, a monk of his monastery at Bobbio. He was born in Leinster, a.d. 543, in which year St. Benedict, his celebrated monastic predecessor, died at Monte Casino, and was trained in the monastery of Bangor, on the coast of Dow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St. Comgall. Filled with missionary zeal, he left his native land with twelve companions, and crossed over the sea to Gaul in 590,(102) or in 585,(103) several years before Augustin landed in England. He found the country desolated by war; Christian virtue and discipline were almost extinct. He travelled for several years, preaching and giving an example of humility and charity. He lived for whole weeks without other food than herbs and wild berries. He liked best the solitude of the woods and eaves, where even the animals obeyed his voice and received his caresses. In Burgundy he was kindly received by King Gontran, one of the grandsons of Clovis; refused the offer of wealth, and chose a quiet retreat in the Vosges mountains, first in a ruined Roman fort at Annegray, and afterwards at Luxeuil (Luxovium). Here he established a celebrated monastery on the confines of Burgundy and Austrasia. A similar institution he founded at Fontaines. Several hundred disciples gathered around him. Luxeuil became the monastic capital of Gaul, a nursery of bishops and saints, and the mother of similar institutions.
Columbanus drew up a monastic rule, which in all essential points resembles the more famous rule of St. Benedict, but is shorter and more severe. It divides the time of the monks between ascetic exercises and useful agricultural labor, and enjoins absolute obedience on severe penalties. It was afterwards superseded by the Benedictine rule, which had the advantage of the papal sanction and patronage.(104)
The life of Columbanus in France was embittered and his authority weakened by his controversy with the French clergy and the court of Burgundy. He adhered tenaciously to the Irish usage of computing Easter, the Irish tonsure and costume. Besides, his extreme severity of life was a standing rebuke of the worldly priesthood and dissolute court. He was summoned before a synod in 602 or 603, and defended himself in a letter with great freedom and eloquence, and with a singular mixture of humility and pride. He calls himself (like St. Patrick) "Columbanus, a sinner," but speaks with an air of authority. He pleads that he is not the originator of those ritual differences, that he came to France, a poor stranger, for the cause of Christ, and asks nothing but to be permitted to live in silence in the depth of the forests near the bones of his seventeen brethren, whom he had already seen die. "Ah! let us live with you in this Gaul, where we now are, since we are destined to live with each other in heaven, if we are found worthy to enter there." The letter is mixed with rebukes of the bishops, calculations of Easter and an array of Scripture quo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he wrote several letters to Pope Gregory I., one of which only is preserved in the writings of Columbanus. There is no record of the action of the Synod on this controversy, nor of any answer of the Pope.
The conflict with the court of Burgundy is highly honorable to Columbanus, and resulted in his banishment. He reproved by word and writing the tyranny of queen Brunehild (or Brunehauld) and the profligacy of her grandson Theodoric (or Thierry II.); he refused to bless his illegitimate children and even threatened to excommunicate the young king. He could not be silenced by flattery and gifts, and was first sent as a prisoner to Besançon, and then expelled from the kingdom in 610.(105)
But this persecution extended his usefulness. We find him next, with his Irish friends who accompanied him, on the lake of Zurich, then in Bregenz (Bregentium) on the lake of Constance, planting the seeds of Christianity in those charming regions of German Switzerland. His preaching was accompanied by burning the heathen idols. Leaving his disciple St. Gall at Bregenz, he crossed the Alps to Lombardy, and founded a famous monastery at Bobbio. He manfully fought there the Arian heresy, but in a letter to Boniface IV. he defended the cause of Nestorius, as condemned by the Fifth General Council of 553, and called upon the Pope to vindicate the church of Rome against the charge of heresy. He speaks very boldly to the Pope, but acknowledges Rome to be "the head of the churches of the whole world, excepting only the singular prerogative of the place of the Lord’s resurrection" (Jerusalem).(106) He died in Bobbio, Nov. 21, 615. The poetry of grateful love and superstitious faith has adorned his simple life with various miracles.
Columbanus was a man of considerable learning for his age. He seems to have had even some knowledge of Greek and Hebrew. His chief works are his Regula Monastica, in ten short chapters; seventeen Discourses; his Epistles to the Gallic Synod on the paschal controversy, to Gregory I., and to Boniface IV.; and a few poem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 specimen of his ascetic view of life is from one of the discourses: "O mortal life! how many hast thou deceived, seduced, and blinded! Thou fliest and art nothing; thou appearest and art but a shade; thou risest and art but a vapor; thou fliest every day, and every day thou comest; thou fliest in coming, and comest in flying, the same at the point of departure, different at the end; sweet to the foolish, bitter to the wise. Those who love thee know thee not, and those only know thee who despise thee. What art thou, then, O human life? Thou art the way of mortals, and not their life. Thou beginnest in sin and endest in death. Thou art then the way of life and not life itself. Thou art only a road, and an unequal road, long for some, short for others; wide for these, narrow for those; joyous for some, sad for others, but for all equally rapid and without return. It is necessary, then, O miserable human life! to fathom thee, to question thee, but not to trust in thee. We must traverse thee without dwelling in thee—no one dwells upon a great road; we but march over it, to reach the country beyond."(107)
Several of the disciples of Columbanus labored in eastern Helvetia and Rhaetia.
Sigisbert separated from him at the foot of the St. Gothard, crossed eastward over the Oberalp to the source of the Rhine,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nastery of Dissentis in the Grisons, which lasts to this day.
St. Gall (Gallus), the most celebrated of the pupils of Columbanus, remained in Switzerland, and became the father of the monastery and city called after him,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Steinach. He declined the bishopric of Constanz. His double struggle against the forces of nature and the gods of heathenism has been embellished with marvelous traits by the legendary poetry of the middle ages.(108) When he died, ninety-five years old, a.d. 640, the whole surrounding country of the Allemanni was nominally Christianized. The monastery of St. Gall became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schools of learning in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where Irish and other missionaries learned German and prepared themselves for evangelistic work in Switzerland and Southern Germany. There Notker Balbulus, the abbot (died 912), gave a lasting impulse to sacred poetry and music, as the inventor or chief promoter of the mediaeval Laudes or Prosae, among which the famous "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 still repeats in various tongues its solemn funeral warning throughout Christendom.
Fridold or Fridolin, who probably came from Scotland, preached the gospel to the Allemanni in South Germany. But his life is involved in great obscurity, and assigned by some to the time of Clovis I. (481–511), by others more probably to that of Clovis II. (638–656).
Kilian or Kyllina, of a noble Irish family,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apostle of Franconia and the first bishop of Würzburg in the seventh century.
§ 24. German Missionaries before Boniface.
England derived its Anglo-Saxon population from Germany in the fifth century, and in return gave to Germany in the eighth century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ith a strong infusion of popery. Germany afterwards shook off the yoke of popery, and gave to Englan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produced Deism, which was the first act of modern unbelief, and the forerunner of German Rationalism. The reviv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and religion which followed in both countries, established new points of contact between these cognate races, which meet again on common ground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o commingle in the American nationality.
The conversion of Germany to Christianity and to Romanism was, like that of England, the slow work of several centuries. It was accomplished by missionari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French, Scotch-Irish, English, and Greek. It began at the close of the second century, when Irenaeus spoke of Christian congregations in the two Germanies,(109) i.e. Germania prima and secunda, on the upper and lower Rhine; and it was substantially completed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in the eighth century. But nearly the entire North-Eastern part of Germany, which was inhabited mostly by Slavonic tribes, remained heathen till the eleven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We must distinguish especially three stages: 1) the preparatory labors of Italian, French, and Scotch-Irish missionaries; 2) the consolidating romanizing work of Boniface of England and his successors; 3) the forcible military conversion of the Saxons under Charlemagne. The fourth and last missionary stage, the conversion of the Prussians and Slavonic races in North-Eastern Germany, belongs to the next period.
The light of Christianity came to Germany first from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Roman colonies on the Rhine. At the council of Arles in 314, there was a bishop Maternus of Cologne with his deacon, Macrinus, and a bishop of Treves by the name of Agröcius.
In the fifth century the mysterious Severinus from the East appeared among the savages on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in Bavaria as an angel of mercy, walking bare-footed in mid-winter, redeeming prisoners of war, bringing food and clothing with the comfort of the Gospel to the poor and unfortunate, and won by his self-denying labors universal esteem. French monks and hermits left traces of their work at St. Goar, St. Elig, Wulfach, and other places on the charming banks of the Rhine. The efficient labors of Columbanus and his Irish companions and pupils extended from the Vosges to South Germany and Eastern Switzerland. Willebrord, an Anglo-Saxon, brought up in an Irish convent, left with twelve brethren for Holland (690) became the Apostle of the Friesians, and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ope the first bishop of Utrecht (Trajectum), under the name of Clemens. He developed an extensive activity of nearly fifty years till his death (739).
When Boniface arrived in Germany he found nearly in all parts which he visited, especially in Bavaria and Thuringia, missionaries and bishops independent of Rome, and his object was fully as much to romanize this earlier Christianity, as to convert the heathen. He transferr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nglo-Saxon mission of Rome and the older Keltic Christianity of Patrick and Columba and their successors from England to German soil, and repeated the role of Augustin of Canterbury. The old Easter controversy disappears after Columbanus, and the chief objects of dispute were freedom from popery and clerical marriage. In both respects, Boniface succeeded, after a hard struggle, in romanizing Germany.
The leaders of the opposition to Rome and to Bonifacius among his predecessors and contemporaries were Adelbert and Clemens. We know them only from the letters of Boniface, which represent them in a very, unfavorable light. Adelbert, or Aldebert (Eldebert), was a Gaul by nation, and perhaps bishop of Soissons; at all events he labored on the French side of the Rhine, had received episcopal ordination, and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from his preaching, being regarded as an apostle, a patron, and a worker of miracles. According to Boniface, he was a second Simon Magus, or immoral impostor, who deceived the people by false miracles and relics, claimed equal rank with the apostles, set up crosses and oratories in the fields, consecrated buildings in his own name, led women astray, and boasted to have relics better than those of Rome, and brought to him by an angel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Clemens was a Scotchman (Irishman), and labored in East Franconia. He opposed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s and clerical celibacy, and had two sons. He held marriage with a brother’s widow to be valid, and had peculiar views of divine predestination and Christ’s descent into Hades. Aldebert and Clemens were condemned without a hearing, and excommunicated as heretics and seducers of the people, by a provincial Synod of Soissons, a.d. 744, and again in a Synod of Rome, 745, by Pope Zacharias, who confirmed the decision of Boniface. Aldebert was at last imprisoned in the monastery of Fulda, and killed by shepherds after escaping from prison. Clemens disappeared.(110)
§ 25. Boniface, the Apostle of Germany.
I. Bonifacius: Epistolae et Sermones, first ed. by Serrarius, Mogunt. 1605, then by Würdtwein, 1790, by Giles, 1842, and in Migne’s Patrol. Tom, 89, pp. 593–801 (together with Vitae, etc.). Jaffe: Monumenta Moguntina. Berol. 1866.
- Biographies of Bonifacius. The oldest by Willibald, his pupil and companion (in Pertz, Monum. II. 33, and in Migne, l.c. p. 603); by Othlo, a German Benedictine monk of the eleventh cent. (in Migne, p. 634); Letzner (1602); Löffler (1812); Seiters (1845); Cox (1853); J. P. Müller (1870); Hope (1872); Aug. Werner Bonifacius und die Romanisirung Von Mitteleuropa. Leipz., 1875; Pfahler(Regensb. 1880); Otto Fischer (Leipz. 1881); Ebrard: Bonif. der Zerstörer des columbanischen Kirchenthums auf dem Festlande (Gütersloh, 1882; against Fischer and very unjust to B.; see against it Zöpffel in the "Theol. Lit. Zeitg," 1882, No. 22). Cf. the respective sections in Neander, Gfrörer, Rettberg (II. 307 sqq.)
On the Councils of Bonif see Hefele: Conciliengeschichte, III. 458.
Boniface or Winfried(111) surpassed all his predecessors on the German mission-field by the extent and result of his labors, and acquired the name of the Apostle of Germany. He was born about 680 from a noble family, at Kirton in Wessex the last stronghold of paganism among the Anglo-Saxon kingdoms. He was brought up in the convent of Nutsal near Winchester, and ordained priest at the age of thirty. He felt it his duty, to christianize those countries from which his Anglo-Saxon forefathers had emigrated. It was a formidable task, requiring a heroic courage and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He sacrificed his splendid prospects at home, crossed the channel, and began his missionary career with two or three companions among the Friesian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Utrecht in Holland (715). His first attempt was a failure. Ratbod, the king of Friesland, was at war with Charles Martel, and devastated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hich had been founded by the Franks, and by Willibrord.
But far from being discouraged, he was only stimulated to greater exertion. After a brief sojourn in England, where he was offered the dignity of abbot of his convent, he left again his native land, and this time forever. He made a pilgrimage to Rome, was cordially welcomed by Pope Gregory II. and received a general commission to Christianize and romanize central Europe (718). Recrossing the Alps, he visited Bavaria and Thuringia, which had been evangelized in part by the disciples of Columban, but he was coldly received because he represented their Christianity as insufficient, and required submission to Rome. He turned his steps again to Friesland where order had been restored, and assisted Willibrord, archbishop of Utrecht, for three years. In 722 he returned to Thuringia in the wake of Charles Martel’s victorious army and preached to the heathen in Hesse who lived between the Franks and the Saxons, between the middle Rhine and the Elbe. He founded a convent at Amanaburg (Amöneburg) on the river Ohm.
In 723 he paid, on invitation, a second visit to Rome, and was consecrated by Gregory II. as a missionary bishop without a diocese (episcopus regionarius). He bound himself on the grave of St. Peter with the most stringent oath of fealty to the Pope similar to that which was imposed on the Italian or suburban bishops.(112)
From this time his work assumed a more systematic character in the closest contact with Rome as the centre of Christendom. Fortified with letters of commendation, he attached himself for a short time to the court of Charles Martel, who pushed his schemes of conquest towards the Hessians. Aided by this secular help and the Pope’s spiritual authority, he made rapid progress. By a master stroke of missionary policy he laid the axe to the root of Teutonic heathenism; with his own hand, in the presence of a vast assembly, he cut down the sacred and inviolable oak of the Thunder-God at Geismar (not far from Fritzlar), and built with the planks an oratory or church of St. Peter. His biographer, Willibald, adds that a sudden storm from heaven came to his aid and split the oak in four pieces of equal length. This practical sermon was the death and burial of German mythology. He received from time to time supplies of books, monks and nuns from England. The whole church of England took a deep interest in his work, as we learn from his correspondence. He founded monastic colonies near Erfurt, Fritzlar, Ohrdruf, Bischofsheim, and Homburg. The victory of Charles Martel over the Saracens at Tours (732) checked the westward progress of Islâm and insured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Europe.
Boniface was raised to the dignity of archbishop (without a see) and papal legate by the new Pope Gregory III. (732), and thus enabled to coerce the refractory bishops.
In 738 he made his third and last pilgrimage to Rome with a great retinue of monks and converts, and received authority to call a synod of bishops in Bavaria and Allemannia. On his return he founded, in concert with Duke Odilo, four Bavarian bishoprics at Salzburg, Freising, Passau, and Ratisbon or Regensburg (739). To these he added in central Germany the sees of Würzburg, Buraburg (near Fritzlar), Erfurt, Eichstädt (742). He held several synods in Mainz and elsewher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es and the exercise of discipline. The number of his baptized converts till 739 is said to have amounted to many thousands.
In 743 he was installed Archbishop of Mainz or Mayence (Moguntum) in the place of bishop Gervillius (Gewielieb) who was deposed for indulging in sporting propensities and for homicide in battle. His diocese extended from Cologne to Strasburg and even to Coire.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Cologne, but the clergy there feared his disciplinary severity. He aided the sons of Charles Martel in reducing the Gallic clergy to obedience, exterminating the Keltic element, and consolidating the union with Rome.
In 744, in a council at Soissons, where twenty-three bishops were present, his most energetic opponents were condemned. In the same year, in the very heart of Germany, he laid the foundation of Fulda, the greatest of his monasteries, which became the Monte Casino of Germany.
In 753 he named Lull or Lullus his successor at Mainz. Laying aside his dignities, he became once more an humble missionary, and returned with about fifty devoted followers to the field of the baffled labors of his youth among the Friesians, where a reaction in favor of heathenism had taken place since the death of Willibrord. He planted his tents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Borne near Dockum (between Franecker and Groningen), waiting for a large number of converts to be confirmed. But, instead of that, he was assailed and slain, with his companions, by armed pagans. He met the martyr’s death with calmness and resignation, June 5, 754 or 755. His bones were deposited first at Utrecht, then at Mainz, and at last in Fulda. Soon after his death, an English Synod chose him, together with Pope Gregory and Augustin, patron of the English church. In 1875 Pope Pius IX. directed the Catholics of Germany and England to invoke especially the aid of St. Boniface in the distress of modern times.
The works of Boniface are epistles and sermons. The former refer to his missionary labors and policy, the latter exhibit his theological views and practical piety. Fifteen short sermons are preserved, addressed not to heathen, but to Christian converts; they reveal therefore not so much his missionary as his edifying activity. They are without Scripture text, and are either festal discourse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especially the fall and redemption of man, or catechetical expositions of Christian doctrine and duty. We give as a characteristic specimen of the latter, the fifteenth sermon, on the renunciation of the devil in baptism:
Sermon XV.
"I. Listen, my brethren, and consider well what you have solemnly renounced in your baptism. You have renounced the devil and all his works, and all his pomp. But what are the works of the devil? They are pride, idolatry, envy, murder, calumny, lying, perjury, hatred, fornication, adultery, every kind of lewdness, theft, false witness, robbery, gluttony, drunkenness, Slander, fight, malice, philters, incantations, lots, belief in witches and were-wolves, abortion, disobedience to the Master, amulets. These and other such evil things are the works of the devil, all of which you have forsworn by your baptism, as the apostle says: Whosoever doeth such things deserves death, and sha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as we believe that, by the mercy of God, you will renounce all these things, with heart and hand, in order to become fit for grace, I admonish you, my dearest brethren, to remember what you have promised Almighty God.
For, first, you have promised to believe in Almighty God, and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and in the Holy Spirit, one almighty God in perfect trinity.
And these are the commandments which you shall keep and fulfil: to love God, whom you profess,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nd all your strength, and to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ves; for on these commandments hang the whole law and the prophets. Be patient, have mercy, be benevolent, chaste, pure. Teach your sons to fear God; teach your whole family to do so. Make peace where you go, and let him who sits in court; give a just verdict and take no presents, for presents make even a wise man blind.
Keep the Sabbath and go to church-to pray, but not to prattle. Give alms according to your power, for alms extinguish sins as water does fire. Show hospitality to travelers, visit the sick, take care of widows and orphans, pay your tithes to the church, and do to nobody what you would not have done to yourself. Fear God above all. Let the servants be obedient to their masters, and the masters just to their servants. Cling to the Lord’s Prayer and the Creed, and communicate them to your own children and to those whose baptismal sponsors you are. Keep the fast, love what is right, stand up against the devil, and partake from time to time of the Lord’s Supper. Such are the works which God commands you to do and fulfil.
V. Believe in the advent of Christ,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judgment of all men. For then the impious shall be separated from the just, the one for the everlasting fire, the others for the eternal life. Then begins a life with God without death, a light without shadows, a health without sickness, a plenty without hunger, a happiness without fear, a joy with no misgivings. Then comes the eternal glory, in which the just shall shine like suns, for no eye has ever seen, no ear has ever heard, no heart has ever dreamed, of all that which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m he loves.
- I also remind you, my beloved brethren, that the birth-day of our Lord is approaching, in order that you may abstain from all that is worldly or lewd or impure or bad. Spit out all malice and hatred and envy; it is poison to your heart. Keep chaste even with respect to your own wives. Clothe yourselves with good works. Give alms to the poor who belong to Christ; invite them often to your feasts. Keep peace with all, and make peace between those who are at discord. If, with the aid of Christ, you will truly fulfil these commands, then in this life you can with confidence approach the altar of God, and in the next you shall partake of the everlasting bliss."(113)
Bonifacius combined the zeal and devotion of a missionary with worldly prudence and a rare genius for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He was no profound scholar, but a practical statesman and a strict disciplinarian. He was not a theologian, but an ecclesiastic, and would have made a good Pope. He selected the best situations for his bishoprics and monasteries, and his far-sighted policy has been confirmed by history. He was a man of unblemished character and untiring energy. He was incessantly active, preaching, traveling, presiding over Synods, deciding perplexing questions about heathen customs and trivial ceremonies. He wrought no miracles, such as were usually expected from a missionary in those days. His disciple and biographer apologizes for this defect, and appeals as an offset to the invisible cures of souls which he performed.(114)
The weak spot in his character is the bigotry and intolerance which he displayed in his controversy with the independent missionaries of the French and Scotch-Irish schools who had done the pioneer work before him. He reaped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rs, and destroyed their further usefulness, which he might have secured by a liberal Christian policy. He hated every feature of individuality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matters of the church. To him true Christianity was identical with Romanism, and he made Germany as loyal to the Pope as was his native England. He served under four Popes, Gregory II., Gregory III., Zacharias, and Stephen, and they could not have had a more devoted and faithful agent. Those who labored without papal authority were to him dangerous hirelings, thieves and robbers who climbed up some other way. He denounced them as false prophets, seducers of the people, idolaters and adulterers (because they were married and defended clerical marriage).(115) He encountered from them a most determined opposition, especially in Bavaria. In connection with his servile Romanism is his pedantic legalism and ceremonialism. His epistles and sermons show a considerable knowledge of the Bible, but also a contracted legalistic spirit. He has much to say about matters of outward conformity to Roman authority and usages and about small questions of casuistry, such as whether it was right to eat horse flesh, rabbits, storks, meat offered to idols, to marry a widow after standing god-father to her son, how often the sign of the cross should be made in preaching. In his strength and his weakness, his loyalty, to Rome, and 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he accomplished, he resembled Augustin, the Roman apostle of his Anglo-Saxon ancestors.
Boniface succeeded by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and his work survived him. This must be his vindication. In judging of him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him and his French and Scotch-Irish opponents was not a controversy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 (which was not yet born), but between organized Catholicism or Romanism and independent Catholicism. Mediaeval Christianity was very weak, and required for its self-preservation a strong central power and legal discipline. It is doubtful whether in the barbarous condition of those times, and amid the commotions of almost constant civil wars, the independent and scattered labors of the anti-Roman missionaries could have survived as well and made as strong an impression upon the German nation as a consolidated Christianity with a common centre of unity, and authority.
Roman unity was better than undisciplined independency, but it was itself only a preparatory school for the self-governing freedom of manhood.
After Boniface had nearly completed his work, a political revolution took place in France which gave it outward support. Pepin, the major domus of the corrupt Merovingian dynasty, overthrew it with the aid of Pope Zacharias, who for his conquest of the troublesome Lombards rewarded him with the royal crown of France (753). Fifty years afterwards this political alliance of France and Germany with the Italian papacy was completed by Charlemagne and Leo III., and lasted for many centuries. Rome had the enchantment of distance, the prestige of power and culture, and promised to furnish the strongest support to new and weak churches. Rome was also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mediaeval and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transmitted to the barbarian races the treasure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which in due time led to the revival of letters and to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 26. The Pupils of Boniface. Willibald, Gregory of Utrecht, Sturm of Fulda.
Boniface left behind him a number of devoted disciples who carried on his work.
Among these we mention St. Willibald, the first bishop of Eichstädt. He was born about a.d. 700 from a noble Anglo-Saxon family and a near relative of Boniface. In his early manhood he made a pilgrimage to Rome and to the Holy Land as far as Damascus, spent several years among the Benedictines in Monte Casino, met Boniface in Rome, joined him in Germany (a.d. 740) and became bishop of Eichstädt in Bavaria in 742. He directed his attention chiefly to the founding of monasteries after the Benedictine rule. He called to his side his brother Wunnebald, his sister Walpurgis, and other helpers from England. He died July 7, 781 or 787. He is considered by some as the author of the biography of Boniface; but it was probably the work of another Willibald, a presbyter of Mainz.
Gregory, Abbot of Utrecht, was related to the royal house of the Merovingians, educated at the court, converted in his fifteenth year by a sermon of Boniface, and accompanied him on his journeys. After the death of Boniface he superintended the mission among the Friesians, but declined the episcopal dignity. In his old age he became lame, and was carried by his pupils to wherever his presence was desired. He died in 781, seventy-three years old.
Sturm, the first Abbot of Fulda (710 to Dec. 17, 779), was of a noble Bavarian family and educated by Boniface. With his approval he passed with two companions through the dense beech forests of Hesse in pursuit of a proper place for a monastery. Singing psalms, he rode on an ass, cutting a way through the thicket inhabited by wild beasts; at night after saying his prayers and making the sign of the cross he slept on the bare ground under the canopy of heaven till sunrise. He met no human being except a troupe of heathen slaves who bathed in the river Fulda, and afterwards a man with a horse who was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country. He found at last a suitable place, and took solemn possession of it in 744, after it was presented to him for a monastery by Karloman at the request of Boniface, who joined him ther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monks, and often resorted to this his favorite monastery. "In a vast solitude," he wrote to Pope Zacharias in 751, "among the tribes entrusted to my preaching, there is a place where I erected a convent and peopled it with monks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in strict abstinence, without flesh and wine, without intoxicating drink and slaves, earning their living with their own hands. This spot I have rightfully secured from pious men, especially from Karloman, the late prince of the Franks, and dedicated to the Saviour. There I will occasionally rest my weary limbs, and repose in death, continuing faithful to the Roman Church and to the people to which I was sent?"(116)
Fulda received special privileges from Pope Zacharias and his successors,(117) and became a centre of German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from which proceeded the clearing of the forest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and the education of youths. The number of Benedictine monks was increased by large re-enforcements from Monte Casino, after an Italian journey of Sturm in 747. The later years of his life were disturbed by a controversy with Lullus of Mainz about the bones of Boniface after his martyrdom (755) and by calumniations of three monks who brought upon him the displeasure of King Pepin. He was, however, reinstated in his dignity and received the remains of his beloved teacher which repose in Fulda. Charlemagne employed him as missionary among the Saxons. His bones were deposited in the convent church. Pope Innocent II. canonized him, A. D, 1139.(118)
§ 27. The Conversion of the Saxons. Charlemagne and Alcuin. The Heliand, and the Gospel-Harmony.
Funk: Die Unterwerfung der Sachsen unter Karl dem Gr. 1833.
A. Schaumann: Geschichte des niedersächs. Volkes. Götting. 1839.
Böttger: Die Einfahrung des Christenthums in Sachsen. Hann. 1859.
W. Giesebrech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Vol. I. (1863), pp. 110 sqq.
Of all the German tribes the fierce and warlike Saxons were the last to accept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ey differed in this respect very much from their kinsmen who had invaded and conquered England. But the means employed were also as different: rude force in one case, moral suasion in the other. The Saxons inhabited the districts of modern Hanover, Oldenburg, Brunswick, and Westphalia, which were covered with dense forests. They had driven the Franks beyond the Weser and the Rhine, and they were now driven back in turn by Charles Martel, Pepin, and Charlemagne. They hated the foreign yoke of the Franks, and far-off Rome; they hated the tithe which was imposed upon them for the support of the church. They looked upon Christianity as the enemy of their wild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 The first efforts of Ewald, Suidbert, and other missionaries were fruitless. Their conversion was at last brought about by the sword from political as well as religious motives, and was at first merely nominal, but resulted finally in a real change under the silent influence of the moral forc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Charlemagne, who became master of the French kingdom in 768, had the noble ambition to unite the German tribes in one great empire and one religion in filial communion with Rome, but he mistook the means. He employed material force, believing that people become Christians by water-baptism, though baptized against their will. He thought that the Saxons, who were the most dangerous enemies of his kingdom, must be either subdued and Christianized, or killed. He pursued the same policy towards them as the squatter sovereigns would hav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rsue towards the wild Indians in the Western territories. Treaties were broken, and shocking cruelties were committed on both sides, by the Saxons from revenge and for independence, by Christians for punishment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 Prominent among these atrocities is the massacre of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captives at Verden in one day. As soon as the French army was gone, the Saxons destroyed the churches and murdered the priests, for which they were in turn put to death.
Their subjugation was a work of thirty-three years, from 772 to 805. Widukind (Wittekind) and Albio (Abbio), the two most powerful Saxon chiefs, seeing the fruitlessness of the resistance, submitted to baptism in 785, with Charlemagne as sponsor.(119)
But the Saxons were not entirely defeated till 804, when 10,000 families were driven from house and home and scattered in other provinces. Bloody laws prohibited the relapse into heathenism. The spiri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was defeated, but not entirely crushed, and broke out seven centuries afterwards in another form against the Babylonian tyranny of Rome under the lead of the Saxon monk, Martin Luther.
The war of Charlemagne against the Saxons was the first ominous example of a bloody crusade for the overthrow of heathenism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It was a radical departure from the apostolic method, and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spirit of the gospel. This was felt even in that age by the more enlightened divines. Alcuin, who represents the English school of missionaries, and who expresses in his letters great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Charlemagne, modestly protested, though without effect, against this wholesale conversion by force, and asked him rather to make peace with the "abominable" people of the Saxons. He properly held that the heathen should first be instructed before they are required to be baptized and to pay tithes; that water-baptism without faith was of no use; that baptism implies three visible things, namely, the priest, the body, and the water, and three invisible things, namely, the Spirit, the soul, and faith; that the Holy Spirit regenerates the soul by faith; that faith is a free act which cannot be enforced; that instruction, persuasion, love and self-denial are the only proper means for converting the heathen.(120)
Charlemagne relaxed somewhat the severity of his laws or capitularies after the year 797. He founded eight bishoprics among the Saxons: Osnabrück, Münster, Minden, Paderborn, Verden, Bremen, Hildesheim, and Halberstadt. From these bishoprics and the parochial churches grouped around them, and from monasteries such as Fulda, proceeded those higher and nobler influences which acted on the mind and heart.
The first monument of real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axons is the "Heliand" (Heiland, i.e., Healer, Saviour) or a harmony of the Gospels. It is a religious epos strongly resembling the older work of the Anglo-Saxon Caedmon on the Passion and Resurrection. From this it no doubt derived its inspiration. For since Bonifacius there was a lively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e church in Germany,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two countries was at that time essentially the same. In both works Christ appears as the youthful hero of the human race, the divine conqueror of the world and the devil, and the Christians as his faithful knights and warriors. The Heliand was composed in the ninth century by one or more poets whose language points to Westphalia as their home. The doctrine is free from the worship of saints, the glorification of Peter, and from ascetic excesses, but mixed somewhat with mythological reminiscences. Vilmar calls it the only real Christian epos, and a wonderful creation of the German genius.(121)
A little later (about 870) Otfried, a Franconian, educated at Fulda and St. Gall, produced another poetic harmony of the Gospels, which is one of the chief monuments of old high German literature. It is a life of Christ from his birth to the ascension, and end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judgment. It consists of fifteen thousand rhymed lines in strophes of four lines.
Thus the victory of Christianity in Germany as well as it, England, was the beginning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and of true civilization,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orth-Eastern Germany, among the Slavonic races, along the Baltic shores in Prussia, Livonia, and Courland, went on in the next period, chiefly through Bishop Otto of Bamberg, the apostle of Pomerania, and the Knights of the Teutonic order, and was completed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III. THE CONVERSION 0F SCANDINAVIA.
General Literature.
I. Scandinavia before Christianity.
The Eddas, edit. Rask (Copenhagen, 1818); A. Munch (Christiania, 1847); Möbius (Leipzig, 1860).
N. M. Petersen: Danmarks Historie i Hedenold. Copenhagen, 1834–37, 3 vols.; Den Nordiske Mythologie, Copenhagen, 1839.
N. F. S. Grundtvig: Nordens Mythologie. Copenhagen, 1839.
Thorpe: Northern Mythology. London, 1852, 3 vols.
Rasmus B. Anderson: Norse Mythology; Myths of the Eddas systematized and interpreted. Chicago, 1875.
-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Scandinavia.
Claudius Oernhjalm: Historia Sueonum Gothorumque Ecclesiae. Stockholm, 1689, 4 vols.
E. Pontoppidan: Annales Ecclesiae Danicae. Copenhagen, 1741.
F. Münter: Kirchengeschichte von Dänmark und Norwegen. Copenhagen and Leipzig, 1823–33, 3 vols.
R. Reuterdahl: Svenska kyrkans historia. Lund, 1833, 3 vols., first volume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y E. T. Mayerhof, under the title: Leben Ansgars.
Fred Helweg: Den Danske Kirkes Historie. Copenhagen, 1862.
A. Jorgensen: Den nordiske Kirkes Grundloeggelse. Copenhagen, 1874.
Neander: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Vol. IV., pp. 1–150
§ 28. Scandinavian Heathenism.
Wheaton: History of the Northmen. London 1831.
Depping: Histoire des expeditions maritimes des Normands. Paris, 1843. 2 vols.
F. Worsaae: Account of the Danes in England, Ireland, and Scotland. London, 1852; The Danish Conquest of England and Normandy. London, 1863. These works are translated from the Danish.
Scandinavia was inhabited by one of the wildest and fiercest, but also one of the strongest and most valiant branches of the Teutonic race, a people of robbers which grew into a people of conquerors.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that which is still spoken in Iceland—and worshipping the same gods, they were split into a number of small kingdoms covering the present Denmark, Sweden, and Norway. Every spring, when the ice broke in the fjords, they launched their boats or skiffs, and swept, each swar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its own king, down upon the coasts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the rivers they penetrated far into the countries, burning and destroying what they could not carry away with them. When autumn came, they returned home, loaded with spoil, and they spent the winter round the open hearth, devouring their prey. But in course of time, the swarms congregated and formed large armies, and the robber-campaigns became organized expeditions for conquest; kingdoms were founded in Russia, England, France, and Sicily. In their new homes, however, the Northern vikings soon forgot both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their old gods, and became the strong bearers of new departure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valiant knight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Scandinavian mythology, there were not a few ideas which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could use as connecting links. It was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him to begin with a mere negation; here, too, there was an "unknown God" and many trait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people throughout Scandinavia became more and more anxious to hear something about him. When a man died, he went to Walhall, if he had been brave, and to Niflheim, if he had been a coward. In Walhall he lived together with the gods, in great brightness and joy, fighting all the day, feasting all the night. In Niflheim he sat alone, a shadow, surrounded with everything disgusting and degrading. But Walhall and Niflheim were not to last forever. A deep darkness, Ragnarokr, shall fall over the universe; Walhall and Niflheim shall be destroyed by fire; the gods, the heroes, the shadows, shall perish. Then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shall be created by the All-Father, and he shall judge men not according as they have been brave or cowardly, but according as they have been good or bad. From the Eddas themseIves, it appears that, throughout Scandinavian heathendom, there now and then arose characters who, though they would not cease to be brave, longed to be goo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is goodness, this dim fore-shadowing of the Christian idea of holiness, was Baldur, the young god standing on the rainbow and watching the worlds, and he was also the link which held together the whole chain of the Walhall gods; when he died, Ragnarokr came.
A transition from the myth of Baldur to the gospel of Christ canno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the Scandinavian imagination; and, indeed,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first ideas which the Scandinavian heathens formed of the "White Christ"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ideas of Baldur. It is a question, however, not yet settled, whether certain parts of the Scandinavian mythology, as, for instance, the above myths of Ragnarokr and Baldur, are not a reflex of Christian ideas; and it is quite probable that when the Scandinavians in the ninth century began to look at Christ under the image of Baldur, they had long before unconsciously remodeled their idea of Baldur after the image of Christ.
Another point,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was that, in Scandinavian heathendom, he had no priesthood to encounter. Scandinavian paganism never became an institution. There were temples, or at least altars, at Leire, near Roeskilde, in Denmark; at Sigtuna, near Upsall, in Sweden, and at Moere, near Drontheim, in Norway; and huge sacrifices of ninety-nine horses, ninety-nine cocks, and ninety-nine slaves were offered up there every Juul-time. But every man was his own priest. At the time when Christianity first appeared in Scandinavia, the old religion was evidently losing its hold on the individuals and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it had never succeeded in laying hold on the nation. People continued to swear by the gods, and drink in their honor; but they ceased to pray to them. They continued to sacrifice before taking the field or after the victory, and to make the sign of the cross, meaning Thor’s hammer, over a child when it was named; but there was really nothing in their life, national or individual, public or private, which demanded religious consecration. As, on the one side, characters developed which actually went beyond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longing for something higher and deeper, it was, on the other side, still more frequent to meet with characters which passed by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with utter indifference, believing in nothing but their own strength.
The principal obstacle which Christianity had to encounter in Scandinavia was moral rather than religious. In his passions, the old Scandinavian was sometimes worse than a beast. Gluttony and drunkenness he considered as accomplishments. But he was chaste. A dishonored woman was very seldom heard of, adultery never. In his energy, he was sometimes fiercer than a demon. He destroyed for the sake of destruction, and there were no indignities or cruelties which he would not inflict upon a vanquished enemy. But for his friend, his king, his wife, his child, he would sacrifice everything, even life itself; and he would do it without a doubt, without a pang, in pure and noble enthusiasm. Such, however, as his morals were, they, had absolute sway over him. The gods he could forget, but not his duties. The evil one, among gods and men, was he who saw the duty, but stole away from it. The highest spiritual power among the old Scandinavians, their only enthusiasm, was their feeling of duty; but the direction which had been given to this feeling was so absolutely opposed to that pointed out by the Christian morality, that no reconciliation was possible. Revenge was the noblest sentiment and passion of man; forgiveness was a sin. The battle-field reeking with blood and fire was the highest beauty the earth could show; patient and peaceful labor was an abomination. It was quite natural, therefore, that the actual conflict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andinavian paganism should take place in the field of morals. The pagans slew the missionaries, and burnt their schools and churches, not because they preached new gods, but because they "corrupted the morals of the people" (by averting them from their warlike pursuits), and when, after a contest of more than a century,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Christianity would be victorious, the pagan heroes left the country in great swarms, as if they were flying from some awful plague. The first and hardest work which Christianity had to do in Scandinavia was generally humanitarian rather than specifically religious.
§ 29.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Denmark. St. Ansgar.
Ansgarius: Pigmenta, ed. Lappenberg. Hamburg, 1844. Vita Wilehadi, in Pertz: Monumenta II.; and in Migne: Patrol. Tom. 118, pp. 1014–1051.
Rimbertus: Vita Ansgarii, in Pertz: Monumenta II., and in Migne, l.c. pp. 961–1011.
Adamus Bremensis (d. 1076): Gesta Hamenburgensis Eccl. pontificum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archbishopric of Hamburg, of Scandinavia, Denmark, and Northwestern Germany, from 788–1072); reprinted in Pertz: Monumenta, VII.; separate edition by Lappenberg. Hanover, 1846.
Laurent: Leben der Erzb. Ansgar und Rimbert. 1856.
A. Tappehorn: Leben d. h. Ansgar. 1863.
G. Dehio: Geschichte d. Erzb. Hamburg-Bremen. 1877.
H. N. A. Jensen: Schleswig-Holsteinische Kirchengeschichte, edit. A. L. J. Michelsen (1879).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the Danes first came in contact with Christianity, partly through thei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Duerstede in Holland, partly through their perpetual raids on Ireland; and tales of the "White Christ" were frequently told among them, though probably with no other effect than that of wonder. The first Christian missionary who visited them and worked among them was Willebrord. Born in Northumbria and educated within the pale of the Keltic Kirk he went out, in 690, as a missionary to the Frises. Expelled by them he came, about 700, to Denmark, was well received by king Yngrin (Ogendus), formed a congregation and bought thirty Danish boys, whom he educated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of whom one, Sigwald, is still remembered as the patron saint of Nuremberg, St. Sebaldus. But his work seems to have been of merely temporary effect.
Soon, however, the tremendous activity which Charlemagne developed as a political organizer, was felt even on the Danish frontier. His realm touched the Eyder. Political relations sprang up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Denmark, and they opened a freer and broader entrance to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Essehoe, in Holstein, Charlemagne built a chapel for the use of the garrison; in Hamburg he settled Heridock as the head of a Christian congregation; and from a passage in one of Alcuin’s letters(122) it appears that a conversion of the Danes did not lie altogether outside of his plans. Under his successor, Lewis the Pious, Harald Klak, one of the many petty kings among whom Denmark was then divided, sought the emperor’s support and decision in a family feud, and Lewis sent archbishop Ebo of Rheims, celebrated both as a political negotiator and as a zealous missionary, to Denmark. In 822 Ebo crossed the Eyder, accompanied by bishop Halitgar of Cambray. In the following years he made several journeys to Denmark, preached, baptized, and established a station of the Danish mission at Cella Wellana, the present Welnau, near Essehoe. But he was too much occupied with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empire and the opportunity which now opened for the Danish mission, demanded the whole and undivided energy of a great man. In 826 Harald Klak was expelled and sought refuge with the emperor, Ebo acting as a mediator. At Ingelheim, near Mentz, the king, the queen, their son and their whole retinue, were solemnly baptized, and when Harald shortly after returned to Denmark with support from the emperor,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at man who was destined to become the Apostle of the North, Ansgar.
Ansgar was born about 800 (according to general acceptation Sept. 9, 801) in the diocese of Amiens, of Frankish parents, and educated in the abbey of Corbie, under the guidance of Adalhard. Paschasius Radbertus was among his teachers. In 822 a missionary colony was planted by Corbie in Westphalia, and the German monastery of Corwey or New Corwey was founded. Hither Ansgar was removed, as teacher in the new school, and he soon acquired great fame both on account of his powers as a preacher and on account of his ardent piety. When still a boy he had holy visions, and was deeply impressed with the vanity of all earthly greatness. The crown of the martyr seemed to him the highest grace which human life could attain, and he ardently prayed that it might be given to him. The proposition to follow king Harald as a missionary, among the heathen Danes he immediately accepted, in spite of the remonstrances of his friends, and accompanied by Autbert he repaired, in 827, to Denmark, where he immediately established a missionary station at Hedeby, in the province of Schleswig. The task was difficult, but the beginning was not without success. Twelve young boys were bought to be educated as teachers, and not a few people were converted and baptized. His kindness to the poor, the sick, to all who were in distress, attracted attention; his fervor as a preacher and teacher produced sympathy without, as yet, provoking resistance. But in 829 king Harald was again expelled and retired to Riustri, a possession on the mouth of the Weser, which the emperor had given to him as a fief. Ansgar was compelled to follow him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Danish mission became very dark, the more so as Autbert had to give up any furt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on account of ill health, and return to New Corwey. At this time an invitation from the Swedish king, Björn, gave Ansgar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Sweden, and he stayed there till 831, w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piscopal see at Hamburg, determined upon by the diet of Aix-le-chapelle in 831, promised to give the Danish mission a new impulse. All Scandinavia was laid under the new see, and Ansgar was consecrated its first bishop by bishop Drago of Metz, a brother of the emperor, with the solemn assistance of three archbishops, Ebo of Rheims, Hetti of Treves and Obgar of Mentz. A bull of Gregory IV.(123) confirmed the whole arrangement, and Ansgar received personally the pallium from the hands of the Pope. In 834 the emperor endowed the see with the rich monastery of Thorout, in West Flanders, south of Bruges, and the work of the Danish mission could now be pushed with vigor. Enabled to treat with the petty kings of Denmark on terms of equality, and possessed of means to impress them with the importance of the cause, Ansgar made rapid progress, but, as was to be expected, the progress soon awakened opposition. In 834 a swarm of heathen Danes penetrated with a fleet of six hundred small vessels into the Elb under the command of king Horich I., and laid siege to Hamburg. The city was taken, sacked and burnt; the church which Ansgar had built, the monastery in which he lived, his library containing a copy of the Bible which the emperor had presented to him, etc., were destroyed and the Christians were driven away from the place. For many days Ansgar fled from hiding-place to hiding-place in imminent danger of his life. He sought refuge with the bishop of Bremen, but the bishop of Bremen was jealous, because Scandinavia had not been laid under his see, and refused to give any assistance. The revenues of Thorout he lost, as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Bald, gave the fief to one of his favorites. Even his own pupils deserted him.
In this great emergency his character shone forth in all its strength and splendor; he bore what God laid upon him in silence and made no complaint. Meanwhile Lewis the German came to his support. In 846 the see of Bremen became vacant. The see of Hamburg was then united to that of Bremen, and to this new see, which Ansgar was called to fill, a papal bull of May 31, 864, gave archiepiscopal rank. Installed in Bremen, Ansgar immediately took up again the Danish mission and again with success. He won even king Horich himself for the Christian cause, and obtained permission from him to build a church in Hedeby, the first Christian church in Denmark, dedicated to Our Lady. Under king Horich’s son this church was allowed to have bells, a particular horror to the heathens, and a new and larger church was commenced in Ribe. By Ansgar’s activity Christianity became an established and acknowledged institution in Denmark, and not only in Denmark but also in Sweden, which he visited once more, 848–850.
The principal feature of his spiritual character was ascetic severity; he wore a coarse hair-shirt close to the skin, fasted much and spent most of his time in prayer. But with this asceticism he connected a great deal of practical energy; he rebuked the idleness of the monks, demanded of his pupils that they should have some actual work at hand, and was often occupied in knitting, while praying. His enthusiasm and holy raptures were also singularly well-tempered by good common sense. To those who wished to extol his greatness and goodness by ascribing miracles to him, he said that the greatest miracle in his life would be, if God ever made a thoroughly pious man out of him.(124) Most prominent, however, among the spiritual features of his character shines forth his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final success of his cause and the never-failing patience with which this faith fortified his soul. In spite of apparent failure he never gave up his work; overwhelmed with disaster, he still continued it. From his death-bed he wrote a letter to king Lewis to recommend to him the Scandinavian mission. Other missionaries may have excelled him in sagacity and organizing talent, but none in heroic patience and humility. He died at Bremen, Feb. 3, 865, and lies buried there in the church dedicated to him. He was canonized by Nicholas I.
Ansgar’s successor in the archiepiscopal see of Hamburg-Bremen was his friend and biographer, Rimbert, 865–888. In his time all the petty kingdoms into which Denmark was divided, were gathered together under one sceptre by King Gorm the Old; but this event, in one respect very favorable to the rapid spread of Christianity, was in other respects a real obstacle to the Christian cause as it placed Denmark, politically, in opposition to Germany, which was the basis and only support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 to Denmark. King Gorm himself was a grim heathen; but his queen, Thyra Danabod, had embraced Christianity, and both under Rimbert and his successor, Adalgar, 888–909,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ere allowed to work undisturbed. A new church, the third in Denmark, was built at Aarhus. But under Adalgar’s successor, Unni, 909–936, King Gorm’s fury, half political and half religious, suddenly burst forth. The churches were burnt, the missionaries were killed or expelled, and nothing but the decisive victory of Henry the Fowler, king of Germany, over the Danish king saved the Christians in Denmark from complete extermination. By the peace it was agreed that King Gorm should allow the preaching of Christianity in his realm, and Unni took up the cause again with great energy. Between Unni’s successor, Adaldag, 936–988, and King Harald Blue Tooth, a son of Gorm the Old, there grew up a relation which almost might be called a co-operation. Around the three churches in Jutland: Schleswig, Ribe and Aarhus, and a fourth in Fünen: Odense, bishoprics were formed, and Adaldag consecrated four native bishops. The church obtained right to accept and hold donations, and instances of very large endowments occurred.
The war between King Harald and the German king, Otto II., arose from merely political causes, but led to the baptism of the former, and soon after the royal residence was moved from Leire, one of the chief centres of Scandinavian heathendom, to Roeskilde, where a Christian church was built. Among the Danes, however, there was a large party which was very ill-pleased at this turn of affairs. They were heathens because heathenism was the only religion which suited their passions. They clung to Thor, not from conviction, but from pride. They looked down with indignation and dismay upon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Christianity everywhere effected both of the character an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Finally they left the country and settl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lnatoke, at the mouth of the Oder, where they founded a kind of republic, Jomsborg.
From this place they waged a continuous war upon Christianity in Denmark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with dreadful effect. The names of the martyrs would fill a whole volume, says Adam of Bremen. The church in Roeskilde was burnt. The bishopric of Fünen was abolished. The king’s own son, Swen, was one of the leaders, and the king himself was finally shot by Palnatoke, 991. Swen, however, soon fell out with the Joms vikings, and his invasion of England gave the warlike passions of the nation another direction.
From the conquest of that country and its union with Denmark, the Danish mission received a vigorous impulse. King Swen himself was converted, and showed great zeal for Christianity. He rebuilt the church in Roeskilde, erected a new church at Lund, in Skaane, placed the sign of the cross on his coins, and exhorted, on his death-bed, his son Canute to work for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Denmark. The ardor of the Hamburg-Bremen archbishops for the Danish mission seemed at this time to have cooled, or perhaps the grow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nguage spoken to the north of the Eyder and that spoken to the south of that river made missionary work in Denmark very difficult for a German preacher. Ansgar had not felt this difference; but two centuries later it had probably become necessary for the German missionary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before entering on his work in Denmark.
Between England and Denmark there existed no such difference of language. King Canute the Great, during whose reign (1019–1035) the conversion of Denmark was completed, could employ English priests and monks in Denmark without the least embarrassment. He re-established the bishopric of Fünen, and founded two new bishoprics in Sealand and Skaane; and these three sees were filled with Englishmen consecrated by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He invited a number of English monks to Denmark, and settled them partly as ecclesiastics at the churches, partly in small missionary stations, scattered all around in the country; and everywhere, in the style of the church-building and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service the English influence was predominating. This circumstance, however, did in no way affect the ecclesiastical relation between Denmark and the archiepiscopal see of Hamburg-Bremen. The authority of the archbishop, though not altogether unassailed, was nevertheless generally submitted to with good grace, and unti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 independent Scandinavian archbishopric was established at Lun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bove cases, he always appointed and consecrated the Danish bishops. Also the relation to the Pope was very cordial. Canute made a pilgrimage to Rome, and founded several Hospitia Danorum there. He refused, however, to permi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eter’s pence in Denmark, and the tribute which, up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as annually sent from that country to Rome, was considered a voluntary gift.
The last part of Denmark which was converted was the island of Bornholm. It was christianized in 1060 by Bishop Egius of Lund. It is noticeable, however, that in Denmark Christianity was not made a part of the law of the land, such as was the case in England and in Norway.
§ 30.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Sweden.
Rimbertus: Vita Ansgarii, in Pertz: Monumenta II.
Adamus Bremensis: Gesta Ham. Eccl. Pont., in Pertz: Monumenta VII; separate edition by Lappenberg. Hanover, 1846.
Historia S. Sigfridi, in Scriptt. Rer. Suec. Medii-oevi, T. II.
Just when the expulsion of Harald Klak compelled Ansgar to give up the Danish mission,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an embassy was sent by the Swedish king, Björn, to the emperor, Lewis the Pious, asking him to send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o Sweden. Like the Danes, the Swedes ha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ir wars and commercial connec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with many this acquaintance appears to have awakened an actual desire to become Christians. Accordingly Ansgar went to Sweden in 829, accompanied by Witmar. While crossing the Baltic, the vessel was overtaken and plundered by pirates, and he arrived empty handed, not to say destitute, at Björkö or Birka, the residence of King Björn, situated on an island in the Maelarn. Although poverty, and misery were very poor introduction to a heathen king in ancient Scandinavia, he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king; and in Hergeir,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men at the court of Birka, he found a warm and reliable friend. Hergeir built the first Christian chapel in Sweden, and during his whole life he proved an unfailing and powerful support of the Christian cause. After two years’ successful labor, Ansgar returned to Germany; but he did not forget the work begun. As soon as he was well established as bishop in Hamburg, he sent, in 834, Gautbert, a nephew of Ebo, to Sweden, accompanied by Nithard and a number of other Christian priests, and well provided with everything necessary for the work. Gautbert labored with great success. In Birka he built a church, and thus it became possible for the Christians, scattered all over Sweden, to celebrate service and partake of the Lord’s Supper in their own country without going to Duerstede or some other foreign place. But here, as in Denmark, the success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 aroused the jealousy and hatred of the heathen, and, at last, even Hergeir was not able to keep them within bounds. An infuriated swarm broke into the house of Gautbert. The house was plundered; Nithard was murdered; the church was burnt, and Gautbert himself was sent in chains beyond the frontier. He never returned to Sweden, but died as bishop of Osnabrück, shortly before Ansgar. When Ansgar first heard of the outbreak in Sweden, he was himself flying before the fury of the Danish heathen, and for several years he was unable to do anything for the Swedish mission. Ardgar, a former hermit, now a priest, went to Sweden, and in Birka he found that Hergeir had succeeded in keeping together and defending the Christian congregation; but Hergeir died shortly after, and with him fell the last defence against the attacks of the heathen and barbarians.
Meanwhile Ansgar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archiepiscopal see of Hamburg-Bremen. In 848, he determined to go himself to Sweden. The costly presents he gave to king Olaf, the urgent letters he brought from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of Denmark, the magnificence and solemnity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mission made a deep impression. The king promised that the question should be laid before the assembled people, whether or not they would allow Christianity to be preached again in the country. In the assembly it was the address of an old Swede, proving that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was stronger even than Thor, and that it was poor policy for a nation not to have the strongest god, which finally turned the scales, and once more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ere allowed to preach undisturbed in the country, . Before Ansgar left, in 850, the church was rebuilt in Birka, and,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e missionary labor was continued with great zeal by Erimbert, a nephew of Gautbert, by Ansfrid, born a Dane, and by Rimbert, also a Dane.
Nevertheless, although the persecutions ceased, Christianity made little progress, and when, in 935, Archbishop Unni himself visited Birka, his principal labor consisted in bringing back to the Christian fold such members as had strayed away among the heathen, and forgotten their faith. Half a century later, however, during the reign of Olaf Skotkonge, the mission received a vigorous impulse. The king himself and his sons were won for the Christian cause, and from Denmark a number of English missionaries entered the country. The most prominent among these was Sigfrid, who has been mentioned beside Ansgar as the apostle of the North. By his exertions many were converted, and Christianity became a legally recognized religion in the country beside the old heathenism.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Sweden, heathen sacrifices ceased, and heathen altars disappeared. In the Northern part, however, the old faith still continued to live on, partly because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penetrate into those wild and forbidding regions, partly because there existed a difference of tribe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wedes, which again gave rise to political differences.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Sweden was not completed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 31.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orway and Iceland.
Snorre Sturleson (d. 1241): Heimskringla (i.e. Circle of Home, written first in Icelandic), seu Historia Regum Septentrionalium, etc. Stockholm, 1697, 2 vols. The same in Icelandic, Danish, and Latin. Havn., 1777–1826; in German by Mohnike, 1835; in English, transl. by Sam. Laing. London, 1844, 3 vols. This 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kings reaches from the mythological age to a.d. 1177.
N. P. Sibbern: Bibliotheca Historica Dano-Norvegica. Hamburg, 1716. Fornmanna-Sögur seu Scripta Hist. Islandorum. Hafniae, 1828.
K. Maurer: Bekehrung des Norwegischen Stammes zum Christenthum. München, 1855–56, 2 vols.
Thomas Carlyle: Early Kings of Norway. London and N. York, 1875.
G. F. Maclear: The Conversion of the Northmen. London, 1879.
Christianity was introduced in Norway almost exclusively by the exertions of the kings, and the means employed were chiefly violence and tricks. The people accepted Christianity not because they ha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it and felt a craving for it, but because they were compelled to accept it, and the result was that heathen customs and heathen ideas lived on in Christian Norway for centuries after they had disappeared from the rest of Scandinavia.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roduce Christianity in the country was made in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by Hakon the Good. Norway was gathered into one stat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th century by Harald Haarfagr, but internal wars broke out again under Harald’s son and successor, Eric. These troubles induced Hakon, an illegitimate son of Harald Haarfagr and educated in England at the court of king Athelstan, to return to Norway and lay claim to the crown. He succeeded in gaining a party in his favor, expelled Eric and conquered all Norway, where he soon became exceedingly popular, partly on account of his valor and military ability, partly also on account of the refinement and suavity of his manners. Hakon was a Christian, an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orway seems to have been his highest goal from the very first days of his reign. But he was prudent. Without attracting an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he won over to Christianity a number of those who stood nearest to him, called Christian priests from England, and built a church at Drontheim. Meanwhile he began to think that the time had come for a more public and more decisive step, and at the great Frostething, where all the most prominent men of the country were assembled, he addressed the people on the matter and exhorted them to become Christians. The answer he received was very characteristic. They had no objection to Christianity itself, for they did not know what it meant, but they suspected the king’s proposition, as if it were a political stratagem by means of which he intended to defraud them of their political rights and liberties. Thus they not only refused to become Christians themselves, but even compelled the king to partake in their heathen festivals and offer sacrifices to their heathen gods. The king was very indignant and determined to take revenge, but just as he had got an army together, the sons of the expelled Eric landed in Norway and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m, 961, he received a deadly wound.
The sons of Eric, who had lived in England during their exile, were likewise Christians, and they took up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a very high-handed manner, overthrowing the heathen altars and forbidding sacrifices. But the impression they made was merely odious, and their successor, Hakon Jarl, was a rank heathen. The first time Christianity really gained a footing in Norway, was under Olaf Trygveson. Descended from Harald Haarfagr, but sold, while a child, as a slave in Esthonia, he was ransomed by a relative who incidentally met him and recognized his own kin in the beauty of the boy, and was educated at Moscow. Afterwards he roved about much in Denmark, Wendland, England and Ireland, living as a sea-king. In England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Christianity and immediately embraced it, but he carried his viking-nature almost unchanged over into Christianity, and a fiercer knight of the cross was probably never seen. Invited to Norway by a party which had grown impatient of the tyranny of Hakon Jarl, he easily made himself master of the country, in 995, and immediately set about making Christianity its religion, "punishing severely," as Snorre says, "all who opposed him, killing some, mutilating others, and driving the rest into banishment." In the Southern part there still lingered a remembrance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 days of Hakon the Good, and things went on here somewhat more smoothly, though Olaf more than once gave the people assembled in council with him the choice between fighting him or accepting baptism forthwith. But in the Northern part all the craft and all the energy of the king were needed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opposition. Once, at a great heathen festival at Moere, he told the assembled people that, if he should return to the heathen gods i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him to make some great and awful sacrifice, and accordingly he seized twelve of the most prominent men present and prepared to sacrifice them to Thor. They were rescued, however, when the whole assembly accepted Christianity and were baptized. In the year 1000, he fell in a battle against the united Danish and Swedish kings, but though he reigned only five years, he nevertheless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Christianity as the religion of Norway and, what is still more remarkable, no general relapse into heathenism seems to have taken place after his death.
During the reign of Olaf the Saint, who ruled from a.d. 1014–’30,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country was completed. His task it was to uproot heathenism wherever it was still found lurking, and to giv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Like his predecessors, he used craft and violence to reach his goal. Heathen idols and altars disappeared, heathen customs and festivals were suppressed, the civil laws were brought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 rules of Christian morals. The country was divided into dioceses and parishes, churches were built, and regular revenues were raised for the sustenance of the clergy. For the most part he employed English monks and priests, but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archbishop of Hamburg-Bremen, under whose authority he placed the Norwegian church. After his death, in the battle of Stiklestad, July 29, 1030, he was canonized and became the patron saint of Norway.
To Norway belonged, at that time, Iceland. From Icelandic tradition as well as from the "De Mensura Orbis" by Dicuilus, an Irish monk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th century, it appears that Culdee anchorites used to retire to Iceland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 while the island was still uninhabited. These anchorites, however, seem to have had no influence whatever on the Norwegian settlers who, flying from the tyranny of Harald Haarfagr, came to Iceland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th century and began to people the country. The new-comers were heathen, and they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Auda the Rich, the widow of Olaf the White, king of Dublin, who in 892 took up her abode in Iceland and reared a lofty cross in front of her house. But the Icelanders were great travellers, and one of them, Thorvald Kodranson, who in Saxony had embraced Christianity, brought bishop Frederic home to Iceland. Frederic stayed there for four years, and his preaching found easy access among the people. The mission of Thangbrand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enth century failed, but when Norway, or at least the Norwegian coast, became Christian, the intimate relation between Iceland and Norway soon brought the germs which Frederic had planted, into rapid growth, and in the year 1000 the Icelandic Althing declared Christianity to be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of the country. The first church was built shortly after from timber sent by Olaf the Saint from Norway to the treeless island.
IV.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SLAVS.
§ 32. General Survey.
A. Regenvolscius: Systema Hist. chronol. Ecclesiarum Slavonic. Traj. ad Rhen., 1652.
A. Wengerscius: Hist. ecclesiast. Ecclesiarum Slavonic. Amst., 1689.
Kohlius: Introductio in Hist. Slavorum imprimis sacram. Altona, 1704.
J. Ch. Jordan: Origines Slavicae. Vindob., 1745.
S. de Bohusz: Recherches hist. sur l’origine des Sarmates, des Esclavons, et des Slaves, et sur les époques de la conversion de ces peuples.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1812.
P. J. Schafarik: Slavische Alterthümer. Leipzig, 1844, 2 vols.
Horvat: Urgeschichte der Slaven. Pest, 1844.
W. A. Maciejowsky: Essai Hist. sur l’église ehrét. primitive de deux rites chez les Slaves. Translated from Polish into French by L. F. Sauvet, Paris, 1846.
At what time the Slavs first made their appearance in Europe is not known. Latin and Greek writer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h century, such as Procopius, Jornandes, Agathias, the emperor Mauritius and others, knew only those Slavs who lived along the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ra of Charlemagne the Slavs occupied the whole of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Baltic to the Balkan; the Obotrites and Wends between the Elbe and the Vistula; the Poles around the Vistula, and behind them the Russians; the Czechs in Bohemia. Further to the South the compact mass of Slavs was split by the invasion of various Finnish or Turanian tribes; the Huns in the fifth century, the Avars in the sixth, the Bulgarians in the seventh, the Magyars in the ninth. The Avars penetrated to the Adriatic, but were thrown back in 640 by the Bulgarians; they then settled in Panonia, were subdued and converted by Charlemagne, 791–796, and disappeared altogether from history in the ninth century. The Bulgarians adopted the Slavic language and became Slavs, not only in language, but also in customs and habits. Only the Magyars, who settled around the Theiss and the Danube, and are the ruling race in Hungary, vindicated themselves as a distinct nationality.
The great mass of Slavs had no comm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but formed a number of kingdoms, which flourished, some for a shorter, and others for a longer period, such as Moravia, Bulgaria, Bohemia, Poland, and Russia. In a religious respect also great differences existed among them. They were agriculturists, and their gods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natural forces; but while Radigost and Sviatovit, worshipped by the Obotrites and Wends, were cruel gods, in whose temples, especially at Arcona in the island of Rügen, human beings were sacrificed, Svarog worshipped by the Poles, and Dazhbog, worshipped by the Bohemians, were mild gods, who demanded love and prayer. Common to all Slavs, however, was a very elaborate belief in fairies and trolls; and polygamy, sometimes connected with sutteeism, widely prevailed among them. Their conversion was attempted both by Constantinople and by Rome; but the chaotic and ever-shifting politic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lived, the rising difference and jealousy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and the great difficulty which the missionaries experienced in learning their language, presented formidable obstacles,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period the work was not yet completed.
§ 33. Christian Missions among the Wends.
ADAM Of BRENEN (d. 1067): Gesta Hammenb. (Hamburgensis) Eccl. Pont., in Pertz: Monumenta Germ., VII.
HELMOLDUS (d. 1147) and Arnoldus Lubecensis: Chronicon Slavorum sive Annales Slavorum, from Charlemagne to 1170, ed. H. Bangert. Lubecae, 1659. German translation by Laurent. Berlin, 1852.
SPIEKER: Kirchengeschichte der Mark Brandenburg. Berlin, 1839.
WIGGERS: Kirchengeschichte Mecklenburgs. Parchim, 1840.
GIESEBRECHT: Wendische Geschichten. Berlin, 1843.
Charlemagne was the first who attempted to introduce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lavic tribes which, under the collective name of Wends, occupied the Northern part of Germany, along the coast of the Baltic, from the mouth of the Elbe to the Vistula: Wagrians in Holstein, Obotrites in Mecklenburg, Sorbians on the Saxon boundary, Wilzians in Brandenburg, etc. But in the hands of Charlemagne, the Christian mission w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to the Slavs, acceptation of Christianity became synonymous with political and national subjugation. Hence their fury against Christianity which, time after time, broke forth, volcano-like, and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work of the missionaries. The decisive victories which Otto I. gained over the Wends, gave him an opportunity to attempt, on a large scal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mong them. Episcopal sees were founded at Havelberg in 946, at Altenburg or Oldenburg in 948, at Meissen, Merseburg, and Zeitz in 968, and in the last year an archiepiscopal see was founded at Magdeburg. Boso, a monk from St. Emmeran, at Regensburg, who first had translated the formulas of the liturgy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natives, became bishop of Merseburg, and Adalbert, who first had preached Christianity in the island of Rügen, became archbishop.
But again the Christian church was used as a means for political purposes, and, in the reign of Otto II., a fearful rising took place among the Wend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ince Mistiwoi. He had become a Christian himself; but, indignant at the suppression which was practiced in the nam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he returned to heathenism, assembled the tribes at Rethre, one of the chief centres of Wendish heathendom, and began, in 983, a war which spread devastation all over Northern Germany.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ere burnt, and the Christian priests were expelled. Afterwards Mistiwoi was seized with remorse, and tried to cure the evil he had done in an outburst of passion. But then his subjects abandoned him; he left the country, and spent the last days of his life in a Christian monastery at Bardewick. His grandson, Gottschalk, whose Slavic name is unknown, was educated in the Christian faith in the monastery of St. Michael., near Lüneburg; but when he heard that his father, Uto, had been murdered, 1032, the old heathen instincts of revenge at once awakened within him. He left the monastery, abandoned Christianity, and raised a storm of persecution against the Christians, which swept over all Brandenburg, Mecklenburg, and Holstein. Defeated and taken prisoner by Bernard of Lower Saxony, he returned to Christianity; lived afterwards at the court of Canute the Great in Denmark and England; married a Danish princess, and was made ruler of the Obotrites. A great warrior, he conquered Holstein and Pommerania, and formed a powerful Wendish empire; and on this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he attempted, with considerable success, to build up the Christian church. The old bishoprics were re-established, and new ones were founded at Razzeburg and Mecklenburg; monasteries were built at Leuzen, Oldenburg, Razzeburg, Lübeck, and Mecklenburg; missionaries were provided by Adalbert, archbishop of Hamburg-Bremen; the liturgy was translated into the native tongue, and revenues were raised for the support of the clergy, the churches, and the service.
But,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e deeper Christianity penetrated into the mass of the people, the fiercer became the resistance of the heathen. Gottschalk was murdered at Lentz, June 7, 1066, together with his old teacher, Abbot Uppo, and a general rising now took place. The churches and schools were destroyed; the priests and monks were stoned or killed as sacrifices on the heathen altars; and Christianity, was literally swept out of the country. It took several decades before a new beginning could be made, and the final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Wends was not achieved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 34. Cyrillus and Methodius, the Apostles of the Slavs. Christianization of Moravia, Bohemia and Poland.
F. M. Pelzel et J. Dobrowsky: Rerrum Bohemic. Scriptores. Prague.
Friese: Kirchengeschichte d. Konigreichs Polen. Breslau, 1786.
Franz. Palacky: Geschichte von Böhmen. Prague, 3d ed., 1864 sqq., 5 vols. (down to 1520).
Wattenbach: Geschichte d. christl. Kirche in Böhmen und Mähren. Wien, 1849.
A. Friud: Die Kirchengesch. Böhmens. Prague, 1863 sqq.
Biographies of Cyrillus and Methodius, by J. Dobrowsky (Prague, 1823, and 1826); J. A. Ginzel (Geschichte der Slawenapostel und der Slawischen Liturgie. Leitmeritz, 1857); Philaret (in the Russian, German translation, Mitau, 1847); J. E. Biley (Prague, 1863); Dümmler and F. Milkosisch (Wien, 1870).
The Moravian Slavs were subjugated by Charlemagne, and the bishop of Passau was charg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ristian mission among them. Moymir, their chief, was converted and bishoprics were founded at Olmütz and Nitra. But Lewis the German suspected Moymir of striving after independence and supplanted him by Rastislaw or Radislaw. Rastislaw, however, accomplished what Moymir had only been suspected of. He formed an independent Moravian kingdom and defeated Lewis the German, and with the political he also broke the ecclesiastical connections with Germany, requesting the Byzantine emperor, Michael III., to send him some Greek missionaries.
Cyrillus and Methodius became the apostles of the Slavs. Cyrillus,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Constantinus, was born at Thessalonic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and studied philosophy in Constantinople, whence his by-name: the philosopher. Afterwards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theology, and went to live,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Methodius, in a monastery. A strong ascetic, he became a zealous missionary. In 860 he visited the Chazares, a Tartar tribe settled on the North-Eastern shore of the Black Sea, and planted a Christian church there. He afterward labored among the Bulgarians and finally went, in company with his brother, to Moravia, on the invitation of Rastislaw, in 863.
Cyrillus understood the Slavic language, and succeeded in making it available for literary purposes by inventing a suitable alphabet. He used Greek letters, with some Armenian and Hebrew, and some original letters. His Slavonic alphabet is still used with alterations in Russia, Wallachia, Moldavia, Bulgaria, and Servia. He translated the liturgy and the pericopes into Slavic, and his ability to preach and celebrate service in the native language soon brought hundreds of converts into his fold. A national Slavic church rapidly arose; the German priests with the Latin liturgy left the country. It corresponded well with the political plans of Rastislaw, to have a church establishment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the German prelates, but in the difference which now developed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it was quite natural for the young Slavic church to connect itself with Rome and not with Constantinople, partly because Cyrillus always had shown a kind of partiality to Rome, partly because the prudence and discrimination with which Pope Nicholas I. recently had interfered in the Bulgarian church, must have made a good impression.
In 868 Cyrillus and Methodius went to Rome, and a perfect agreement was arrived at between them and Pope Adrian II., both with respect to the use of the Slavic language in religious service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independent position of the Slavic church, subject only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Cyrillus died in Rome, Feb. 14, 869, but Methodius returned to Moravia, having been consecrated archbishop of the Pannonian diocese.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new diocese of Pannonia was, to some extent, an encroachment on the dioceses of Passau and Salzburg, and such an encroachment must have been so much the more irritating to the German prelates, as they really had been the first to sow the seed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lavs. The grow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also had its effect. The German clergy considered the use of the Slavic language in the mass an unwarranted innovation, and the Greek doctrine of the sing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still adhered to by Methodius and the Slavic church, they considered as a heresy. Their attacks, however, had at first no practical consequences, but when Rastislaw was succeeded in 870 by Swatopluk, and Adrian II. in 872 by John VIII., the position of Methodius became difficult. Once more, in 879, he was summoned to Rome, and although, this time too, a perfect agreement was arrived at, by whic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lavic church was confirmed, and all her natural peculiarities were acknowledged, neither the energy of Methodius, nor the support of the Pope was able to defend her against the attacks which now were made upon her both from without and from within. Swatopluk inclined towards the German-Roman views, and Wichin one of Methodius’s bishops, became their powerful champion.
After the death of Swatopluk, the Moravian kingdom fell to pieces and was divided between the Germans, the Czechs of Bohemia, and the Magyars of Hungary; and thereby the Slavic church lost, so to speak, its very foundation. Methodius died between 881 and 910. At the ope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 the Slavic church had entirely lost its national character. The Slavic priests were expelled and the Slavic liturgy abolished, German priests and the Latin liturgy taking their place. The expelled priests fled to Bulgaria, whither they brought the Slavic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and the liturgy.
Neither Charlemagne nor Lewis the Pious succeeded in subjugating Bohemia, and although the country was added to the diocese of Regensburg, the inhabitants remained pagans. But when Bohemia became a dependency of the Moravian empire and Swatopluk married a daughter of the Bohemian duke, Borziwai, a door was opened to Christianity. Borziwai and his wife, Ludmilla, were baptized, and their children were educated in the Christian faith. Nevertheless, when Wratislav, Borziwai’s son and successor, died in 925, a violent reaction took place. He left two sons, Wenzeslav and Boleslav, who were placed under the tutelage of their grandmother, Ludmilla. But their mother, Drahomira, was an inveterate heathen, and she caused the murder first of Ludmilla, and then of Wenzeslav, 938. Boleslav, surnamed the Cruel, had his mother’s nature and also her faith, and he almost succeeded in sweeping Christianity out of Bohemia. But in 950 he was utterly defeated by the emperor, Otto I., and compelled not only to admit the Christian priests into the country, but also to rebuild the churches which had been destroyed, and this misfortune seems actually to have changed his mind. He now became, if not friendly, at least forbearing to his Christian subjects, and, during the reign of his son and successor, Boleslav the Mild, the Christian Church progressed so far in Bohemia that an independent archbishopric was founded in Prague. The mass of the people, however, still remained barbarous, and heathenish customs and ideas lingered among them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dalbert, archbishop of Prague, from 983 to 997,(125) preached against polygamy, the trade in Christian slaves, chiefly carried on by the Jews, but in vain. Twice he left his see, disgusted and discouraged; finally he was martyred by the Prussian Wends. Not until 1038 archbishop Severus succeeded in enforcing laws concerning marriage, the 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Day, and other points of Christian morals. About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Romano-Slavic and the Romano-Germanic churches in Bohemia, nothing is known. Legend tells that Methodius himself baptized Borziwai and Ludmilla, and the first missionary, work was, no doubt, done by Slavic priests, but at the time of Adalbert the Germanic tendency was prevailing.
Also among the Poles the Gospel was first preached by Slavic missionaries, and Cyrillus and Methodius are celebrated in the Polish liturgy(126) as the apostles of the country. As the Moravian empire under Rastislaw comprised vast regions which afterward belonged to the kingdom of Poland,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movement started by Cyrillus and Methodius should have reached also these regions, and the name of at least one Slavic missionary among the Poles, Wiznach, is known to history.
After the breaking up of the Moravian kingdom, Moravian nobles and priests sought refuge in Poland, and during the reign of duke Semovit Christianity had become so powerful among the Poles, that it began to excite the jealousy of the pagans, and a violent contest took place. By the marriage between Duke Mieczyslav and the Bohemian princess Dombrowka, a sister of Boleslav the Mild,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became still stronger. Dombrowka brought a number of Bohemian priests with her to Poland, 965,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 Mieczyslav himself was converted and baptized. With characteristic arrogance he simply demanded that all his subjects should follow his example, and the pagan idols were now burnt or thrown into the river, pagan sacrifices were forbidden and severely punished, and Christian churches were built. So far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Poles was entirely due to Slavic influences, but at this time the close pol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Duke Mieczyslav and Otto I. opened the way for a powerful German influence. Mieczyslav borrowed the whole organization of the Polish church from Germany. It was on the advice of Otto I. that he founded the first Polish bishopric at Posen and placed it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archbishop of Magdeburg. German priests, representing Roman doctrines and rites, and using the Latin language, began to work beside the Slavic priests who represented Greek doctrines and rites and used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when finally the Polish church was placed wholl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Rome, this was not due to any spontaneous movement within the church itself, such as Polish chroniclers like to represent it, but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German emperor and the German church. Under Mieczyslav’s son, Boleslav Chrobry, the first king of Poland and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heroes of Polish history, Poland, although christianized only on the surface, became itself the basis for missionary labor among other Slavic tribes.
It was Boleslav who sent Adalbert of Prague among the Wends, and when Adalbert here was pitifully martyred, Boleslav ransomed his remains, had them buried at Gnesen (whence they afterwards were carried to Prague), and founded here an archiepiscopal see, around which the Polish church was finally consolidat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however, was in the hands of Boleslav, just as it often had been in the hands of the German emperors, and sometimes even in the hands of the Pope himself, nothing but a political weapon. The mass of the population of his own realm was still pagan in their very hearts. Annually the Poles assembled on the day on which their idols had been thrown into the rivers or burnt, and celebrated the memory of their gods by dismal dirges,(127) and the simplest rules of Christian morals could be enforced only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st barbarous punishments. Yea, under the political disturbances which occurred after the death of Mieczyslav II., 1034, a general outburst of heathenism took place throughout the Polish kingdom, and it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it was fully put down.
§ 35. The Conversion of the Bulgarians.
Constantinus Porphyrogenitus: Life of Basilius Macedo, in Hist. Byzant. Continuatores post Theophanem. Greek and Latin, Paris, 1685.
Photii Epistola, ed. Richard. Montacutius. London, 1647.
Nicholas I.: Responsa ad Consulta Bulgarorum, in Mansi: Coll. Concil., Tom. XV., pp. 401–434; and in Harduin: Coll. Concil., V., pp. 353–386.
A. Pichler: Geschichte der kirchlichen Trennung zwischen dem Orient und Occident. München, 1864, I., pp. 192 sqq.
Comp. the biographies of Cyrillus and Methodius, mentioned in § 34.
The Bulgarians were of Turanian descent, but, having lived for centuries among Slavic nations, they had adopted Slavic language, religion, customs and habits. Occupying the plains between the Danube and the Balkan range, they made frequent inroads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813 they conquered Adrianople and carried a number of Christians, among whom was the bishop himself, as prisoners to Bulgaria. Here these Christian prisoners formed a congregation and began to labor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ir captors, though not with any great success, as it would seem, since the bishop was martyred. But in 861 a sister of the Bulgarian prince, Bogoris, who had been carried as a prisoner to Constantinople, and educated there in the Christian faith, returned to her native country, and her exertio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her brother at last succeeded.
Methodius was sent to her aid, and a picture he painted of the last judgment is said to have made an overwhelming impression on Bogoris, and determined him to embrace Christianity. He was baptized in 863, and entered immediately in correspondence with Photius,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His baptism, however, occasioned a revolt among his subjects, and the horrible punishment, which he inflicted upon the rebels, shows how little as yet he had understood the teachings of Christianity.
Meanwhile Greek missionaries, mostly monks, had entered the country, but they were intriguing, arrogant, and produced nothing but confusion among the people. In 865 Bogoris addressed himself to Pope Nicolas I., asking for Roman missionaries, and laying before the Pope one hundred and six questions concerning Christian doctrines, morals and ritual, which he wished to have answered. The Pope sent two bishops to Bulgaria, and gave Bogoris very elaborate and sensible answers to his questions.
Nevertheless, the Roman mission did not succeed either. The Bulgarians disliked to submit to any foreign authority. They desi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church, but this was not to be gained either from Rome or from Constantinople. Finally the Byzantine emperor, Basilius Macedo,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Greek bishops and a Greek archbishop in the country, and thus the Bulgarian church cam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but its history up to this very day has been a continuous struggle against this authority. The church is now ruled by a Holy Synod, with an independent exarch.
Fearful atrocities of the Turks against the Christians gave rise to the Russo-Turkish war in 1877, and resulted in the independence of Bulgaria, which by the Treaty of Berlin in 1878 was constituted into "an autonomous and tributary principality, under the suzerainty of the Sultan," but with a Christian government and a national militia. Religious proselytism is prohibited, and religious school-books must be previously examined by the Holy Synod. But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re at work among the people, and practically enjoy full liberty.
§ 36. The Conversion of the Magyars.
Joh. de Thwrocz: Chronica Hungarorum, in Schwandtner: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I. Vienna, 1746–8.
Vita S. Stephani, in Act. Sanctor. September.
Vita S. Adalberti, in Monument. German. IV.
Horvath: History of Hungary. Pest, 1842–46.
Aug. Theiner: Monumenta vetera historica Hungariam sacram illustrantia. Rom., 1859, 1860, 2 Tom. fol.
The Magyars, belonging to the Turanian family of nations, and allied to the Finns and the Turks, penetrated into Europe in the ninth century, and settled, in 884, in the plains between the Bug and the Sereth, near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On the instiga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Leo the Wise, they attacked the Bulgarians, and completely defeated them. The military renown they thus acquired gave them a new opportunity. The Frankish king Arnulf invoked their aid against Swatopluk, the ruler of the Moravian empire. Swatopluk, too, was defeated, and his realm was divided between the victors. The Magyars, retracing their steps across the Carpathian range, settled in the plains around the Theiss and the Danube, the country which their forefathers, the Huns, once had ruled over, the, present Hungary. They were a wild and fierce race, worshipping one supreme god under the guise of various natural phenomena: the sky, the river, etc. They had no temples and no priesthood, and their sacrifices consisted of animals only, mostly horses. But the oath was kept sacred among them, and their marriages were monogamous, and inaugurated with religious rites.
The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Christianity the Magyars made through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without any further consequences. But after settling in Hungary, where they were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Christian nations, they were compelled, in 950, by the emperor, Otto I., to allow the bishop of Passau to send missionaries into their country; and various circumstances contributed to make this mission a rapid and complete success. Their prince, Geyza, had married a daughter of the Transylvanian prince, Gyula, and this princess, Savolta,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Christian faith. Thus Geyza felt friendly towards the Christians; and as soon as this became known, Christianity broke forth from the mass of the population like flowers from the earth when spring has come. The people which the Magyars had subdued when settling in Hungary, and the captives whom they had carried along with them from Bulgaria and Moravia, were Christians. Hitherto these Christians had concealed their religion from fear of their rulers, and their children had been baptized clandestinely; but now they assembled in great multitudes around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entrance of Christianity into Hungary looked like a triumphal march.(128)
Political disturbances afterwards interrupted this progress, but only for a short time. Adalbert of Prague visited the country, and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He baptized Geyza’s son, Voik, born in 961, and gave him the name of Stephanus, 994. Adalbert’s pupil, Rodla, remained for a longer period in the country, and was held in so high esteem by the people, that they afterwards would not let him go. When Stephanus ascended the throne in 997, he determined at once to establish Christianity as the sole religion of his realm, and ordered that all Magyars should be baptized, and that all Christian slaves should be set free. This, however, caused a rising of the pagan party under the head of Kuppa, a relative of Stephanus; but Kuppa was defeated at Veszprim, and the order had to be obeyed.
Stephanus’ marriage with Gisela, a relative of the emperor, Otto III., brought him in still closer contact with the German empire, and he, like Mieczyslav of Poland, borrowed the whole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from the German church. Ten bishoprics were formed, and plac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archbishop of Gran on the Danube (which is still the seat of the primate of Hungary); churches were built, schools and monasteries were founded, and rich revenues were procured for their support; the clergy was declared the first order in rank, and the Latin language was made the official language not only in ecclesiastical, but also in secular matters. As a reward for his zeal, Stephanus was presented by Pope Silvester II. with a golden crown, and, in the year 1000, he was solemnly crowned king by the archbishop of Gran, while a papal bull conferred on him the title of "His Apostolic Majesty." And, indeed, Stephanus was the apostle of the Magyars. As most of the priests and monks, called from Germany, did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the king himself travelled about from town to town, preached, prayed, and exhorted all to keep the Lord’s Day, the fast, and other Christian duties. Nevertheless, it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Christianity really took hold of the Magyars, chiefly on account of the deep gulf created between the priests and their flocks, partly by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 partly by the exceptional position which Stephanus had given the clergy in the community, and which the clergy soon learned to utilize for selfish purposes. Twice during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re occurred heavy relapses into paganism; in 1045, under King Andreas, and in 1060, under King Bela.
§ 37.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Russia.
Nestor (monk of Kieff, the oldest Russian annalist, d. 1116): Annales, or Chronicon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Babylonian tower to 1093). Continued by Niphontes (Nifon) from 1116–1157, and by others to 1676. Complete ed. in Russ by Pogodin, 1841, and with a Latin version and glossary by Fr. Miklosisch, Vindobon, 1860. German translation by Schlözer, Göttingen, 1802–’9, 5 vols. (incomplete).
J. G. Stritter: Memoriae Populorum olim ad Danubium, etc., incolentium ex Byzant. Script. Petropoli, 1771. 4 vols. A collection of the Byzantine sources.
N. M. Karamsin: History of Russia, 12 vols. St. Petersburg, 1816–29, translated into German and French.
Ph. Strahl: Beiträge zur russ. Kirchen-Geschichte (vol. I.). Halle, 1827; and Geschichte d. russ Kirche (vol. I.). Halle, 1830 (incomplete).
A. N. Mouravieff (late chamberlain to the Czar and Under-Procurator of the Most Holy Synod):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Russia (to the founding of the Holy Synod in 1721). St. Petersburg, 1840,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ev. R. W. Blackmore. Oxford, 1862.
A. P. Stanley: Lectures on the Eastern Church. Lec. IX.-XII. London, 1862.
L. Boissard: L’église de Bussie. Paris, 1867, 2 vols.
The legend traces Christianity in Russia back to the Apostle St. Andrew, who is especially revered by the Russians. Mouravieff commences hi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hurch with these words: "The Russian church, like the other Orthodox churches of the East, had an apostle for its founder. St. Andrew, the first called of the Twelve, hailed with his blessing long beforehand the destined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into our country. Ascending up and penetrating by the Dniepr into the deserts of Scythia, he planted the first cross on the hills of Kieff, and ’See you,’ said he to his disciples, ’those hills? On those hills shall shine the light of divine grace. There shall be here a great city, and God shall have in it many churches to His name.’ Such are the words of the holy Nestor that point from whence Christian Russia has sprung."
This tradition is an expansion of the report that Andrew labored and died a martyr in Scythia,(129) and nothing more.
In the ninth century the Russian tribes, inhabiting the Eastern part of Europe, were gathered together under the rule of Ruric, a Varangian prince,(130) who from the coasts of the Baltic penetrated into the centre of the present Russia, and was voluntarily accepted, if not actually chosen by the tribes as their chief. He is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Russian empire, a.d. 862, which in 1862 celebrated its millennial anniversary. About the same time or a little later the Russians became somewhat acquainted with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Eastern church, however, never developed any great missionary activity, and when Photius,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his circular letter against the Roman see, speaks of the Russians as already converted at his time (867), a few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empire, he certainly exaggerates. When, in 945, peace was concluded between the Russian grand-duke, Igor, and the Byzantine emperor, some of the Russian soldiers took the oath in the name of Christ, but by far the greatest number swore by Perun, the old Russian god. In Kieff, on the Dniepr, the capital of the Russian realm, there was at that time a Christian church, dedicated to Elijah, and in 955 the grand-duchess, Olga, went to Constantinople and was baptized. She did not succeed, however, in persuading her son, Svatoslav, to embrace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Russians was slow until the grand-duke Vladimir (980–1015), a grandson of Olga, and revered as Isapostolos ("Equal to an Apostle") with one sweep established it as the religion of the country. The narrative of this event by Nestor is very dramatic. Envoys from the Greek and the Roman churches, from the Mohammedans and the Jews (settled among the Chazares) came to Vladimir to persuade him to leave his old gods. He hesitated and did not know which of the new religions he should choose. Finally he determined to send wise men from among his own people to the various places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he envoys were so powerfully impressed by a picture of the last judgment and by the service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question at once was settled in favor of the religion of the Byzantine court.
Vladimir, however, would not introduce it without compensation. He was staying at Cherson in the Crimea, which he had just taken and sacked, and thence he sent word to the emperor Basil, that he had determined either to adopt Christianity and receive the emperor’s sister, Anne, in marriage, or to go to Constantinople and do to that city as he had done to Cherson. He married Anne, and was baptized on the day of his wedding, a.d. 988.
As soon as he was baptized preparations were made for the baptism of his people. The wooden image of Perun was dragged at a horse’s tail through the country, soundly flogged by all passers-by, and finally thrown into the Dniepr. Next, at a given hour, all the people of Kief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descended into the river, while the grand Duke kneeled, and the Christian priests read the prayers from the top of the cliffs on the shore. Nestor, the Russian monk and annalist, thus describes the scene: "Some stood in the water up to their necks, others up to their breasts, holding their young children in their arms; the priests read the prayers from the shore, naming at once whole companies by the same name. It was a sight wonderfully curious and beautiful to behold; and when the people were baptized each returned to his own home."
Thus the Russian nation was converted in wholesale style to Christianity by despotic power.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upreme influence of the ruler and the slavish submission of the subjects in that country. Nevertheless, at its first entrance in Russia, Christianity penetrated deeper into the life of the people than it did in any other country, without, however, bringing about a corresponding thorough moral transformation. Only a comparatively short period elapsed, before a complete union of the forms of religion and the nationality took place. Every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yea, every event in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was looked upon from a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and referred to some distinctly religious idea.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striking phenomenon is due in part to Cyrill’s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the Slavic language, which had been driven out from Moravia and Bohemia by the Roman priests, and was now brought from Bulgaria into Russia, where it took root. While the Roman church always insisted upon the exclusive use of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and the Latin language in divine service, the Greek church always allowed the use of the vernacular. Under its auspices there were produced translations into the Coptic, Syriac, Armenian, and Slavic languages, and the effects of this principle were, at least in Russia, most beneficial. During the reign of Vladimir’s successor, Jaroslaff, 1019–1054, not only wer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and schools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Greek theological books were translated, and the Russian church had, at an early date, a religious literature in the native tongue of the people. Jaroslaff, by his celebrated code of laws, became the Justinian of Russia.
The Czars and people of Russia have ever since faithfully adhered to the Oriental church which grew with the growth of the empire all along the Northern line of two Continents. As in the West, so in Russia, monasticism was the chief institution for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mong heathen savages. Hilarion (afterwards Metropolitan), Anthony, Theodosius, Sergius, Lazarus, are prominent name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Russian monasticism.
The subsequent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hurch is isolated from the main current of histoy, and almost barren of events till the age of Nikon and Peter the Great. At first she was dependent on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1325 Moscow was founded, and became, in the place of Kieff, the Russian Rome, with a metropolitan, who after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became independent (1461), and a century later was raised to the dignity of one of the five patriarchs of the Eastern Church (1587). But Peter the Great made the Northern city of his own founding the ecclesiastical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metropolis, and transferred the authority of the patriarchate of Moscow to the "Holy Synod" (1721), which permanently resides in St. Petersburg and constitutes the highest ecclesiastical judicatory of Russia under the caesaropapal rule of the Czar, the most powerful rival of the Roman Pope.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6): Max Müller, Science of Language, I. 121.
(2; original 7): The word Druid or Druidh is not from the Greek dru'", oak (as the elder Pliny thought), but a Keltic term draiod, meaning sage, priest, and is equivalent to the magi in the ancient East. In the Irish Scriptures draiod is used for magi, Matt. 2:1.
(3; original 8): See Haddan & Stubbs, Counc. and Eccles. Doc. I. 22-26, and Pryce, 31 sqq. Haddan says, that "statements respecting (a) British Christians at Rome, (b) British Christians in Britain, (c) Apostles or apostolic men preaching in Britain, in the first century—rest upon either guess, mistake or fable;" and that "evidence alleged for the existence of a Christian church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century is simply unhistorical." Pryce calls these early agencies "gratuitons assumptions, plausible guesses, or legendary fables." Eusebius, Dem. Ev. III. 5, speaks as if some of the Twelve or of the Seventy had "crossed the ocean to the isles called British;" but the passage is rhetorical and indefinite. In his Church History he omits Britain from the apostolic mission-field.
(4; original 9): It is merely an inference from the well-known passage of Clement of Rome, Ep. ad Corinth. c. 5, that Paul carried the gospel "to the end of the West" (ejpi;to;tevrmath'"duvsew"). But this is far more naturally understood of a visit to Spain which Paul intended (Rom. xv. 28), and which seems confirmed by a passage in the Muratorian Fragment about 170 ("Profectionem Pauli ab urbe ad Spaniam proficiscentis "); while there is no trace whatever of an intended or actual visit to Britain. Canon Bright calls this merely a "pious fancy" (p. 1), and Bishop Lightfoot remarks: "For the patriotic belief of some English writers, who have included Britain in the Apostle’s travels, there is neither evidence nor probability" (St. Clement of Rome p. 50). It is barely possible however, that some Galatian converts of Paul, visiting the far West to barter the hair-cloths of their native land for the useful metal of Britain, may have first made known the gospel to the Britons in their kindred Keltic tongue. See Lightfoot, Com. on Gal., p. 246.
(5; original 10): Book I., ch. 4: "Lucius, king of the Britons, sent a letter to Eleutherus, entreating that by his command he might be made a Christian. He soon obtained his pious request, and the Britons preserved the faith, which they had received, uncorrupted and entire, in peace and tranquillity, until the time of the Emperor Diocletian." Comp. the footnote of Giles in loc. Haddan says (I. 25): "The story of Lucius rests solely upon the later form of the Catalogus Pontificum Romanorum which was written c. a. d. 530, and which adds to the Vita Eleutherus (a. d. 171-186) that ’Hic (Eleutherus)accepit epistolam a Lucio Britanniae Rege, ut Chrristianus efficeretur par ejus mandatum.’ But these words are not in the original Catalogus, written shortly after a. d. 353." Beda copies the Roman account. Gildas knows nothing of Lucius. According to other accounts, Lucius ((Lever Maur, or the Great Light) sent Pagan and Dervan to Rome, who were ordained by Evaristus or Eleutherus, and on their return established the British church. See Lingard, History of England, I. 46.
(6; original 11): Adv. Judaeos 7: "Britannorum inaccessa Romanis loca, Christo vero subdita." Bishop Kaye (Tertull., p. 94) understands this passage as referring to the farthest extremities of Britain. So Burton (II. 207): "Parts of the island which had not been visited by the Romans." See Bright, p. 5.
(7; original 12): Bede I. 7. The story of St. Alban is first narrated by Gildas in the sixth century. Milman and Bright (p. 6) admit his historic reality.
(8; original 13): Wiltsch, Handbuch der Kirchl. Geogr. und Statistik I. 42 and 238, Mansi, Conc. II. 467, Haddan and Stubbs, l.c., I. 7. Haddan identifies Colonia Londinensium with Col. Legionensium, i.e. Caerleon-on-Usk.
(9; original 14): See Haddan and Stubbs, I. 7-10.
(10; original 15): Bede I. 21 ascribes the triumph of the Catholic faith over the Pelagian heresy to the miraculous healing of a lame youth by Germanus (St. Germain), Bishop of Auxerre. Comp. also Haddan and Stubbs, I. 15-17.
(11; original 16): See Haddan and Stubbs, I. 36-40.
(12; original 17): The British and Irish Christians were stigmatized by their Roman opponents as heretical Quartodecimans (Bede III. 4); but the Eastern Quartodecimans invariably celebrated Easter on the fourteenth day of the month (hence their designation), whether it fell on a Sunday or not; while the Britons and Irish celebrated it always on a Sunday between the 14th and the 20th of the month; the Romans between the 15th and 21st. Comp. Skene, l.c. II. 9 sq.; the elaborate discussion of Ebrard, Die, iro-schott. Missionskirche, 19-77, and Killen, Eccles. Hist. of Ireland, I. 57 sqq.
(13; original 18): The chronology, is somewhat uncertain. See Lappenberg’s Geschichte von England, Bd. I., p. 73 sqq.
(14; original 19): Quoted by Lingard, I. 62. The picture here given corresponds closely with that given in Beowulf’s Drapa, from the 9th century.
(15; original 20): King Arthur (or Artus), the hero of Wales, of the Chronicles of Geoffrey of Monmouth, and the romances of the Round Table, if not entirely mythical, was one of the last Keltic chiefs, who struggled against the Saxon invaders in the sixth century. He resided in great state at Caerleon in Wales, surrounded by valorous knights, seated with him at a round table, gained twelve victories over the Saxons, and died in the battle of Mount Badon or Badon Hill near Bath (a. d. 520). The legend was afterwards Christianized, transferred to French soil, and blended with the Carlovingian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which never existed. Arthur’s name was also connected since the Crusades with the quest of the Holy Grail or Graal (Keltic gréal, old French san gréal or greel), i.e. the wonderful bowl-shaped vessel of the Lord’s Supper (used for the Paschal Lamb, or, according to another view, for the cup of blessing), in which Joseph of Arimathaea caught the blood of the Saviour at the cross, and which appears in the Arthurian romances as the token of the visible presence of Christ, or the symbolic embodiment of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Hence the derivation of Grail from sanguis realis, real blood, or sang royal, the Lord’s blood. Others derive it from the Romanic greal, cup or dish; still others from the Latin graduale. See Geoffrey of Monmouth, Chronicon sive Historia Britonum (1130 and 1147,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aron Thomson, London, 1718); Sir T. Malory, History of Prince Arthur (1480-1485, new ed. by, Southey, 1817); Wolfram von Eschenbach Parcival and Titurel (about 1205, transl. by K. Simrock, Stuttg., 1842); Lachmann, Wolfram von Eschenbach (Berlin, 1833, 2nd ed, 1854); Göschel Die Sage von Parcival und vom Gral nach Wolfram von Eschenbach (Berlin, 1858); Paulin Paris, Les Romans de la Table Ronde (Paris, 1860); Tennyson, The Idylls, of the King (1859), and The Holy Grail (1869); Skene, Four Ancient Books of Wales (1868); Stuart-Glennie, Arthurian Localities (1869); Birch-Herschfeld, Die Sage vom Gral, (Leipz., 1877); and an article of Göschel, Gral in the first ed. of Herzog’s Encykl. V. 312 (omitted in the second ed.).
(16; original 21): Bede (I. 22) counts it among the most wicked acts or neglects rather, of the Britons mentioned even by their own historian Gildas, that they, never preached the faith to the Saxons who dwelt among them.
(17; original 22):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Vol. I., p. 22 (Oxford ed. of 1873).
(18; original 23): Beda (B. II., ch.1 at the close) received this account "from the ancients" (ab antiquis, or traditione majorum), but gives it as an episode, not as a part of the English mission (which is related I. 53). The elaborate play on words excites critical suspicion of the truth of the story, which, though well told, is probably invented or embellished, like so many legends about Gregory, ."Se non vero, e ben trovato."
(19; original 24): Among these books were a Bible in 2 vols., a Psalter, a book of the Gospels, a Martyrology, Apocryphal Lives of the Apostles, and some Commentaries.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 or beginning of the library of the whole English church."
(20; original 25): The first journey of Augustin, in 595, was a failure. He started finally for England July 23d, 596, wintered in Gaul, and landed in England the following year with about forty persons, including Gallic priests and interpreters. Haddan and Stubbs, III. 4.
(21; original 26): Bede I. 25.
(22; original 27): "Non enim omnes electi miracula faciunt, sed tamen eorum omnium nomina in caelo sunt ascripta."Greg., Ad Augustinum Anglorum Episcopum, Epp. Lib. XI. 28, and Bede I. 31.
(23; original 28): Not AEtherius, as Bede has it, I. 27, and in other places. AEtherius was the contemporary archbishop of Lyons.
(24; original 29): Bede I. 27 sqq. gives extracts from Gregory’s answers. It is curious how the pope handles such delicate subjects as the monthly courses and the carnal intercourse between married people. A husband, he says, should not approach his wife after the birth of an infant, till the infant be weaned. Mothers should not give their children to other women to suckle. A man who has approached his wife is not to enter the church unless washed with water and till after sunset. We see here the genius of Romanism which aims to control by its legislation all the ramifications of human life, and to shackle the conscience by a subtle and minute casuistry. Barbarians, however, must be treated like children.
(25; original 30): "Non enim pro locis res, sed pro bonis rebus loca amanda sunt. Ex singulis ergo quibusdam ecclesiis, quae pia, quae religiosa, quae recta sunt, elige, et haec quasi in fasciculum collecta apud Anglorum mentes in consuetudinem depone." Gr. Respons. ad interrogat. Aug., Ep. XI. 64, and Bede I. 27.
(26; original 31): "Is qui locum summum ascendere nititur, gradibus wel passibus, saltibus elevatur." Ep. lib. XI. 76 (and Bede I. 30). This epistle of the year 601 is addressed to Mellitus on his way to England, but is intended for Augustin ad faciliorem Anglorum conversionem. In Sardinia, where Christianity already prevailed, Gregory advised Bishop Januarius to suppress the remaining heathenism by imprisonment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27; original 32): York and London had been the first metropolitan sees among the Britons. London was even then, as Bede (II. 3) remarks, a mart of many nations resorting to it by sea and land.
(28; original 33): O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two conferences see the notes in Haddan and Stubbs, III. 40 and 41.
(29; original 34): Bede mentions twelve hundred, but the Saxon chronicle (a. d. 607) only two hundred.
(30; original 35): Bede II., c. 3; Haddan and Stubbs, III. 53.
(31; original 36): Bede III., c. 14-17; V. 24.
(32; original 37): See the details of the missionary labors in the seven kingdoms in Bede; also in Milman l.c.; and the documents in Haddan and Stubbs, vol. III.
(33; original 38):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ptarchic kingdom," says Professor Stubbs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 p. 217), "during the seventh century not only revealed to Europe and Christendom the existence of a new nation, but may be said to have rendered the new nation conscious of its unity in a way in whi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eathenism, community of language and custom had failed to do."
(34; original 39): See a full account of this controversy in Bede, III, c. 25, 26, and in Haddan and Stubbs, III. 100-106.
(35; original 40): The works of Theodore (Poenitentiale, etc.) in Migne’s Patrol., Tom. 99, p. 902. Comp. also Bede, IV. 2, Bright, p. 223, and especially Haddan and Stubbs, III. 114-227, where his Penitential is given in full. It was probably no direct work of Theodore, but drawn up under his eye and published by his authority. It presupposes a very bad state of morals among the clergy of that age.
(36; original 41): See Karl Werner (R.C.), Beda und seine Zeit, 1875. Bright, l.c., pp. 326 sqq.
(37; original 42): Beda, Hist. Eccl. Angl., IV. 24. Caedmonis monachi Paraphrasis poetica Genescos ac praecipuarum sacrae paginae Historiarum, ed. F. Junius, Amst., 1655; modern editions by B. Thorpe, Lond., 1832, and C. W. M. Grein, Götting., 1857. Bouterwek, Caedmon’s des Angelsachen biblische Dichtungen, Elberfeld, 1849-54, 2 Parts. F. Hammerich, AElteste christliche Epik der Angelsachsen, Deutschen und Nordländer. Transl. from the Danish by Michelsen, 1874. Comp. also the literature on the German Heliand, § 27.
(38; original 43): From Bright, p. 449, compared with the dates in Haddan and Stubbs vol. III.
(39; original 44): Agricola thought of invading Ireland, and holding it by a single legion, in order to remove from Britain the dangerous sight of freedom. Tacitus, Agric., c. 24.
(40; original 45): Isidore of Seville in 580 (Origines XIV. 6) was the first to call Hibernia by the name of Scotia: "Scotia eadem et Ibernia, proxima Britanniae insula."
(41; original 46): Prosper Aquitan. (a. d. 455-463), Chron. ad an. 431: "Ad Scotos in Christum credentes ordinatus a Papa Coelestino Palladius primus Episcopus mittitur." Comp. Vita S. Palladii in the Book of Armagh, and the notes by Haddan and Stubbs, Vol. II., Part II., pp. 290, 291.
(42; original 47): He is said to have left in Ireland, when he withdrew, some relics of St. Peter and Paul, and a cop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which the Pope had given him, together with the tablets on which he himself used to write. Haddan & Stubbs, p. 291.
(43; original 48): Hence Montalembert says (II. 393): "The Christian faith dawned upon Ireland by means of two slaves." The slave-trade between Ireland and England flourished for many centuries.
(44; original 49): This fact is usually, omitted by Roman Catholic writers. Butler says simply: "His father was of a good family." Even Montalembert conceals it by calling "the Gallo-Roman (?) Patrick, son of a relative of the great St. Martin of Tours" (II. 390). He also repeats, without a shadow of proof, the legend that St. Patrick was consecrated and commissioned by Pope St. Celestine (p. 391), though he admits that "legend and history have vied in taking possession of the life of St. Patrick."
(45; original 50): The dates are merely conjectural. Haddan & Stubbs (p. 295) select a. d. 440 for St. Patrick’s mission (as did Tillemont & Todd), and 493 as the year of his death. According to other accounts, his mission began much earlier, and lasted sixty years. The alleged date of the foundation of Armagh is a. d. 445.
(46; original 51): Afterwards Armagh disputed the claims of Downpatrick See Killen I. 71-73.
(47; original 52): Killen, Vol. I. 12. Patrick describes himself as "Hiberione constitutus episcopus." Afterwards he was called "Episcopus Scotorum," then "Archiapostolus Scotorum," then "Abbat of all Ireland," and "Archbishop, First Primate, and Chief Apostle of Ireland.’ See Haddan & Stubbs, p. 295.
(48; original 53): Haddan & Stubbs, p. 294, note: "The language of the Hymns of S. Sechnall and of S. Fiacc, and of S. Patrick’s own Confessio, and the silence of Prosper, besides chronological difficulties, disprove, upon purely historical grounds, the supposed mission from Rome of S. Patrick himself; which first appears in the Scholia on S. Fiacc’s Hymn."
(49; original 54): The probable date of foundation is a. d. 480. Haddan & Stubbs, p. 295.
(50; original 55): The Irish was first published by Dr. Petrie, and translated by Dr. Todd. Haddan & Stubbs (320-323) give the Irish and English in parallel columns. Some parts of this hymn are said to be still remembered by the Irish peasantry, and repeated at bed-time as a protection from evil, or "as a religious armor to protect body and soul against demons and men and vices."
(51; original 56): See Killen I. 76, note. Montalembert says, III. 118, note: "Irish narratives know scarcely any numerals but those of three hundred and three thousand.
(52; original 57): A witty Irishman, who rowed me (in 1875) over Lake Killarney, told me that St. Patrick put the last snake into an iron box, and sunk it to the bottom of the lake, although he had solemnly promised to let the creature out. I asked him whether it was not a sin to cheat a snake? "Not at all," was his quick reply, "he only paid him in the same coin; for the first snake cheated the whole world." The same guide told me that Cromwell killed all the good people in Ireland, and let the bad ones live; and when I objected that he must have made an exception with his ancestors, he politely replied: "No, my parents came from America."
(53; original 58): Petrie (Round Towers, p. 137, quoted by Killen I. 26) speaks of crowds of foreign ecclesiastics—Roman, Egyptian, French, British, Saxon—who flocked Ireland as a place of refuge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54; original 59): Montalembert, II. 397.
(55; original 60): See Reeves, S. Columba, Introd, p. lxxi.
(56; original 61): Catalogus Sanctorum Hiberniae published by Ussher from two MSS, and in Haddan & Stubbs, 292-294.
(57; original 62): Contained in the Leabhar Breac, and in the Book of Leinster.
(58; original 63): Skene II. 22
(59; original 64): Ammianus Marcellinus (XV. 9) describes the Druids as "bound together in brotherhoods and corpo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ecepts of Pythagoras!" See Killen, I. 29.
(60; original 65): See next section. St. Patrick also is said to have been one of St. Martin’s disciples; but St. Martin lived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earlier.
(61; original 66): Angus the Culdee, in his Litany, invokes "forty thousand monks, with the blessing of God, under the rule of Comgall of Bangor." But this is no doubt a slip of the pen for "four thousand." Skene II. 56. Bangor on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Ireland must not be confounded with Bangor on the westem coast of Wales.
(62; original 67): Haddan & Stubbs, Vol. I., 170-198, give a collection of Latin Scripture quotations of British or Irish writers from the fifth to the ninth century (Fastidius, St. Patrick, Gildas, Columbanus, Adamnanus, Nennius, Asser, etc.), 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Vulgate, though known to Fastidius in Britain about a. d. 420, was probably unknown to St. Patrick, writing half a century later in Ireland, but that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on, the Vulgate gradually superseded the Irish Latin version formerly in use.
(63; original 68): Haddan & Stubbs, I. 192; Comp. p. 10. Ebrard and other writers state the contrary, but without proof.
(64; original 69):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words Parish Magazine, 1861.
(65; original 70): See details in Lanigan and Killen (ch. vii.).
(66; original 71): This papal-Irish bull is not found in the Bullarium Romanum, the editors of which were ashamed of it, and is denounced by some Irish Romanists as a monstrous and outrageous forgery, but it is given by, Matthew Paris (1155), was confirmed by Pope Alexander III. in a letter to Henry II. (a. d. 1172), published in Ireland in 1175, printed in Baronius, Annales, ad a. d. 1159, who took his copy from a Codex Vaticanus and is acknowledged as undoubtedly genuine by Dr. Lanigan, the Roman Catholic historian of Ireland (IV. 64), and other authorities; comp. Killen I. 211 sqq. It is as follows:
"Adrian, Bishop, Servant of the servants of God, to his dearest son in Christ, the illustrious King of England, greeting and apostolic benediction.
" Full laudably, and profitably has your magnificence conceived the design of propagating your glorious renown on earth, and of completing your reward of eternal happiness in heaven, whilst as a Catholic prince you are intent on enlarging the borders of the Church, teaching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o the ignorant and rude, extirpating the nurseries of iniquity from the field of the Lord, and for the more convenient execution of this purpose, requiring the counsel and favor of the Apostolic See. In which the maturer your deliberation and the greater the discretion of your procedure, by, so much the happier, we trust, will be your progres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Lord; because whatever has its origin in ardent faith and in love of religion always has a prosperous end and issue.
"There is indeed no doubt but that Ireland and all the islands on which Christ the Sun of Righteousness has shone, and which have received the doctrin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belong to the jurisdiction of St. Peter and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as your Excellency also acknowledges. And therefore we are the more solicitous to propagate a faithful plantation among them, and a seed pleasing to the Lord, as we have the secret conviction of conscience that a very, rigorous account must be rendered of them.
" You then, most dear son in Christ, have signified to us your desire to enter into the island of Ireland that you may reduce the people to obedience to laws, and extirpate the nurseries of vice, and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pay from each house a yearly pension of one penny to St. Peter, and that you will preserve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es of this land whole and inviolate. We, therefore, with that grace and acceptance suited to your pious and laudable design, and favorably assenting to your petition, hold it good and acceptable that, for extending the borders of the church, restraining the progress of vice, for the correction of manners, the planting of virtu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you enter that island, and execute therein whatever shall pertain to the honor of God and welfare of the land; and that the people of that land receive you honorably, and reverence you as their lord—the rights of their churches still remaining sacred and inviolate, and saving to St. Peter the annual pension of one penny from every house.
"If then you are resolved to carry the design you have conceived into effectual execution, study to train that nation to virtuous manners, and labor by yourself and others whom you shall judge meet for this work, in faith, word, and life, that the church may be there adorned; that the relig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may be planted and grow up, and that all things pertaining to the honor of God and the salvation of souls be so ordered that you may be entitled to the fulness of eternal reward in God, and obtain a glorious renown on throughout all ages."
(67; original 72): Killen, I. 226 sq.
(68; original 73): In Gaelic, Calyddom, land of forests, or, according to others, from Kaled, i.e hard and wild.
(69; original 74): On Whittern and the Candida Casa, see Nicholson, History of Galloway, I. 115; Forbes, S. Ninian and S. Kentigern, 268, and Skene, II. 46.
(70; original 75): In Welsh, Cyndeyrn means chief, Munghu dear, amiable. See Skene, II. 183.
(71; original 76): The meeting of the two saints, as recorded by Jocelyn, reminds one of the meeting of St. Antony with the fabulous Paul of Thebes.
(72; original 77): See Forbes, Kalendars, p. 372, and Skene, II. 197.
(73; original 78): Forbes (p. 319) gives a list of 26.
(74; original 79): In the Irish calendar there are twenty saints of the name Columba, or Columbanus, Columbus, Columb. The most distinguished next to Columbcille is Columbanus, the Continental missionary, who has often been confounded with Columba. In the Continental hagiology, the name is used for female saints. See Reeves, p. 248.
(75; original 80): Montalembert, III. 112. This poem strikes the key-note of father Prout’s more musical "Bells of Shandon which sound so grand on the river Lee."
(76; original 81): "Pro Christo peregrinare volens," says Adamnan (p. 108), who knows nothing of his excommunication and exile from Ireland in consequence of a great battle. And yet it is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this tradition. In one of the Irish Keltic poems ascribed to Columba, he laments to have been driven from Erin by his own fault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e blood shed in his battles. Montalembert, III. 145.
(77; original 82): This is not an adaptation to Columba’s Hebrew name (Neander), but a corruption of Ii-shona, i.e. the Holy Island (from Ii, the Keltic name for island, and hona or shona, sacred). So Dr. Lindsay Alexander and Cunningham. But Reeves (l.c. Introd., p. cxxx.) regards Ioua as the genuine form, which is the feminine adjective of Iou (to be pronounced like the English Yeo). The island has borne no fewer than thirty names.
(78; original 83): "No two objects of interest," says the Duke of Argyll (Iona, p. 1) "could be more absolutely dissimilar in kind than the two neighboring islands, Staffa and Iona:—Iona dear to Christendom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Staffa known to the scientific and the curious only since the close of the last century. Nothing but an accident of geography could unite their names.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can thoroughly understand and enjoy them both is probably very small."
(79; original 84): "Hither came holy men from Erin to take counsel with the Saint on the troubles of clans and monasteries which were still dear to him. Hither came also bad men red-handed from blood and sacrilege to make confession and do penance at Columba’s feet. Hither, too, came chieftains to be blessed, and even kings to be ordained—for it is curious that on this lonely spot, so far distant from the ancient centres of Christendom, took place the first recorded case of a temporal sovereign seeking from a minister of the Church w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very like formal consecration. Adamnan, as usual, connects his narrative of this event, which took place in 547, with miraculous circumstances, and with Divine direction to Columba, in his selection of Aidan, one of the early kings of the Irish Dalriadic colony in Scotland.
" The fame of Columba’s supernatural powers attracted many and strange visitors to the shores on which we are now looking. Nor can we fail to remember, with the Reilig Odhrain at our feet, how often the beautiful galleys of that olden time came up the sound laden with the dead,—’their dark freight a vanished life.’ A grassy mound not far from the present landing place is known as the spot on which bodies were laid when they were first carried to the shore. We know from the account of Columba’s own burial that the custom is to wake the body with the singing of psalms during three days and nights before laying it to its final rest. It was then home in solemn procession to the grave. How many of such processions must have wound along the path that leads to the Reilig Odhrain! How many fleets of galley must have ridden at anchor on that bay below us, with all those expressive signs of mourning which belong to ships, when kings and chiefs who had died in distant lands were carried hither to be buried in this holy Isle! From Ireland, from Scotland, and from distant Norway there came, during many centuries, many royal funerals to its shores. And at this day by far the most interesting remains upon the Island are the curious and beautiful tombstones and crosses which lie in the Reilig Odhrain. They belong indeed, even the most ancient of them, to, in age removed by many hundred years from Columba’s time. But they represent the lasting reverence which his name has inspired during so many generations and the desire of a long succession of chiefs and warriors through the Middle Ages and down almost to our own time, to be buried in the soil he trod." The Duke of Argyll, l.c., pp. 95-98.
(80; original 85): See a list of churches in Reeves, p. xlix. lxxi., and Forbes, Kalendar, etc. p. 306, 307; comp. also Skene, II. 127 sqq.
(81; original 86): Montalembert’s delineation of Columba’s character assumes, apparently, the truth of these biographies, and is more eloquent than true. See Skene, II. 145.
(82; original 87): On the regula Columbani, see Ebrard, 147 sqq.
(83; original 88): Bede, H. E., III. 4; V. 9.
(84; original 89): For a very full account of the economy and constitution of Iona, see Reeves, Introduction to Life of Saint Columba, pp. c.-cxxxii.
(85; original 90): H. E. III. 4.
(86; original 91): To Adamnan and to Bede, the name was entirely unknown. Skene (II. 226) says: "In the whole range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here is nothing more entirely destitute of authority tha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ame to the Columban monks of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or more utterly baseless than the fabric which has been raised upon that assumption." The most learned and ingenious construction of an imaginary Protestant Culdee Church was furnished by Ebrard and McLauchlan.
(87; original 92): The word Culdee is variously derived from the Gaelic Gille De, servant of God; from the Keltic Cuil or Ceal, retreat, recess, and Cuildich, men of the recess (Jamieson, McLauchlan, Cunningham); from the Irish Ceile De, the spouse of God (Ebrard), or the servant of God (Reeves); from the Irish Culla, cowl, i.e. the black monk; from the Latin Deicola, cultores Dei (Colidei), worshippers of God the Father, in distinction from Christicolae (Calechrist in Irish), or ordinary Christians (Skene); from the Greek kellew'tai, men of the cells (Goodall). The earliest Latin form is Kaledei. in Irish Keile as a substantive means socius maritus, also servus. On the name, see Braun, De Culdeis, Bonn, 1840, McLauchlan pp. 175 sq.; Ebrard pp. 2 sq., and Skene, II. 238.
(88; original 93): The Duke of Argyll who is a Scotch Presbyterian, remarks (l.c. p. 41): "It is vain to look, i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Scoto-Irish Church, for the model either of primitive practice, or of any particular system. As regards the theology of Columba’s time, although it was not what we now understand as Roman, neither assuredly was it what we understand as Protestant. Montalembert boasts, and I think with truth, that in Columba’s life we have proof of the practice of the auricular confession, of the invocation of saints, of confidence in their protection, of belief in transubstantiation [?], of the practices of fasting and of penance, of prayers for the dead, of the sign of the crow in familiar—and it must be added—in most superstitious us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symptom of the worship or ’cultus’ of the Virgin, and not even an allusion to such an idea as the universal bishopric of Rome, or to any special authority as seated there."
(89; original 94): Cunningham, Church Hist. of Scotland, p. 100.
(90; original 95): Skene, II. 418.
(91; original 96): The usual spelling. Better: Wulfila, i.e. Wölflein, Little Wolf.
(92; original 97): In his testamentary creed, which he always held (semper sic credidi), he confesses faith "in God the Father and in his only begotten Son our Lord and God, and in the Holy Spirit as virtutem illuminantem et sanctificantem nec Deum nec Dominum sed ministrum Christi." Comp. Krafft, l.c. 328 sqq.
(93; original 98): With the oil of the miraculous cruise of oil (Ampulla Remensis) which, according to Hincmar, a dove brought from heaven at the confirmation of Clovis, and which was destroyed in 1794, but recovered in 1824.
(94; original 99): Vol. I. p. 394, quoted by Montalembert.
(95; original 100): Montalembert, Vol. II. p. 230.
(96; original 101): Tolbiacum Zülpich.
(97; original 102): Ozanam, Etudes Germaniques, II. 54.
(98; original 103): Montalembert II. 235. Comp. also the graphic description of the Merovingian house in Dean Milman’s Lat. Christ., Bk. III, ch.2 (Vol. I., p. 395, Am. ed.).
(99; original 104): The brotherhood of St. Maur was founded in 1618, and numbered such scholars as Mabillon, Montfaucon, and Ruinart.
(100; original 105):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monasticism under the Merovingians is well told by Montalembert, II. 236-386.
(101; original 106): Also called Columba the younger, to distinguish him from the Scotch Columba. There is a second St. Columbanus, an abbot of St. Trudo (St. Troud) in France, and a poet, who di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102; original 107): The date assigned by Hertel, l.c., and Meyer von Knonau, in "Allg. Deutsche Biographie," IV. 424 (1876).
(103; original 108): The date according to the Bollandists and Smith’s Dict. of Chr. Biogr. Ebrard puts the emigration of Columbanus to Gaul in the year 594.
(104; original 109):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between his Regula Monastica, in ten chapters, and his Regula Coenobialis Fratrum, sive, Liber de quotidianis Poenitentiis Monachorum, in fifteen chapters. The latter is unreasonably rigorous, and imposes corporal punishments for the slightest offences, even speaking at table, or coughing at chanting. Ebrard (l.c., p. 148 sqq.) contends that the Regula Coenobialis, which is found only in two codices, is of later origin. Comp. Hertel, l.c.
(105; original 110): For a full account of this quarrel see Montalembert, II. 411 sqq.
(106; original 111): "Roma orbis terrarum caput est ecclesiarum, salva loci Dominicae resurrectiois singulari praerogativa."
(107; original 112): Montalembert, II. 436.
(108; original 113): See the anonymous Vita S. Galli in Pertz, Monumenta II. 123, and in the Acta Sanct., Tom. VII. Octobris. Also Greith, Geschichte der altirischen Kirche … als Einleitung in die, Gesch. des Stifts St. Gallen (1857), the chapter on Gallus, pp. 333 sqq.
(109; original 114): aiJejntai'" Germanivai"iJdrumevnaiejkklhsivai. Adv. haer. I. 10, 2
(110; original 115): Comp. besides the Letters of Boniface, the works of Neander, Rettberg, Ebrard, Werner and Fischer, quoted below.
(111; original 116): One that wins peace. His Latin name Bonifacius, Benefactor, was probably his monastic name, or given to him by the pope on his second visit to Rome. 723.
(112; original 117): The juramentum of Boniface, which he ever afterwards remembered and observed with painful conscientiousness deserves to be quoted in full, as it contains his whole missionary policy (see Migne, l.c., p. 803):
"In nomine Domini Dei Salvatoris nostri Jesus Christi, imperante domino Leone Magno imperatore, anno 7 post consulatum ejus, sed et Constantini Magni imperatoris ejus filii anno 4, indictione 6. Promitto ego Bonifacius, Dei gratia episcopus, tibi, beate Petre, apostolorum princeps vicarioque tuo beato Gregorio papae et successoribus ejus, per Patrem et Filium, et Spiritum Sanctum, Trinitatem inseparabilem, et hoc sacratissimum corpus tuum, me omnem fidem et puritatem sanctae fidei catholicae exhibere, et in unitate ejusdem fidei, Deo operante, persistere in quo omnis Christianorum salus esse sine dubio comprobatur, nullo modo me contra unitatem communis et universalis Ecclesiae, quopiam consentire, sed, ut dixi, fidem et puritatem meam atque concursum, tibi et utilitatibus tiae Ecclesiae, cui a Domino Deo potestasligandi solvendique data est, et praedicto vicario tuo atque successoribus ejus, per omnia exhibere. Sed et si cognovero antistites contra instituta antiqua sanctorum patrum conversari, cum eis nullam habere communionem aut conjunctionem; sed magis, si valuero prohibere, prohibeam; si minus, hoc fideliter statim Domino meo apostolico renuntiabo. Quod si, quod absit, contra hujus professionis meae seriem aliquid facere quolibet modo, seu ingenio, vel occasione, tentavero, reus inveniar in aeterno judicio, ultionem Ananiae et Saphirae incurram, qui vorbis etiam de rebus propriis fraudem facere praesumpsit: hoc autem indiculum sacramenti ego Bonifacius exiguus episcopus manu propria, ita ut praescriptum, Deo teste et judice, feci sacramentum, quod et conservare promitto."
With all his devotion to the Roman See, Boniface was manly and independent enough to complain in a letter to Pope Zacharias of the scandalous heathen practices in Rome which were reported by travellers and filled the German Christians with prejudice and disobedience to Rome. See the letter in Migne, l.c. p. 746 sqq.
(113; original 118): In Migne, l.c., p. 870. A German translation in Crue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digt im Mittelalter (1879), p. 14.
(114; original 119): Othlo, Vita Bonif., c. 26 (Migne, l.c. fol. 664).
(115; original 120): The description he gives of their immorality, must be taken with considerable deduction. In Ep. 49 to Pope Zacharias (a. d. 742) in Migne, l.c., p. 745, he speaks of deacons, priests and bishops hostile to Rome, as being guilty of habitual drunkenness, concubinage, and even polygamy. I will only quote what he says of the bishops: "Et inveniuntur quidem inter eos episcopi, qui, licet dicant se fornicarios vel adulteros non esse, sed sunt ebriosi, et injuriosi, vel venatores, et qui pugnant in exercitu armati, et effundunt propria manu sanguinem hominum, sive paganorum, sive Christianorum."
(116; original 121): Condensed translation from Epist. 75 in Migne, fol. 778.
(117; original 122): See "Fulda und seine Privilegien" in Jul. Harttung, Diplomatisch-historische Forschungen, Gotha, 1879, pp. 193 sqq.
(118; original 123): The chief source is the Vita Sturmi by his pupil Eigil abbot of Fulda, 818 to 822, in Mabillon, "Acta Sanct. Ord. Bened." Saec. VIII. Tom. 242-259.
(119; original 124): "Jetzt war Sachsen besiegt," says Giesebrecht (l.c., p. 117), "und mit Blutgesetzen worden das Christenthum und das Königthum zugliech den Sachsen aufgedrungen. Mit Todesstrafen wurde die Taufe erzwungen, die heidnischen Gebräuche bedroht; jede Verletzung eines chistlichen Priesters wurde, wie der Aufruhr gegen den König und der Ungehorsam gegen seine Befehle, zu einem todeswuerdigen Verbrechen gestempelt."
(120; original 125): Neander III. 152 sqq. (Germ, ed.; Torrey’s trnsl. III. 76). It seems to me, from looking over Alcuin’s numerous epistles to the emperor, he might have used his influence much more freely with his pupil. Merivale says (p. 131): "Alcuin of York, exerted his influence upon those Northern missions from the centre of France, in which he had planted himself. The purity and simplicity of the English school of teachers contrasted favoably with the worldly, character of the Frankish priesthood, and Charlemagne himelf was impressed with the importance of intrus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 throughout his Northern conquests to these foreigners rather than to his own subjects. He appointed the Anglo-Saxon Willibrord to preside over the district of Estphalia, and Liudger, a Friesian by birth, but an Englishman by his training at York, to organize the church in Westphalia; while he left to the earlier foundation of Fulda, which had also received its first Christian traditions from the English Boniface and his pupil Sturm, the charge of Engern or Angaria. From the teaching of these strangers there sprang up a crop of Saxon priests and missionaries; from among the youths of noble family whom the conqueror had carried off from their homes as hostages, many were selected to be trained in the monasteries for the life of monks and preachers. Eventually the Abbey of Corbie, near Amiens, was founded by one of the Saxon convert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centre of Christian teaching. From hence sprang the daughter-foundation of the New Corbie, or Corby, on the banks of the Weser, in the diocese of Paderborn. This abbey received its charter from Louis le Debonnaire in 823, and became no less important an institu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in the north of Germany, than Fulda still continued to be in the centre, and St. Gall in the South."
(121; original 126): See Ed. Sievers, Heliand, Halle, 1878.
(122; original 127): Epist. 13, in Monumenta Alcuiniana, Ed. Jaffé.
(123; original 128): Mabillon: Act. Sanct. Bened. Ord. IV. 2, p. 124.
(124; original 129): Si dignus essem apud Deum meum, rogarem quatenus unum mihi concederet signum, videlicet ut de me sua gratia faceret bonum hominem." Vita by Rimbert, c. 67 (Migne 118, p. 1008).
(125; original 130): Passio S. Adalberti, in Scriptores Rerum Prussicarum I., and Vita S. Adalberti in Monumenta German. IV.
(126; original 131): Missale proprium regum Poloniae, Venet. 1629; Officia propria patronorum regni Poloniae, Antwerp, 1627.
(127; original 132): Grimm: Deutsche Mythologie, II. 733.
(128; original 133): See the letter from Bishop Pilgrin of Passau to Pope Benedict VI. in Mansi, Concil. I.
(129; original 134): Euseb. III. 1.
(130; original 135): The Varangians were a tribe of piratical Northmen who made the Slavs and Finns tributary.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 原字串 | Best guess | 语言 | 出现位置 | 说明 |
|---|---|---|---|---|
| dru'" | δρῦς | Greek | 脚注 2 | 依旧字体编码恢复,意为橡树,与上下文吻合。 |
| ejpi;to;tevrmath'"duvsew" | ἐπὶ τὸ τέρμα τῆς δύσεως | Greek | 脚注 4 | 依编码恢复重音并补词间空格,意为到西方的尽头。 |
| kellew'tai | κελλεῶται | Greek | 脚注 87 | 按原串 kellew'tai 恢复字母及扬抑符;保留原有拼写,不另改作其他常见形式。 |
| aiJejntai'" Germanivai"iJdrumevnaiejkklhsivai | αἱ ἐν ταῖς Γερμανίαις ἱδρυμέναι ἐκκλησίαι | Greek | 脚注 109 | 按旧字体编码恢复气息、重音及空格,指在日耳曼诸地建立的教会。 |
马克斯·缪勒 (Max Müller):《语言科学》(Science of Language),I. 121。↩︎
Druid 或 Druidh(德鲁伊)一词,并非来自希腊文 δρῦς*,意为橡树(老普林尼曾如此认为),而是凯尔特语词 draiod,意为智者、祭司,相当于古代东方的 magi(博士)。在爱尔兰语圣经中,draiod 用来译 magi,见《马太福音》2:1。↩︎
参见哈丹 (Haddan) 与斯塔布斯 (Stubbs):《会议及教会文献》(Counc. and Eccles. Doc.),I. 22–26;以及普赖斯 (Pryce),第31页及后。哈丹说:“关于第一世纪的下列说法——(a) 罗马的不列颠基督徒,(b) 不列颠境内的不列颠基督徒,(c) 使徒或使徒时代的人物在不列颠传道——都建立在猜测、误解或传说之上”;又说:“用来证明第二世纪不列颠已有基督教会的所谓证据,纯属非历史的。”普赖斯称这些早期传教活动是“无根据的假定、貌似可信的猜测,或传奇故事”。优西比乌 (Eusebius) 在《福音论证》(Dem. Ev.),III. 5中,仿佛说十二使徒或七十人中曾有人“渡过大洋,来到称为不列颠的诸岛”;但这一段只是修辞性的说法,并不明确。在他的《教会史》中,他并未将不列颠列入使徒的传教地区。↩︎
这不过是从罗马的革利免那段著名的话推论出来的:《致哥林多人书》(Ep. ad Corinth.),第5章,说保罗将福音传到“西方的尽头”(ἐπὶ τὸ τέρμα τῆς δύσεως*)。但更自然的理解是,这指的是保罗原先打算前往的西班牙(《罗马书》十五28);约170年的《穆拉多利残篇》中的一段话,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Profectionem Pauli ab urbe ad Spaniam proficiscentis”,即“保罗离开罗马城前往西班牙的行程”);至于他曾计划或实际到访不列颠,则全无踪迹可寻。布赖特 (Bright) 法政牧师称这不过是“虔诚的幻想”(第1页),莱特福特 (Lightfoot) 主教则说:“有些英国作家出于爱国之心,相信使徒的行程包括不列颠;这种信念既无证据,也不大可能。”(《罗马的圣革利免》〔St. Clement of Rome〕,第50页。)不过,保罗在加拉太所带领归信的人中,或许有人远赴西方,以本乡的毛织布交换不列颠实用的金属,并以彼此相近的凯尔特语,最先将福音传给不列颠人;这也仅仅是可能而已。参见莱特福特:《加拉太书注释》(Com. on Gal.),第246页。↩︎
第一卷,第4章:“不列颠王卢修斯 (Lucius) 致信埃留特鲁斯 (Eleutherus),恳求借他的命令使自己成为基督徒。他虔诚的请求很快得到允准;不列颠人便在和平安宁中,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他们所领受的信仰,直到戴克里先 (Diocletian) 皇帝的时代。”另参吉尔斯 (Giles) 在该处(in loc.)的脚注。哈丹说(I. 25):“卢修斯的故事,完全依据约公元530年写成的后期版本《罗马教皇名录》(Catalogus Pontificum Romanorum);它在《埃留特鲁斯传》(Vita Eleutherus,公元171–186年)中增添了这样一句:‘Hic (Eleutherus)accepit epistolam a Lucio Britanniae Rege, ut Chrristianus efficeretur par ejus mandatum.’(‘这位埃留特鲁斯收到不列颠王卢修斯的信,请求借他的命令成为基督徒。’)但在公元353年后不久写成的原始《名录》(Catalogus)中,并没有这些话。”比德 (Beda) 抄录了罗马的记载。吉尔达斯 (Gildas) 对卢修斯一无所知。按照其他记载,卢修斯(Lever Maur,即“大光”)派帕甘 (Pagan) 和德尔万 (Dervan) 前往罗马;他们由埃瓦里斯图斯 (Evaristus) 或埃留特鲁斯按立,回国后建立了不列颠教会。参见林加德 (Lingard):《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I. 46。↩︎
《驳犹太人》(Adv. Judaeos),7:“Britannorum inaccessa Romanis loca, Christo vero subdita.”(“不列颠人那些罗马人无法进入的地方,却已归服基督。”)凯伊 (Kaye) 主教(《德尔图良》〔Tertull.〕,第94页)认为,这段话指的是不列颠最偏远的地区。伯顿 (Burton) 的理解也相同(II. 207):“岛上罗马人尚未到过的地方。”参见布赖特,第5页。↩︎
比德 (Bede),I. 7。圣阿尔班 (St. Alban) 的故事,最早由六世纪的吉尔达斯记述。米尔曼 (Milman) 和布赖特(第6页)承认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维尔奇 (Wiltsch):《教会地理与统计手册》(Handbuch der Kirchl. Geogr. und Statistik),I. 42、238;曼西 (Mansi):《会议集》(Conc.),II. 467;哈丹与斯塔布斯,前引书(l.c.),I. 7。哈丹认为 Colonia Londinensium 就是 Col. Legionensium,即厄斯克河畔的卡利恩 (Caerleon-on-Usk)。↩︎
参见哈丹与斯塔布斯,I. 7–10。↩︎
比德,I. 21,将大公信仰战胜伯拉纠异端 (Pelagian heresy),归因于欧塞尔 (Auxerre) 主教日耳曼努斯 (Germanus,圣日耳曼〔St. Germain〕) 神奇地治愈了一名跛足青年。另参哈丹与斯塔布斯,I. 15–17。↩︎
参见哈丹与斯塔布斯,I. 36–40。↩︎
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基督徒被罗马的反对者污称为异端的十四日派 (Quartodecimans,比德,III. 4);但东方的十四日派,无论逾越月十四日是否为星期日,都一律在那天庆祝复活节(其名称即由此而来);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则总是在该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之间的一个星期日庆祝;罗马人则在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间。参见斯基恩 (Skene),前引书(l.c.),II. 9及下页;埃布拉德 (Ebrard):《爱尔兰—苏格兰传教教会》(Die, iro-schott. Missionskirche),第19–77页的详尽讨论;以及基伦 (Killen):《爱尔兰教会史》(Eccles. Hist. of Ireland),I. 57及后。↩︎
年代次序有些不确定。参见拉彭贝格 (Lappenberg):《英格兰史》(Geschichte von England),第I卷,第73页及后。↩︎
引自林加德,I. 62。这里描绘的景象,与九世纪《贝奥武甫颂歌》(Beowulf’s Drapa) 中的描写极为相似。↩︎
亚瑟王 (Arthur,或 Artus) 是威尔士、蒙茅斯的杰弗里 (Geoffrey of Monmouth) 所撰编年史以及圆桌传奇中的英雄;倘若他并非完全虚构的人物,那他便是六世纪抵抗撒克逊入侵者的最后几位凯尔特首领之一。他在威尔士的卡利恩 (Caerleon) 居住,排场盛大,周围有英勇的骑士,与他同坐圆桌;他曾十二次战胜撒克逊人,后来在巴斯 (Bath) 附近巴顿山 (Mount Badon,或 Badon Hill) 的战役中阵亡(公元520年)。这一传说后来被基督教化,移植到法国,并与从未存在过的加洛林圆桌骑士混合起来。自十字军东征以来,亚瑟的名字又与寻找圣杯 (Holy Grail,或 Graal) 联系起来;凯尔特语作 gréal,古法语作 san gréal 或 greel。这就是主最后晚餐所用的奇妙碗状器皿(用来盛逾越节的羊羔,或按另一说法,就是祝福的杯);亚利马太的约瑟曾在十字架下用它接住救主的血。在亚瑟王传奇中,它象征基督可见的临在,或是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的象征性体现。因此,有人将 Grail 一词溯源于 sanguis realis,即“真血”,或 sang royal,即“主的血”。另有人认为它来自罗曼语 greal,意为杯或盘;还有人认为来自拉丁语 graduale。参见蒙茅斯的杰弗里:《编年史,或不列颠人史》(Chronicon sive Historia Britonum,1130年和1147年;亚伦·汤姆森〔Aaron Thomson〕英译,伦敦,1718年);T. 马洛里 (T. Malory) 爵士:《亚瑟王子史》(History of Prince Arthur,1480–1485年;骚塞〔Southey〕编新版,1817年);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 (Wolfram von Eschenbach):《帕西法尔与蒂图雷尔》(Parcival and Titurel,约1205年;K. 西姆罗克〔K. Simrock〕译,斯图加特〔Stuttg.〕,1842年);拉赫曼 (Lachmann):《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柏林,1833年;第2版,1854年);格舍尔 (Göschel):《据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所述的帕西法尔与圣杯传说》(Die Sage von Parcival und vom Gral nach Wolfram von Eschenbach,柏林,1858年);保兰·帕里斯 (Paulin Paris):《圆桌传奇》(Les Romans de la Table Ronde,巴黎,1860年);丁尼生 (Tennyson):《国王叙事诗》(The Idylls, of the King,1859年)和《圣杯》(The Holy Grail,1869年);斯基恩:《威尔士四部古书》(Four Ancient Books of Wales,1868年);斯图尔特-格伦尼 (Stuart-Glennie):《亚瑟王传说中的地点》(Arthurian Localities,1869年);比尔希-赫施费尔德 (Birch-Herschfeld):《圣杯传说》(Die Sage vom Gral,莱比锡〔Leipz.〕,1877年);以及格舍尔撰于赫尔佐格 (Herzog)《百科全书》(Encykl.) 第1版的《圣杯》(Gral) 条,V. 312(第2版删去)。↩︎
比德(I. 22)将不列颠人从未向住在他们中间的撒克逊人传讲信仰一事,列为他们最邪恶的行为之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最严重的失职之一;连他们自己的史家吉尔达斯也提到了这些恶行。↩︎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史》(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第I卷,第22页(牛津1873年版)。↩︎
比德(第II卷,第1章末)“从古人那里”(ab antiquis,或 traditione majorum,即“由先辈相传”)得知这一记载,但把它作为一段插曲,而非英格兰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后者见I. 53)。其中精巧的文字游戏,使批判的眼光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个故事虽讲得动听,却很可能与许多有关格列高利 (Gregory) 的传说一样,是编造或润饰而成的。“Se non vero, e ben trovato.”(“即使不真,也编得巧妙。”)↩︎
这些书中有两卷本圣经、一部《诗篇》、一部福音书、一部殉道者名录、伪托的《使徒传》,以及若干注释书。“这些便是整个英格兰教会图书馆的根基或开端。”↩︎
奥古斯丁 (Augustin) 于595年的首次旅程未能成功。他终于在596年7月23日启程前往英格兰,在高卢越冬,次年抵达英格兰,同行约四十人,其中包括高卢的司祭和译员。哈丹与斯塔布斯 (Haddan and Stubbs),III. 4。↩︎
比德 (Bede),I. 25。↩︎
“Non enim omnes electi miracula faciunt, sed tamen eorum omnium nomina in caelo sunt ascripta.”(“并非所有蒙拣选的人都行神迹,然而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都记在天上。”)格列高利 (Greg.),《致英格兰人的主教奥古斯丁》(Ad Augustinum Anglorum Episcopum),《书信集》(Epp.),第XI卷,28;另见比德,I. 31。↩︎
不是比德在I. 27及其他地方所说的埃瑟里乌斯 (AEtherius)。埃瑟里乌斯是同时代的里昂大主教。↩︎
比德,I. 27及后,摘录了格列高利的答复。教皇处理妇女月事和夫妻房事这类敏感问题的方式颇为奇特。他说,婴儿出生之后,丈夫在婴儿断奶之前不应亲近妻子。母亲不应把孩子交给别的妇人哺乳。男人亲近妻子之后,若未用水洗净,且未过日落,就不可进入教堂。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罗马主义的特性:它力图以其立法控制人生的一切枝节,并以精细入微的决疑术束缚良心。不过,对待蛮族,必须如同对待儿童一般。↩︎
“Non enim pro locis res, sed pro bonis rebus loca amanda sunt. Ex singulis ergo quibusdam ecclesiis, quae pia, quae religiosa, quae recta sunt, elige, et haec quasi in fasciculum collecta apud Anglorum mentes in consuetudinem depone.”(“不应因地方而喜爱事物,而应因美好的事物而喜爱地方。因此,你要从各个教会中选取虔敬、敬虔、正当之事,将这些如同束成一捆,植入英格兰人的心中,使之成为习惯。”)格列高利,《答奥古斯丁问》(Respons. ad interrogat. Aug.),《书信集》(Ep.),XI. 64;另见比德,I. 27。↩︎
“Is qui locum summum ascendere nititur, gradibus wel passibus, saltibus elevatur.”(“力求登上高处的人,是循阶迈步而上,跳跃着登高的。”)《书信集》(Ep.),第XI卷,76(另见比德,I. 30)。这封601年的书信是写给正在前往英格兰途中的梅利图斯 (Mellitus) 的,但用意是让奥古斯丁知悉,ad faciliorem Anglorum conversionem(“使英格兰人的归信更为容易”)。在基督教已经盛行的撒丁岛 (Sardinia),格列高利劝主教雅努阿里乌斯 (Januarius) 以监禁和体罚来压制残存的异教。↩︎
约克 (York) 和伦敦 (London) 曾是不列颠人最早的都主教座所在地。正如比德(II. 3)所说,伦敦在当时就已是各国人士循海陆两路汇集的商埠。↩︎
关于两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见哈丹与斯塔布斯,III. 40、41的注释。↩︎
比德说是一千二百人,但《撒克逊编年史》(Saxon chronicle)(公元607年)只说二百人。↩︎
比德,第II卷,第3章;哈丹与斯塔布斯,III. 53。↩︎
比德,第III卷,第14—17章;V. 24。↩︎
七国传教工作的详情,见比德;另见米尔曼 (Milman),前引书(l.c.);以及哈丹与斯塔布斯,第III卷所收文献。↩︎
斯塔布斯教授 (Stubbs) 说(《英格兰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第I卷,第217页):“七国在七世纪的归信,不仅向欧洲和基督教世界显明了一个新民族的存在,而且可以说,使这个新民族意识到了自身的统一;这种意识,是在异教影响之下,共同的语言和习俗所未能促成的。”↩︎
关于这场争论的详尽记载,见比德,第III卷,第25、26章;以及哈丹与斯塔布斯,III. 100—106。↩︎
狄奥多尔 (Theodore) 的著作(《补赎规程》〔Poenitentiale〕等),见米涅 (Migne) 的《教父集》(Patrol.),第99卷,第902页。亦参比德,IV. 2;布赖特 (Bright),第223页;尤其是哈丹与斯塔布斯,III. 114—227,其中载有他的《补赎规程》全文。这部著作可能并非狄奥多尔亲自撰写,而是在他的监督下编成,并经他授权发表的。它所预设的,是那个时代教士中极为败坏的道德状况。↩︎
见卡尔·维尔纳 (Karl Werner,罗马天主教徒),《比德及其时代》(Beda und seine Zeit),1875年。布赖特,前引书(l.c.),第326页及后。↩︎
比德 (Beda),《英格兰教会史》(Hist. Eccl. Angl.),IV. 24。《修士凯德蒙对〈创世记〉及圣经主要历史的诗体释述》(Caedmonis monachi Paraphrasis poetica Genescos ac praecipuarum sacrae paginae Historiarum),F. 尤尼乌斯 (F. Junius) 编,阿姆斯特丹 (Amst.),1655年;近代版本有B. 索普 (B. Thorpe) 编,伦敦 (Lond.),1832年,以及C. W. M. 格赖因 (C. W. M. Grein) 编,哥廷根 (Götting.),1857年。布特韦克 (Bouterwek),《盎格鲁-撒克逊人凯德蒙的圣经诗作》(Caedmon’s des Angelsachen biblische Dichtungen),埃尔伯费尔德 (Elberfeld),1849—54年,2部分。F. 哈默里希 (F. Hammerich),《盎格鲁-撒克逊人、德意志人和北欧人最早的基督教史诗》(AElteste christliche Epik der Angelsachsen, Deutschen und Nordländer),米歇尔森 (Michelsen) 自丹麦文译出,1874年。亦参§ 27关于德语《救主》(Heliand) 的文献。↩︎
据布赖特,第449页,并与哈丹与斯塔布斯第III卷的年代相核对。↩︎
阿格里科拉 (Agricola) 曾考虑入侵爱尔兰,以一个军团加以占领,免得不列颠人看见自由这一危险的景象。塔西佗 (Tacitus),《阿格里科拉传》(Agric.),第24章。↩︎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 于580年(《词源》〔Origines〕,XIV. 6)首先以斯科提亚 (Scotia) 之名来称呼希伯尼亚 (Hibernia):“Scotia eadem et Ibernia, proxima Britanniae insula.”(“斯科提亚即伊伯尼亚,是最靠近不列颠的岛屿。”)↩︎
阿基坦的普罗斯珀 (Prosper Aquitan.)(公元455—463年),《编年史》(Chron.),431年条(ad an. 431):“Ad Scotos in Christum credentes ordinatus a Papa Coelestino Palladius primus Episcopus mittitur.”(“帕拉迪乌斯由教皇塞莱斯廷按立,被差往信奉基督的斯科特人那里,成为他们的首位主教。”)参《阿马书》(Book of Armagh) 中的《圣帕拉迪乌斯传》(Vita S. Palladii),以及哈丹与斯塔布斯,第II卷,第II部分,第290、291页的注释。↩︎
据说他撤离时,将教皇赐给他的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一些遗物、一部新旧约圣经,以及他自己平日书写用的板片留在了爱尔兰。哈丹与斯塔布斯,第291页。↩︎
因此,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说(II. 393):“基督教信仰借着两个奴隶,在爱尔兰初露曙光。”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奴隶贸易,曾兴盛了许多世纪。↩︎
罗马天主教作家通常略去这一事实。巴特勒 (Butler) 只说:“他的父亲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甚至蒙塔朗贝尔也加以掩饰,称他为“高卢—罗马人(?)帕特里克,伟大的图尔圣马丁一位亲属的儿子”(II. 390)。他也毫无证据地重述了圣帕特里克由教皇圣塞莱斯廷祝圣并差派的传说(第391页),尽管他承认,“传说和历史竞相占据圣帕特里克的生平”。↩︎
这些年代仅属推测。哈丹与斯塔布斯(第295页)选定公元440年为圣帕特里克开始传教的年份(蒂耶蒙〔Tillemont〕和托德〔Todd〕亦然),493年为他逝世的年份。按照其他记载,他的传教开始得早得多,持续了六十年。阿马 (Armagh) 据称建于公元445年。↩︎
后来阿马对唐帕特里克 (Downpatrick) 的主张提出异议。见基伦 (Killen),I. 71—73。↩︎
基伦,第I卷,第12页。帕特里克自称“Hiberione constitutus episcopus”(“被立为希伯尼亚的主教”)。后来他被称为“Episcopus Scotorum”(“斯科特人的主教”),再后来是“Archiapostolus Scotorum”(“斯科特人的首席使徒”),又被称为“全爱尔兰的修道院长”,以及“爱尔兰的大主教、首位首席主教和首席使徒”。见哈丹与斯塔布斯,第295页。↩︎
哈丹与斯塔布斯,第294页,注:“圣塞克纳尔 (S. Sechnall) 和圣菲亚克 (S. Fiacc) 的赞美诗,以及圣帕特里克本人的《忏悔录》(Confessio) 所用的语言,加上普罗斯珀的沉默,此外还有年代上的困难,仅从历史的根据来看,就足以否定圣帕特里克本人受罗马差遣之说;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圣菲亚克赞美诗的《评注》(Scholia) 中。”↩︎
创建的年代可能是公元480年。哈丹与斯塔布斯,第295页。↩︎
爱尔兰文原文由皮特里博士 (Dr. Petrie) 首次刊布,托德博士 (Dr. Todd) 将其译出。哈丹与斯塔布斯(第320—323页)将爱尔兰文与英文分栏对照刊载。据说爱尔兰农民至今仍记得这首赞美诗的某些部分,睡前诵念,用以防御邪恶,或“作为宗教的铠甲,保护身体和灵魂,抵御魔鬼、世人和种种恶习”。↩︎
见基伦,I. 76,注。蒙塔朗贝尔在III. 118,注中说:“爱尔兰的叙事几乎不知道三百和三千以外的任何数目。”↩︎
一位风趣的爱尔兰人曾于1875年划船载我游基拉尼湖 (Lake Killarney)。他告诉我,圣帕特里克把最后一条蛇装进铁箱,沉入湖底,尽管他曾郑重答应要放这生物出来。我问他,欺骗一条蛇难道不是罪吗?他立即回答:“一点也不是;他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第一条蛇欺骗了全世界。”同一个向导还告诉我,克伦威尔 (Cromwell) 杀尽了爱尔兰所有的好人,只留下坏人活着;我反驳说,他对向导的祖先总该破过例吧,他便彬彬有礼地答道:“不,我的父母是从美国来的。”↩︎
皮特里(《圆塔》〔Round Towers〕,第137页,转引自基伦,I. 26)提到,在五、六世纪,大批外国教士——罗马人、埃及人、法国人、不列颠人、撒克逊人——纷纷涌入爱尔兰,以那里为避难所。↩︎
蒙塔朗贝尔,II. 397。↩︎
见里夫斯 (Reeves),《圣哥伦巴》(S. Columba),导言,第lxxi页。↩︎
《爱尔兰圣徒名录》(Catalogus Sanctorum Hiberniae),由厄舍 (Ussher) 据两份手稿刊布,亦载于哈丹与斯塔布斯,第292—294页。↩︎
载于《斑驳之书》(Leabhar Breac) 和《伦斯特书》(Book of Leinster)。↩︎
斯基恩 (Skene),II. 22。↩︎
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XV. 9)形容德鲁伊 (Druids) “依照毕达哥拉斯的教诲,结为兄弟会和团体!”见基伦,I. 29。↩︎
见下一节。据说圣帕特里克也是圣马丁的门徒之一;但圣马丁生活的年代比他早近一百年。↩︎
库尔迪派的安格斯 (Angus the Culdee) 在其连祷文中呼求“蒙上帝赐福、受班戈的康加尔 (Comgall of Bangor) 管辖的四万名修士”。但这无疑是“四千”的笔误。斯基恩,II. 56。爱尔兰东北海岸的班戈,不可与威尔士西海岸的班戈混淆。↩︎
哈丹与斯塔布斯,第I卷,第170—198页,汇集了五至九世纪不列颠或爱尔兰作家(法斯提迪乌斯〔Fastidius〕、圣帕特里克、吉尔达斯〔Gildas〕、哥伦巴努〔Columbanus〕、亚当南〔Adamnanus〕、嫩尼乌斯〔Nennius〕、阿瑟〔Asser〕等)的拉丁文圣经引文,并得出结论:《武加大译本》虽在约公元420年已为身在不列颠的法斯提迪乌斯所知,却可能不为半个世纪后在爱尔兰著述的圣帕特里克所知;但从七世纪起,《武加大译本》逐渐取代了先前使用的爱尔兰拉丁文译本。↩︎
哈丹与斯塔布斯,I. 192;参第10页。埃布拉德 (Ebrard) 和其他作家提出相反的说法,却未提供证据。↩︎
最初发表于《索兹教区杂志》(Swords Parish Magazine),1861年。↩︎
详情见拉尼根 (Lanigan) 和基伦(第vii章)。↩︎
这道有关爱尔兰的教皇诏书未收入《罗马教皇诏书集》(Bullarium Romanum),该书编者以它为耻;一些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也斥之为荒谬绝伦、令人愤慨的伪作。然而,马修·帕里斯 (Matthew Paris) 将它载于1155年事下;教皇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在致亨利二世 (Henry II) 的一封信中(公元1172年)予以确认;1175年它在爱尔兰公布;巴罗尼乌斯 (Baronius) 又将它印入《编年史》(Annales) 公元1159年条下,所据抄本取自梵蒂冈的一部抄本 (Codex Vaticanus)。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史家拉尼根 (Lanigan) 博士(IV. 64)及其他权威学者均承认它无疑是真实的;参基伦 (Killen),I. 211及后。全文如下:
“主教、上帝众仆之仆亚德里安 (Adrian),致在基督里至爱的儿子、英格兰显赫的国王:致以问候与使徒的祝福。
“陛下所怀的宏图,实在值得称许,且大有益处:要使您荣耀的声名传扬于世,并使您在天上永福的赏赐得以完全;为此,您身为天主教君王,专心扩展教会的疆界,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教导无知粗野之人,从主的田地中铲除滋生罪恶的苗圃,并为更顺利地实行此志,寻求使徒教座的指教与襄助。在此事上,您的筹划愈成熟,行事愈审慎,我们便愈相信,靠着主的帮助,您的进展必愈顺遂;因为凡出于热切信心与敬爱宗教之心的事,总有兴旺的结局和成果。
“诚然,爱尔兰以及一切蒙公义的太阳基督照耀、领受了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海岛,都属于圣彼得及神圣罗马教会的管辖,这一点毫无疑问,陛下也予以承认。因此,我们愈加切望在这些地方栽植忠信的苗圃,播下蒙主喜悦的种子,因为我们内心的良知深知,必须为这些地方交上极其严格的账。
“所以,在基督里至爱的儿子,您已向我们表明,您有意进入爱尔兰岛,使其人民顺服法律,铲除滋生邪恶的苗圃;您愿每年从每户人家征收一便士,奉献给圣彼得,并将完整无损地维护该地各教会的权利。因此,我们以与您虔诚而可称许的宏图相称的恩惠和嘉许,欣然允准您的请求,认为您为扩展教会疆界、遏制邪恶蔓延、矫正风俗、培植德行、增进基督教而进入该岛,并在那里实行一切关乎上帝荣耀和当地福祉之事,是美好而可悦纳的;该地人民也当尊荣地接待您,敬奉您为他们的君主——但他们各教会的权利仍须保持神圣而不受侵犯,每户每年奉献给圣彼得的一便士也须保留。
“您若决意将所怀的宏图切实施行,就当竭力教导该民族养成有德的风俗;您自己以及您认为适合此项工作的人,都当在信仰、言语和生活上劳苦,使当地教会得以增辉,使基督教信仰得以栽植、成长,并使一切关乎上帝荣耀和灵魂得救之事安排妥当,好叫您配得上帝所赐丰盛的永恒赏赐,并获得传扬万世的荣耀声名。”↩︎
基伦 (Killen),I. 226及下页。↩︎
盖尔语 (Gaelic) 作 Calyddom,意为森林之地;或据另一些人的看法,源于 Kaled,即坚硬而荒野。↩︎
关于惠特恩 (Whittern) 与白屋 (Candida Casa),见尼科尔森 (Nicholson),《加洛韦史》(History of Galloway),I. 115;福布斯 (Forbes),《圣尼尼安与圣肯蒂格恩》(S. Ninian and S. Kentigern),268;以及斯基恩 (Skene),II. 46。↩︎
在威尔士语中,Cyndeyrn 意为首领,Munghu 意为亲爱、可爱。见斯基恩 (Skene),II. 183。↩︎
乔斯林 (Jocelyn) 所记载的两位圣徒的会面,使人想起圣安东尼 (St. Antony) 与传说中的底比斯的保罗 (Paul of Thebes) 的会面。↩︎
见福布斯 (Forbes),《圣徒历》(Kalendars),第372页;以及斯基恩 (Skene),II. 197。↩︎
福布斯 (Forbes)(第319页)列出26个。↩︎
爱尔兰圣徒历中有二十位圣徒名叫哥伦巴 (Columba),或作 Columbanus、Columbus、Columb。在哥伦基尔 (Columbcille) 之后,最著名的是在欧洲大陆传教的哥伦巴努 (Columbanus),他常被人同哥伦巴混淆。在欧洲大陆的圣徒传记中,这个名字也用于女圣徒。见里夫斯 (Reeves),第248页。↩︎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III. 112。这首诗奏出了普劳特神父 (Father Prout) 那首更富音乐性的诗的基调:“尚登的钟声,在利河上响得何等宏亮。”↩︎
亚当南 (Adamnan) 说:“Pro Christo peregrinare volens”(愿为基督而远游;第108页);他完全不知道哥伦巴因一场大战而被逐出教会、流放出爱尔兰之事。然而,这一传统仍然难以解释。在一首托名哥伦巴的爱尔兰凯尔特语诗中,他哀叹自己因本身的过错,并因战斗中所流的血,被逐出了爱琳 (Erin)。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III. 145。↩︎
这并非将哥伦巴的希伯来名字加以改造而成(尼安德的看法),而是 Ii-shona 的讹变,意即圣岛(由凯尔特语中意为岛的 Ii 与意为神圣的 hona 或 shona 构成)。林赛·亚历山大 (Lindsay Alexander) 博士和坎宁安 (Cunningham) 均持此说。但里夫斯 (Reeves)(前引书,导论,第cxxx页)认为,Ioua 才是真正的形式,是 Iou 的阴性形容词(读音如英语 Yeo)。这座岛曾有过不少于三十个名字。↩︎
阿盖尔公爵 (Duke of Argyll) 说(《爱奥那》〔Iona〕,第1页):“再没有哪两个引人关注的地方,能像彼此相邻的斯塔法岛 (Staffa) 与爱奥那岛 (Iona) 那样,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爱奥那为基督教世界所珍爱,已有一千多年;斯塔法则直到上世纪末才为科学界和好奇的游人所知。除了地理上的偶然相邻,没有什么能使它们的名字连在一起。能够透彻理解并欣赏这两者的人,恐怕为数极少。”↩︎
“有圣洁之人从爱琳 (Erin) 来到这里,就各氏族与修道院的纷扰向这位圣徒求教;这些氏族与修道院仍是他所珍爱的。也有双手染满鲜血、犯下亵渎罪行的恶人来到这里,在哥伦巴脚前认罪并行补赎。还有酋长前来领受祝福,甚至君王前来接受祝圣——奇特的是,在这远离基督教世界古老中心的孤寂之地,竟发生了有记载以来第一宗世俗君主向教会教牧寻求某种似乎十分接近正式祝圣的仪式之事。亚当南 (Adamnan) 依其惯例,在叙述这件发生于547年的事时,将它与神迹情节联系起来,并说哥伦巴选择艾丹 (Aidan),是出于上帝的指示。艾丹是苏格兰境内爱尔兰达尔里阿达 (Dalriadic) 殖民地早期的国王之一。
“哥伦巴超自然能力的声誉,吸引了许多奇异的访客,来到我们眼前的这片海岸。奥德兰墓地 (Reilig Odhrain) 就在我们脚下,我们怎能不想起,古时那些美丽的桨帆船曾多少次满载死者驶入海峡——‘那阴暗的船货,是已经消逝的生命’。离现今登陆处不远的一座草丘,相传就是遗体初运上岸时停放的地方。从哥伦巴本人安葬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的习俗是在遗体入土长眠之前,连续三日三夜唱诗篇守灵。随后,遗体便由庄严的送葬行列抬往墓穴。不知有多少这样的行列,曾沿着通往奥德兰墓地的小径蜿蜒前行!当死于远方的君王和酋长被运到这座圣岛安葬时,不知有多少桨帆船队,曾停泊在我们下方的海湾,悬挂着船只所特有的种种鲜明哀悼标志!许多世纪以来,从爱尔兰、从苏格兰、从遥远的挪威,许多王室送葬队伍来到它的海岸。时至今日,岛上最引人关注的遗存,远非他物可比,正是奥德兰墓地中那些奇特而美丽的墓碑和十字架。诚然,即便其中最古老的,也与哥伦巴的时代相隔数百年。然而,它们表明了他的名字历经许多世代所激发的持久敬仰,也表明了贯穿中世纪、几乎延续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历代酋长和勇士的心愿:安葬在他曾踏过的土地中。”阿盖尔公爵 (Duke of Argyll),前引书,第95—98页。↩︎
教会名录见里夫斯 (Reeves),第xlix、lxxi页,以及福布斯 (Forbes),《圣徒历等》(Kalendar, etc.),第306、307页;另参斯基恩 (Skene),II. 127及后。↩︎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对哥伦巴性格的描绘,显然以这些传记的真实性为前提,其雄辩胜于真实。见斯基恩 (Skene),II. 145。↩︎
关于《哥伦巴努会规》(regula Columbani),见埃布拉德 (Ebrard),147及后。↩︎
比德 (Bede),《教会史》(H. E.),III. 4;V. 9。↩︎
关于爱奥那 (Iona) 的管理与体制的详尽叙述,见里夫斯 (Reeves) 为《圣哥伦巴传》(Life of Saint Columba) 所作的导论,第c—cxxxii页。↩︎
《教会史》(H. E.),III. 4。↩︎
亚当南 (Adamnan) 和比德 (Bede) 都全然不知道这个名称。斯基恩 (Skene)(II. 226)说:“纵观整个教会史,没有什么比将这一名称用于六、七世纪哥伦巴派修士更缺乏依据,也没有什么比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的整套体系更毫无根基。”埃布拉德 (Ebrard) 和麦克劳克伦 (McLauchlan) 对一个想象中的新教库尔迪教会 (Culdee Church),作出了最为博学而巧妙的构建。↩︎
关于 Culdee 一词的来源,有种种说法:源于盖尔语 Gille De,即上帝的仆人;源于凯尔特语 Cuil 或 Ceal,即隐居处、幽僻处,以及 Cuildich,即隐居之人(贾米森〔Jamieson〕、麦克劳克伦〔McLauchlan〕、坎宁安〔Cunningham〕);源于爱尔兰语 Ceile De,即上帝的配偶(埃布拉德〔Ebrard〕),或上帝的仆人(里夫斯〔Reeves〕);源于爱尔兰语 Culla,即兜帽,也就是黑衣修士;源于拉丁文 Deicola, cultores Dei(Colidei),即敬拜父上帝的人,以别于 Christicolae(爱尔兰语作 Calechrist),即普通基督徒(斯基恩〔Skene〕);源于希腊文 κελλεῶται*,即住修室的人(古德尔〔Goodall〕)。最早的拉丁文形式为 Kaledei。在爱尔兰语中,Keile 用作名词时,意为 socius maritus(伴侣、丈夫),也意为 servus(仆人)。关于此名称,见布劳恩 (Braun),《论库尔迪派》(De Culdeis),波恩,1840年;麦克劳克伦,第175及下页;埃布拉德,第2及下页;以及斯基恩,II. 238。↩︎
身为苏格兰长老会信徒的阿盖尔公爵 (Duke of Argyll) 评论道(前引书,第41页):“要在苏格兰—爱尔兰教会的特点中,寻找原始教会实践的范本,或任何特定体制的范本,都是徒劳的。就哥伦巴时代的神学而言,它虽不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却也断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新教神学。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夸言,在哥伦巴的生平中,我们可以找到耳语告解、求告圣徒、信赖圣徒庇护、相信变质说〔?〕、禁食与补赎、为死者祈祷,以及日常使用乌鸦符号的证据——而且必须补充说,这种使用极其迷信。我认为他所言属实。另一方面,其中没有敬拜或‘崇敬’(cultus)童贞女的迹象,甚至丝毫没有提及罗马普世主教权这样的观念,也没有提及罗马拥有任何特殊权威。”↩︎
坎宁安 (Cunningham),《苏格兰教会史》(Church Hist. of Scotland),第100页。↩︎
斯基恩 (Skene),II. 418。↩︎
这是通常的拼法。更确切的写法是:Wulfila,即 Wölflein,意为“小狼”(Little Wolf)。↩︎
在他临终所立的信经中,他宣认自己一贯持守的信仰(semper sic credidi,我始终如此相信):“信父上帝,信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与上帝,并信圣灵为 virtutem illuminantem et sanctificantem nec Deum nec Dominum sed ministrum Christi(光照并使人成圣的能力,既非上帝,也非主,而是基督的仆役)。”参克拉夫特 (Krafft),前引书,328及后。↩︎
所用的油取自那只神奇的圣油瓶(Ampulla Remensis,兰斯圣油瓶)。据欣克马尔 (Hincmar) 所述,在克洛维 (Clovis) 受坚振礼时,一只鸽子将它从天上衔来;它于1794年遭到毁坏,却在1824年失而复得。↩︎
第I卷,第394页,转引自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第II卷,第230页。↩︎
托尔比亚库姆 (Tolbiacum),即曲尔皮希 (Zülpich)。↩︎
奥扎南 (Ozanam),《日耳曼研究》(Etudes Germaniques),II. 54。↩︎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II. 235。另参米尔曼教长 (Dean Milman)《拉丁基督教》(Lat. Christ.),第III卷,第2章(美国版,第I卷,第395页)对墨洛温王室 (Merovingian house) 的生动描写。↩︎
圣莫尔修会 (St. Maur) 创立于1618年,其成员中有马比荣 (Mabillon)、蒙福孔 (Montfaucon) 和吕纳尔 (Ruinart) 等学者。↩︎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II. 236–386,对墨洛温王朝时期修道制度的传奇历史有精彩的叙述。↩︎
又称小哥伦巴 (Columba the younger),以区别于苏格兰的哥伦巴。另有一位圣哥伦巴努 (St. Columbanus),是法国圣特鲁多修道院 (St. Trudo,又作 St. Troud) 的院长,也是一位诗人,约卒于九世纪中叶。↩︎
此为赫特尔 (Hertel),前引书 (l.c.),以及迈耶·冯·克诺瑙 (Meyer von Knonau) 在《德意志人物传记总集》(Allg. Deutsche Biographie),IV. 424(1876年)所定的年代。↩︎
此年代依据博兰德派学者 (Bollandists) 和史密斯 (Smith) 的《基督教人物传记辞典》(Dict. of Chr. Biogr.)。埃布拉德 (Ebrard) 将哥伦巴努迁往高卢的时间定为594年。↩︎
他的《修道规章》(Regula Monastica) 共十章,与十五章的《共住弟兄规章,或修士日常补赎书》(Regula Coenobialis Fratrum, sive, Liber de quotidianis Poenitentiis Monachorum) 有相当大的差别。后者严苛得不近情理,连最轻微的过失,如用餐时说话或吟唱时咳嗽,也要施以体罚。埃布拉德 (Ebrard,前引书,l.c.,第148页及下页) 主张,仅见于两部抄本的《共住规章》(Regula Coenobialis) 出于较晚时期。参赫特尔 (Hertel),前引书 (l.c.)。↩︎
关于这场争执的详细叙述,见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II. 411及下页。↩︎
“Roma orbis terrarum caput est ecclesiarum, salva loci Dominicae resurrectiois singulari praerogativa.”(罗马是全世界众教会之首,但主复活之地所享有的独特尊荣仍予保留。)↩︎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II. 436。↩︎
见佚名《圣加尔传》(Vita S. Galli),载佩尔茨 (Pertz)《史料集》(Monumenta),II. 123,亦载《圣徒行传》(Acta Sanct.),十月卷,第VII卷。另参格赖特 (Greith)《古爱尔兰教会史……作为圣加仑修道院史的导论》(Geschichte der altirischen Kirche … als Einleitung in die, Gesch. des Stifts St. Gallen)(1857年)中论加尔 (Gallus) 的一章,第333页及下页。↩︎
αἱ ἐν ταῖς Γερμανίαις ἱδρυμέναι ἐκκλησίαι*。见《驳异端》(Adv. haer.),I. 10, 2。↩︎
除《卜尼法斯书信集》外,参下引尼安德 (Neander)、雷特贝格 (Rettberg)、埃布拉德 (Ebrard)、韦尔纳 (Werner) 和费舍尔 (Fischer) 的著作。↩︎
意为赢得和平的人。他的拉丁名卜尼法修斯 (Bonifacius),意为施惠者 (Benefactor),可能是他的修道名,或是723年他第二次访问罗马时教皇赐给他的名字。↩︎
卜尼法斯 (Boniface) 此后始终铭记这份誓词 (juramentum),并以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恪守不渝;它包含了他全部的传教方针,值得全文引述(见米涅〔Migne〕,前引书,l.c.,第803页):
“In nomine Domini Dei Salvatoris nostri Jesus Christi, imperante domino Leone Magno imperatore, anno 7 post consulatum ejus, sed et Constantini Magni imperatoris ejus filii anno 4, indictione 6. Promitto ego Bonifacius, Dei gratia episcopus, tibi, beate Petre, apostolorum princeps vicarioque tuo beato Gregorio papae et successoribus ejus, per Patrem et Filium, et Spiritum Sanctum, Trinitatem inseparabilem, et hoc sacratissimum corpus tuum, me omnem fidem et puritatem sanctae fidei catholicae exhibere, et in unitate ejusdem fidei, Deo operante, persistere in quo omnis Christianorum salus esse sine dubio comprobatur, nullo modo me contra unitatem communis et universalis Ecclesiae, quopiam consentire, sed, ut dixi, fidem et puritatem meam atque concursum, tibi et utilitatibus tiae Ecclesiae, cui a Domino Deo potestasligandi solvendique data est, et praedicto vicario tuo atque successoribus ejus, per omnia exhibere. Sed et si cognovero antistites contra instituta antiqua sanctorum patrum conversari, cum eis nullam habere communionem aut conjunctionem; sed magis, si valuero prohibere, prohibeam; si minus, hoc fideliter statim Domino meo apostolico renuntiabo. Quod si, quod absit, contra hujus professionis meae seriem aliquid facere quolibet modo, seu ingenio, vel occasione, tentavero, reus inveniar in aeterno judicio, ultionem Ananiae et Saphirae incurram, qui vorbis etiam de rebus propriis fraudem facere praesumpsit: hoc autem indiculum sacramenti ego Bonifacius exiguus episcopus manu propria, ita ut praescriptum, Deo teste et judice, feci sacramentum, quod et conservare promitto.”
“奉主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名,在大皇帝利奥陛下统治、其任执政官后第7年,亦即其子大皇帝君士坦丁统治第4年,税期第6年。我卜尼法斯,蒙上帝恩典作主教,向你——有福的彼得、使徒之首,以及你的代理人、有福的教皇格列高利和他的继承者——指着圣父、圣子、圣灵这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并指着你这至圣的身体,郑重应许:我必全然忠于神圣的大公信仰,保持其纯正,并靠着上帝的作为,坚守这同一信仰的合一;毫无疑问,一切基督徒的救恩都在这合一之中。我决不赞同任何反对共同而普世之教会合一的事;相反,如我所言,我必在一切事上向你、向你那蒙主上帝赐予捆绑与释放之权的教会之福祉,以及向上述你的代理人和他的继承者,献上我的忠诚、纯正与协助。若我得知有主教的行为违背圣教父们古老的规制,我必不与他们有任何相通或联合;反之,我若能制止,就必制止;若不能,就必立即忠实地向我的使徒座之主禀报。倘若我竟以任何方式、计谋或借口,试图作出违背我这份誓言内容的事——愿这样的事永不发生——愿我在永恒的审判中被判有罪,遭受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所受的惩罚;他们竟敢在言语上对自己的财物施行欺诈。我卜尼法斯,这卑微的主教,亲手写下这份誓约文书,照上述内容起誓,以上帝为见证者和审判者,并应许恪守此誓。”
尽管卜尼法斯如此忠于罗马教座,他仍有足够的勇气和独立精神,在致教皇撒迦利亚 (Zacharias) 的一封信中,抱怨罗马那些可耻的异教习俗;旅行者将这些事传开,使德意志基督徒对罗马充满偏见,不肯服从。见米涅,前引书 (l.c.),第746页及下页所载此信。↩︎
载米涅 (Migne),前引书 (l.c.),第870页。德译见克鲁尔 (Cruel)《中世纪德意志讲道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digt im Mittelalter)(1879年),第14页。↩︎
奥特洛 (Othlo),《卜尼法斯传》(Vita Bonif.),第26章(米涅〔Migne〕,前引书,l.c.,第664栏)。↩︎
他对这些人道德败坏的描述,必须大打折扣。在致教皇撒迦利亚 (Zacharias) 的第49封书信(Ep. 49,公元742年,载米涅〔Migne〕,前引书,l.c.,第745页)中,他说那些敌视罗马的执事、司祭和主教惯于醉酒、蓄妾,甚至多妻。我只引述他论主教的话:“Et inveniuntur quidem inter eos episcopi, qui, licet dicant se fornicarios vel adulteros non esse, sed sunt ebriosi, et injuriosi, vel venatores, et qui pugnant in exercitu armati, et effundunt propria manu sanguinem hominum, sive paganorum, sive Christianorum.”(他们中间确有这样的主教,虽自称不是淫乱者或奸淫者,却醉酒、凌辱他人,或以狩猎为事;他们披甲执兵,在军中作战,亲手流人的血,无论异教徒还是基督徒。)↩︎
据米涅 (Migne),第778栏所载第75封书信 (Epist. 75) 节译。↩︎
见尤尔·哈通 (Jul. Harttung)《外交文书与历史研究》(Diplomatisch-historische Forschungen),哥达 (Gotha),1879年,第193页及下页,〈富尔达及其特权〉(“Fulda und seine Privilegien”)。↩︎
主要史料是其弟子、818至822年任富尔达 (Fulda) 修道院院长的艾吉尔 (Eigil) 所著《施图尔姆传》(Vita Sturmi),载马比荣 (Mabillon)《本笃会圣徒行传》(Acta Sanct. Ord. Bened.),Saec. VIII. Tom. 242–259。↩︎
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前引书,l.c.,第117页) 说:“Jetzt war Sachsen besiegt, und mit Blutgesetzen worden das Christenthum und das Königthum zugliech den Sachsen aufgedrungen. Mit Todesstrafen wurde die Taufe erzwungen, die heidnischen Gebräuche bedroht; jede Verletzung eines chistlichen Priesters wurde, wie der Aufruhr gegen den König und der Ungehorsam gegen seine Befehle, zu einem todeswuerdigen Verbrechen gestempelt.”(如今萨克森已被征服,基督教与王权一同借血腥的法律强加于萨克森人。人们以死刑强迫他们受洗,又以死刑威吓那些仍行异教习俗的人;凡伤害基督教司祭的行为,都如同反叛国王和违抗王命一样,被定为应处死刑的罪行。)↩︎
尼安德 (Neander),III. 152及下页(德文版;托里〔Torrey〕英译本,III. 76)。我翻阅阿尔昆 (Alcuin) 致皇帝的众多书信后,觉得他本可以对自己的学生更充分地运用他的影响力。梅里韦尔 (Merivale) 说(第131页):“约克的阿尔昆 (Alcuin of York) 定居于法国中部,从那里对北方的传教事业施加影响。英格兰教师群体的纯正与朴实,同法兰克司祭群体的世俗品格形成鲜明对照;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本人也深感,在他征服的北方各地,建立教会的工作应交托这些外来者,而不是自己的臣民。他任命盎格鲁-撒克逊人威利布罗德 (Willibrord) 主持东法利亚 (Estphalia) 地区的事务,又任命柳德格尔 (Liudger) 在西法利亚 (Westphalia) 组织教会;柳德格尔生于弗里西亚,但因在约克受教育而成为一个英格兰式的人物。至于恩格恩 (Engern),又称安加里亚 (Angaria),他则交给较早建立的富尔达修道院负责;这座修道院最初的基督教传统,也来自英格兰人卜尼法斯及其弟子施图尔姆 (Sturm)。在这些外来者的教导下,涌现出一批萨克森司祭和传教士;征服者从故乡掳来作人质的贵族青年中,有许多人被选入修道院培养,预备过修士和传道人的生活。后来,一位归信的萨克森人在亚眠 (Amiens) 附近创建了科尔比修道院 (Abbey of Corbie),使其成为基督教教导的重要中心。由此又衍生出新科尔比 (New Corbie,又作 Corby) 修道院,位于帕德博恩 (Paderborn) 教区的威悉河 (Weser) 岸边。这座修道院于823年获得虔诚者路易 (Louis le Debonnaire) 颁发的特许状;它对于德意志北部信仰传播的重要性,不亚于富尔达在中部以及圣加仑 (St. Gall) 在南部一直具有的重要性。”↩︎
见埃德·西弗斯 (Ed. Sievers),《救主》(Heliand),哈雷 (Halle),1878年。↩︎
第13封书信 (Epist. 13),载雅费 (Jaffé) 编《阿尔昆文献集》(Monumenta Alcuiniana)。↩︎
马比荣 (Mabillon):《本笃会圣徒行传》(Act. Sanct. Bened. Ord.),IV. 2,第124页。↩︎
“Si dignus essem apud Deum meum, rogarem quatenus unum mihi concederet signum, videlicet ut de me sua gratia faceret bonum hominem.”(我若在我的上帝面前配得,就求他赐我一个神迹,就是借他的恩典,使我成为一个良善的人。)里姆贝尔特 (Rimbert) 所著《传记》(Vita),第67章(米涅〔Migne〕,118,第1008页)。↩︎
《圣阿达尔贝特受难记》(Passio S. Adalberti),载《普鲁士史料集》(Scriptores Rerum Prussicarum),I;另见《圣阿达尔贝特传》(Vita S. Adalberti),载《日耳曼史料集》(Monumenta German.),IV。↩︎
《波兰诸王专用弥撒书》(Missale proprium regum Poloniae),威尼斯 (Venet.),1629年;《波兰王国主保圣人专用日课》(Officia propria patronorum regni Poloniae),安特卫普 (Antwerp),1627年。↩︎
格林 (Grimm):《德意志神话》(Deutsche Mythologie),II. 733。↩︎
见帕绍 (Passau) 主教皮尔格林 (Pilgrin) 致教皇本笃六世 (Benedict VI) 的信,载曼西 (Mansi)《会议集》(Concil.),I。↩︎
优西比乌 (Euseb.),III. 1。↩︎
瓦兰吉人 (Varangians) 是北方人的一支海盗部族,曾使斯拉夫人 (Slavs) 和芬兰人 (Finns) 向其纳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