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tas, Vita, Dulcedo订阅 RSS
The Meditationsof A. V. Caleb
哲学 · 神学 · 文学
首页/文章/随笔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一章 中世纪教会史总论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一章 中世纪教会史总论》文章头图

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一章 中世纪教会史总论

目录

§ 1. 史料与文献

§ 2. 中世纪:界限与一般特征

§ 3. 中世纪基督教的各民族:凯尔特人、条顿人与斯拉夫人

§ 4. 中世纪基督教的特质

§ 5. 中世纪的分期

§ 1. 史料与文献

奥古斯特·波特哈斯特 (August Potthast):《中世纪历史文献书目:375—1500年欧洲中世纪史著指南》 (Bibliotheca Historica Medii Aoevi. Wegweiser durch die Geschichtswerke des Europäischen Mittelalters von 375–1500)。柏林,1862年。补编,1868年。

中世纪文献包括四个不同的分支:

  1. 罗马—日耳曼的,即西方基督教的文献;

  2. 希腊—拜占庭的,即东方基督教的文献;

  3. 塔木德与拉比文献;

  4. 阿拉伯与伊斯兰教文献。

我们在此只论及第一和第二类;其余两类中与教会史有关的部分,将在各分节中提及。

基督教文献一部分是文献史料,一部分是历史著作。我们在此仅限于列举具有较广泛性质的最重要著作。涉及个别国家及教会史特定部分的书籍,将随叙述的进展而加以介绍。

I. 文献史料

这些文献大多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成;前者是西方教会的官方语言,后者是东方教会的官方语言。

  1. 关于宣教史:宣教士的书信和传记。

  2. 关于教会体制与治理:教皇、牧首和主教的公函。

教廷文献包括:(a) 登记簿 (Regesta,registra),记载公元1198—1572年教廷各部门的事务,藏于梵蒂冈图书馆,不易查阅。(b) 教令书信 (Epistolae decretales),构成《教会法大全》 (Corpus juris canonici) 的基础;该法典于1313年编定。(c) 教皇诏书 (bulls;bulla 意为球形的印章或印记,不过也有人认为此词源自 βουλή*,意为意志、敕令) 与简函 (briefs;breve 意为简短扼要的摘要),即教会法编定以后的公函。二者权威相等,但诏书的形式比简函更为庄严。诏书写在羊皮纸上,加盖铅印或金印;印的一面刻着彼得和保罗的像,另一面刻着在位教皇的名字,以绳系于文书上;简函则写在纸上,用红蜡封缄,并盖上渔夫之印,即彼得坐在船中的印记。

  1. 关于基督徒生活史:圣徒传记、教会会议的纪律法规,以及禁欲主义文献。

  2. 关于崇拜与礼仪:礼仪文、圣诗、讲道,以及建筑、雕塑、绘画、诗歌和音乐作品。哥特式大教堂是中世纪基督教的鲜明体现,正如埃及金字塔是法老文明的鲜明体现一样。

  3. 关于神学与基督教学术:后期教父(自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起)、经院学者、神秘主义者及宗教改革先驱的著作。

  1. 文献汇编与中世纪作家的著作
  1. 关于东方教会。

《拜占庭历史作家全集》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尼布尔 (Niebuhrii)、贝克尔 (Bekkeri) 等编 (opera ... et al.)。波恩 (Bonnae),1828—1878年,50卷,八开本。收录东罗马帝国自六世纪至灭亡的完整历史。主要作者有:佐纳拉斯 (Zonaras),记自创世至公元1118年;尼刻塔斯 (Nicetas),记1118—1206年;格雷戈拉斯 (Gregoras),记1204—1359年;拉奥尼库斯 (Laonicus),记1298—1463年;杜卡斯 (Ducas),记1341—1462年;弗兰策斯 (Phrantzes),记1401—1477年。

J. A. 法布里修斯 (J. A. Fabricius,卒于1736年):《希腊文献书目,或古希腊作家述略》 (Bibliotheca Graeca sive Notitia Scriptorum veterum Graecorum),第4版,由 G. Chr. 哈勒斯 (G. Chr. Harless) 增订。汉堡,1790—1811年,12卷。S. F. W. 霍夫曼 (S. F. W. Hoffmann) 所编补编:《希腊人全部文献书目辞典》 (Bibliographisches Lexicon der gesammten Literatur der Griechen)。莱比锡,1838—1845年,3卷。

  1. 关于西方教会。

《教父文献大丛书》 (Bibliotheca Maxima Patrum)。里昂 (Lugduni),1677年,27卷,对开本。

马尔泰纳 (Martene,卒于1739年) 与迪朗 (Durand,卒于1773年):《新刊未刊文献宝库,或史料汇编》 (Thesaurus Anecdotorum Novus, seu Collectio Monumentorum) 等。巴黎,1717年,5卷,对开本。同著者:《古代作家与史料大汇编》 (Veterum Scriptorum et Monumentorum Collectio ampliss.)。巴黎,1724—1738年,9卷,对开本。

J. A. 法布里修斯 (J. A. Fabricius):《中世纪及晚期拉丁文献书目》 (Bibliotheca Latina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汉堡 (Hamb.),1734年;附补编本,1754年,6卷,四开本。

米涅神父 (Abbé Migne):《教父学全编,或教父文献总集》 (Patra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ive Bibliotheca Universalis ... Patrum) 等。巴黎,1844—1866年。拉丁文系列(1844—1855年)共221卷(其中索引4卷);希腊文系列(1857—1866年)共166卷。拉丁文系列第80—217卷收录自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至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时期诸作家的著作。这是旧版的重印,虽欠缺校勘的精确性,却因完备而便于使用,极具价值。

奥雷神父 (Abbé Horay):《自1216年至特伦托会议时期的中世纪教父文献集》 (Medii AEvi Bibliotheca Patristica ab anno MCCXVI usque ad Concilii Tridentini Tempora)。巴黎,1879年及后。按同一体例续编米涅的丛书。首4卷收录《霍诺里乌斯三世全集》 (Opera Honori III.)。

Joan. Domin. 曼西 (Joan. Domin. Mansi,卢卡大主教,卒于1769年):《神圣会议新编大汇集》 (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佛罗伦萨及威尼斯,1759—1798年,31卷,对开本。这是收录截至1509年会议文献的最佳汇编。新版(影印本)由 维克托·帕尔梅 (Victor Palmé) 出版,巴黎及柏林,1884年及后。较早的会议文献汇编有拉贝 (Labbé) 与科萨尔 (Cossart) 所编本(1671—1672年,18卷)、科莱 (Colet) 所编本(附曼西补编,1728—1752年,29卷,对开本),以及阿尔杜安 (Hardouin) 所编本(1715年,12卷,对开本)。

C. 科克利纳 (C. Cocquelines):《罗马教皇诏书大全:截至革利免十二世的罗马教皇诏书、特许状及文书大汇编》 (Magnum Bullarium Romanum. Bullarum, Privilegiorum ac Diplomatum Romanorum Pontificum usque ad Clementem XII. amplissima Collectio)。罗马 (Rom.),1738—1758年。14卷,对开本,分28部分;新版,1847—1872年,24卷。

A. A. 巴尔贝里 (A. A. Barberi):《罗马教皇诏书大全续编:自革利免十三世至庇护八世》 (Magni Bullarii Rom. Continuatio a Clemente XIII ad Pium VIII)(1758—1830年)。罗马 (Rom.),1835—1857年,18卷,对开本。格列高利十六世 (Gregory XVI.) 的诏书于1857年出版,共1卷。

G. H. 佩尔茨 (G. H. Pertz,卒于1876年):《日耳曼历史文献集》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汉诺威 (Hannov.),1826—1879年。24卷,对开本。由 G. 魏茨 (G. Waitz) 续编。

  1. 文献性历史著作

博兰学派所编《圣徒行传》 (Acta Sanctorum Bollandistarum)。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及通厄洛 (Antw. Bruxellis et Tongerloae),1643—1794年;布鲁塞尔 (Brux.),1845年及后;新版,巴黎,1863—1875年,61卷,对开本(附补编)。内容目录见六月部第七卷或十月部第一卷;亦见波特哈斯特著作第二部分“Vita”条,第575页及后。

这部鸿篇巨制由 约翰·博兰 (John Bolland)(博学的耶稣会士,1596—1665年)、戈德弗·亨申 (Godefr. Henschen)(†1681年)、丹·帕佩布罗赫 (Dan. Papebroch)(†1714年),以及他们的同工与继承者——称为 博兰学派 (Bollandists)——编成,按教会历次序收录天主教会所有圣徒的传记,并按月分编。这些并非经过批判考订的历史,而是事实与虚构相杂的巨量材料汇编,展示古代及中世纪教会的生活与风俗。波特哈斯特恰当地称之为“riesenhaftes Denkmal wissenschaftlichen Strebens”(学术求索的一座宏伟纪念碑)。这项工作得以持续,得到比利时政府的资助;自1837年起,政府每年拨给6,000法郎。

凯斯·巴罗尼乌斯 (Caes. Baronius,卒于1607年):《自基督降生至1198年的教会编年史》 (Annales ecclesiastici a Christo nato ad annum 1198)。罗马 (Rom.),1588—1593年,12卷。由赖纳尔迪 (Raynaldi,续写1198—1565年)、拉代尔基 (Laderchi,续写1566—1571年) 及 A. 泰纳 (A. Theiner,续写1572—1584年) 续编。最佳版本由曼西编订,附赖纳尔迪的续编及帕吉 (Pagi) 的《考订》 (Critica),卢卡,1738—1759年,正文35卷,对开本,另有总索引 (index universalis) 3卷。A. 泰纳(卒于1874年)编有新版,巴勒迪克 (Bar-le-Duc),1864年及后。这同样是一部以惊人毅力完成的著作,但使用时必须审慎考辨,因为其中包含许多伪造文献、传说与虚构,而且是为维护教皇制度的利益、替其辩护而写成的。

  1. 近代中世纪史著作

J. M. F. 弗朗坦 (J. M. F. Frantin):《中世纪编年史》 (Annales du moyen age)。第戎,1825年,8卷,八开本。

F. 雷姆 (F. Rehm):《中世纪史》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马尔堡 (Marbg),1821—1838年,4卷,八开本。

海因里希·莱奥 (Heinrich Leo):《中世纪史》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哈雷,1830年,2卷。

沙尔庞捷 (Charpentier):《中世纪文学史》 (Histoire literaire du moyen age)。巴黎 (Par.),1833年。

R. 汉普森 (R. Hampson):《中世纪历法,或中世纪的日期、文书与习俗》 (Medii aevi Calendarium, or Dates, Charters, and Customs of the Middle Ages),附十至十五世纪的历表。伦敦,1841年,2卷,八开本。

亨利·哈勒姆 (Henry Hallam,卒于1859年):《中世纪欧洲状况概观》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伦敦,1818年;第3版,1848年;波士顿版,1864年,3卷。同著者:《十五、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文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 in the 15th, 16th, and 17th centuries)。英美均有数版。波士顿版,1864年,4卷;纽约,1880年,4卷。

查尔斯·哈德威克 (Charles Hardwick,†1859年):《基督教会史》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中世纪卷。第3版,由 斯塔布斯 (Stubbs) 编订,伦敦,1872年。

亨利·哈特·米尔曼 (Henry Hart Milman,†1868年):《拉丁基督教史:包括截至尼古拉五世任期的教皇史》 (History of Latin Christianity; including that of the Popes to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V)。伦敦及纽约,1854年,8卷;新版,纽约(A. C. Armstrong & Son),1880年。

理查德·切尼维克斯·特伦奇 (Richard Chenevix Trench,都柏林大主教):《中世纪教会史讲座》 (Lectures on Mediaeval Church History)。伦敦,1877年;重印,纽约,1878年。

V. 教会通史中的中世纪部分

  1. 罗马天主教作者:巴罗尼乌斯(见上)、弗勒里 (Fleury)、默勒 (Möhler)、阿尔措格 (Alzog)、德林格 (Döllinger,1870年以前)、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

  2. 新教作者:莫斯海姆 (Mosheim)、施勒克 (Schröckh)、吉泽勒 (Gieseler)、尼安德 (Neander)、鲍尔 (Baur)、哈根巴赫 (Hagenbach)、罗伯逊 (Robertson)。另有吉本 (Gibbon) 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 Empire)(Wm. 史密斯〔Wm. Smith〕编订本),自第45章至全书结束。

  1. 辅助著作

Domin. 杜康奇 (Domin. Du Cange,本名 Charles du Fresne,卒于1688年):《中世纪及晚期拉丁作家词汇表》 (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巴黎,1678年;新版由 亨舍尔 (Henschel) 编订,巴黎 (Par.),1840—1850年,7卷,四开本;又由 法夫尔 (Favre) 编订,1883年及后。——同著者:《中世纪及晚期希腊作家词汇表》 (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c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巴黎 (Par.),1682年,及莱顿 (Lugd. Batav.),1688年,2卷,对开本。这两部著作是认识中世纪教会史的语文学钥匙。

伦敦的约翰·默里 (John Murray) 已预告出版这部拉丁文词汇表的英文版:《以杜康奇巨著为基础的中世纪拉英词典,由 E. A. 戴曼增补订正》 (Mediaeval Latin-English Dictionary, based upon the great work of Du Cange. With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by E. A. Dayman)。

§ 2. 中世纪:界限与一般特征

中世纪,顾名思义,是介于古代与近代之间的时期;它承续前者,预备后者,从而将二者连接起来。它构成了从希腊—罗马文明向罗马—日耳曼文明的过渡;后者从两者之间的野蛮混乱状态中逐渐兴起。连接二者的纽带是基督教;它保存了旧文明中最优秀的成分,并引导和塑造了新的秩序。

从政治上说,中世纪始于五世纪的民族大迁徙及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但就教会史而言,它始于六世纪末的大格列高利,他是最后一位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无论在世俗史还是教会史上,中世纪均终结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1517年),由此进入基督纪元的近代。有些人将近代史的开端定于宗教改革以前的印刷术发明或美洲发现;但这些事件只是为一场伟大的改革运动及基督教世界的扩展作了准备。

中世纪基督教的舞台主要在欧洲。在西亚和北非,新月取代了十字架;而美洲直到十五世纪末才被发现,为历史不断扩展的活力开辟了新的天地。

欧洲的居民来自亚洲异教蛮族以战争方式进行的迁徙,正如美洲的居民来自文明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迁徙一样。

民族大迁徙标志着宗教史与文明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最初的作用是破坏性的,仿佛末日审判的灾祸;但后来却证明是新创造的先声,是秩序形成以前的混沌。这一转变是逐渐实现的。旧希腊罗马世界的力量,仍与新的因素并存,继续发挥了数百年的作用。蛮族的入侵,并不像一股奔流,一过即逝,而像潮汐,时进时退,复又涌来,最后终于占据了淹没的土地。北方的野蛮人沿多瑙河 (Danube) 河谷席卷而下,直抵希腊帝国的边境;又向南越过莱茵河 (Rhine) 与孚日山脉 (Vosges),进入高卢 (Gaul),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他们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许多独立的部落;不是征服者麾下有组织的军队,而是由无畏的君王统领、成群结队而无正规编制的剽悍战士;他们不是受亚历山大或凯撒那样一位统御一切的天才的雄心所驱使,而是受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本能所推动,并在不知不觉中,将欧洲与美洲未来的命运带在身后。他们带来了烈火与刀剑、毁灭与荒凉,却也带来了生命与活力、对女性的尊重、荣誉感以及对自由的热爱——这些高尚的本能,经基督教洁净和发展,便成为一种比希腊罗马文明更高的文明所遵循的原则。五世纪中叶,身处蛮族洪流之中的基督教修士萨尔维安 (Salvian),以极其阴暗而骇人的笔触,描绘当时信奉正统信仰的罗马人的种种恶行,并毫不犹豫地偏爱那些信奉异端(阿里乌派)或异教的蛮族,“他们的贞洁净化了那被罗马人的淫乱所玷污的海洋”。圣奥古斯丁 (Augustin,卒于430年) 的眼光更为冷静而全面,他在巨著《上帝之城》(City of God) 中暗示,旧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可能兴起一种崭新而更美好的文明;他的学生奥罗修斯 (Orosius) 则明确表达了这一充满希望的看法。他说:“人们断言,蛮族是国家的敌人。我的回答是,整个东方也曾如此看待亚历山大大帝;对于那些安宁受到罗马人侵扰的远方民族而言,罗马人也无异于全人类社会的敌人。但你们说,希腊人建立帝国,日耳曼人却将帝国推翻。不错,马其顿人起初也是先征服各民族,后来才使他们文明化。日耳曼人如今正在颠覆这整个世界;但倘若他们最终长久做了这个世界的主人——但愿上天不容此事发生——那么也许有一天,后世将以伟大君王的称号,尊称那些我们今日眼中只有敌人面目的人。”

§ 3. 中世纪基督教的各民族:凯尔特人、条顿人与斯拉夫人

如今登上教会史舞台的新的民族力量,可以分为四组:

  1. 南欧的罗曼民族或拉丁民族 (Romanic or Latin nations),包括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他们是古罗马民族与拉丁基督教的嫡系后裔和继承者,却又融合了新的凯尔特与日耳曼力量。他们的语言都源于拉丁语;他们继承了罗马的法律和习俗,并以罗马教座为其教会组织的中心;他们将基督教传给不断进逼的蛮族,并凭借自身较高的文明,为征服者制定法律。他们与自己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后裔,至今仍依附罗马天主教会。

  2. 凯尔特族 (Keltic race),包括高卢人 (Gauls)、古不列颠人 (Britons)、皮克特人 (Picts) 和斯科特人 (Scots)、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以及他们移居大不列颠和美国各大城市的众多移民,早在基督降生前数百年便已出现于历史之中。他们是雅利安人 (Aryan) 大迁徙的第一道轻浪,从亚洲神秘的腹地涌出,直抵遥远的西方边陲。1 高卢人被凯撒征服,后来却与条顿族的法兰克人 (Francs) 融合,后者建立了法兰西王国。古不列颠人同样被罗马人征服,后来又被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逐至威尔士 (Wales) 和康沃尔 (Cornwall)。高地的苏格兰人(盖尔人,Gaels)仍保持凯尔特族的本色,低地的苏格兰人则与撒克逊人和诺曼人 (Normans) 混合。

凯尔特人的精神特征,两千年来未曾改变:才思敏捷、口齿流利、活泼灵动、易受感动、勇敢无畏、忠于首领或氏族;但也轻浮、善变、好争吵,且缺乏自治的能力。“他们撼动了一切帝国,却未曾建立任何帝国。”老加图 (Cato) 论及他们说:“凯尔特人最专注于两件事:作战之术 (ars militaris) 与巧言善辩 (argute loqui)。”凯撒责备他们喜好轻浮与变动。使徒保罗也曾为同样的弱点而叹息。他们的历史学家蒂埃里 (Thierry) 对他们作了这样恰当的描述:“他们突出的特质是超越一切民族的个人勇武;坦率而冲动、易受各种感触影响的精神;极高的才智,却又伴随着极端的易变、坚忍的不足、对纪律与秩序的不耐、夸耀,以及由无边的虚荣所生的无休止的纷争。”蒙森 (Mommsen) 引用了这段话,并补充说,凯尔特人是好士兵,却是坏公民;他们唯一服从的秩序是军事秩序,因为严厉的集体纪律,替他们卸去了个人自我约束的沉重负担。2

凯尔特基督教起初独立于罗马,甚至在某些次要礼仪上与罗马相抵触;但在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征服之后,便被纳入一致的规范。自宗教改革以来,爱尔兰人对罗马教会的依恋,甚至超过了拉丁各族。法国人从前也倾向一种较自由的天主教(称为高卢主义,Gallicanism);但他们却牺牲了高卢教会的自由,转而接受梵蒂冈大公会议 (Vatican Council) 的教皇至上主义 (Ultramontanism)。相反,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除苏格兰北部一部分高地人以外,都接受了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形式的新教宗教改革,并成为其中最坚定、最有活力的拥护者。加拉太人早已预演了凯尔特各民族所走的道路:他们起初极其乐意而热诚地接受圣保罗那独立的福音,却很快被假教师引入犹太化的律法主义,后来又被保罗带回正路。

  1. 日耳曼 (Germanic)3 或条顿 (Teutonic)4 各民族,在基督降生前后,继凯尔特人的迁徙之后,一波接一波地向西、向南迁移,遍布德意志、瑞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以及俄国的波罗的海诸省;自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以来,又遍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北部(非凯尔特人的地区)。近代,他们的后裔和平地定居于英属各省以及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日耳曼各民族是中世纪与近代充满新生气象、精力旺盛、大有前途而不断进取的种族。他们的基督教化始于四世纪,此后以整族归信的方式推进,至十世纪完成。476年,日耳曼人在首领奥多亚塞 (Odoacer) 率领下,废黜了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 (Romulus Augustulus)——他不过是古代罗慕路斯和奥古斯都的影子——并推翻西罗马帝国,由此应验了关于十二只命运之鸟的古老预兆:罗马将兴盛六个世纪,衰落六个世纪。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给衰败的制度带来毁灭。然而,除少数例外,他们都欣然接受被征服的拉丁诸省的宗教,并以孩童般的温顺,服从其教化的力量。他们是为基督教而预定的,基督教也是为他们而预定的。基督教遏制了他们好战的激情,约束了他们狂野的力量,发展了他们更高尚的本能:他们的献身与忠诚,对女性的尊重,对一切家庭关系的敬重,以及对个人自由和独立的热爱。拉丁教会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所施行管教的学校,为他们预备一个在基督里成熟而独立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十六世纪破晓。新教宗教改革,使日耳曼各族摆脱了中世纪律法主义天主教的监护。

伟大的异教历史学家塔西佗 (Tacitus),无疑曾将野蛮的日耳曼人理想化,以此反衬他那个时代堕落的罗马人(正如蒙田〔Montaigne〕和卢梭〔Rousseau〕“因一时对自己的祖国心怀不满”而描绘野蛮人那样);但他却不知不觉地预言了他们未来的伟大,而这一预言的实现,甚至超过了他所预言的。

  1. 欧洲东部和北部的斯拉夫各族 (Slavonic or Slavic or Slavs)5,包括保加利亚人、波希米亚人(捷克人)、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文德人 (Wends)、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主要自九、十世纪起,借着东方传教士而归信。占绝大多数的东部斯拉夫人被纳入希腊教会;该教会成为俄国的民族宗教,并借着这个帝国,获得了几乎与罗马教会同等广大的疆域。西部斯拉夫人,即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则归属教皇权之下。

斯拉夫人总数近80,000,000,在中世纪历史上居于极其次要的地位,游离于历史主流之外;但近来他们已开始开发自身的资源,而且凭借俄国在欧洲与亚洲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似乎大有前途。俄国肩负着泛斯拉夫主义 (Panslavism) 与东方教会的命运。

  1. 希腊民族在古代基督教中曾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453年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 灭亡;但其中已混入斯拉夫人的成分。希腊教会因伊斯兰教的侵袭而大为衰弱,失去了原始基督教各地的领土,却在俄国获得了一个广大而崭新的宣教园地。

§ 4. 中世纪基督教的特质

中世纪基督教,一方面是古代大公教会信仰的正当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新教的预备。

它的主要形式是教皇制 (papacy)、修道主义 (monasticism) 和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这些都发展到了顶峰,随后便遭到内部日益增长的反对势力的攻击。

基督教初传之时,所面对的是高度文明的民族;如今却必须在蛮族中间奠定新文明的基础。使徒们在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城市中建立教会,而“异教徒”一词(pagan),即村民、偏僻乡野之人,才逐渐具有拜偶像者的含义。他们所用以讲话和写作的语言,早已拥有丰富而不朽的文学;罗马军团的大道,为他们的前进铺平了道路;他们处处都能见到业已确立的社会和政府秩序;他们的使命,是将新的属灵生命注入古代文明,使之服务于更高的道德目标。但黑暗时代的传教士,却必须走访荒林与未经耕垦的田野,教导粗野的民族认识字母,并为社会、文学和艺术奠定基础。

因此,基督教具有了强有力的训导机构的性质,成为幼年民族的训练学校;这些民族必须像儿童一样受到教养。中世纪天主教因而具有律法主义、教阶主义、仪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征。然而,随着各民族在教会的学校中逐渐受到训练,他们便开始主张摆脱教阶统治的独立地位,并用自己的语言发展民族文学。与我们这个以思想和反省为人类生活最高裁判的时代相比,中世纪是一个激情的时代。罗马社会所发展起来的成文法,蛮族既不能理解,也不肯服从。但口传的法律、活的言语,却容易使他们受到感动;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屈服于另一意志之下,对他们竟有一种吸引力。于是,施教的教会成了境内的法律,并构成一切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根基。

中世纪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若将它与此前的古代基督教及此后的现代基督教相比,这称呼确实不错;若将这黑暗归咎于教会,便既错误又不公正。基督教是在周围蛮荒与异教的黑暗中照耀的光,并逐渐将这黑暗驱散。勤勉的教士和修士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抢救出古典文学的珍宝,以及圣经和教父著作,将它们传给更美好的时代。中世纪的光,诚然是教会传统所借来的星光月色,而不是受默示的新约篇章所发出的清朗日光;但这正是处于蒙昧之中的各民族的眼睛所能承受的光,并且始终照耀,直到隐没在伟大宗教改革的白昼之中。基督在各时代、各国度都有他的见证人;那些身处午夜黑暗之中的人,反而照耀得更加明亮。

“荒漠旅途上,无论我们停在何方,

总有庇荫之所、神圣安居之地映入眼帘。”

另一方面,中世纪又常被称为“信仰的时代”,罗马天主教作家尤其如此称说。这一时代充满圣徒传说,具有宗教小说的魅力。人人都像今日的儿童一样,轻易相信超自然之事和神迹。在人们心目中,天堂和地狱与法兰西王国、威尼斯共和国一样真实。怀疑主义和不信的思想几乎不为人知,至少也遭到压制而隐而不露。但与信仰相伴的,是大量的迷信,以及批判性研究和判断的完全缺失。信仰是盲目而不讲理性的,正如儿童的信仰。最不可思议、最荒诞的传说,也毫无疑问地被接受。然而,当时的道德丝毫不比现代更好,反而在许多方面更为粗野、鄙陋,也更易受激情支配。

教会作为一个有形的组织,对人心的支配力从未如此强大。她掌管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各领域。她垄断了一切学问,使科学和艺术都为她效劳。她领导每一项进步运动。她创办大学,兴建巍峨的主教座堂,发动十字军,拥立和废黜君王,向整个民族颁下祝福和咒诅。以罗马为中心的中世纪教阶体系,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重新实行了犹太人的神权政治。这是以属肉体的方式,提前实现基督的千禧年统治。建起这座宏伟的大厦用了数百年,将它拆卸下来也用了数百年。

反对的力量,一部分来自反天主教的宗派;他们虽受残酷逼迫,却从未停止抗议教皇制的腐败与暴政;一部分来自民族精神的兴起,反抗那吞并一切的教阶集权;一部分来自古典学问和圣经研究的复兴,动摇了迷信与传统的统治;还有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会自身内在而更深沉的生命,它大声疾呼改革,并在律法的严厉管教中奋力前行,走向福音的光明与自由。中世纪教会是引人到基督面前的训蒙师傅。宗教改革使西方基督教世界脱离了律法的捆绑,重新夺回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的那种自由(《加拉太书》5:1)。

§ 5. 中世纪的分期

中世纪可分为三个时期:

  1. 传教时期,从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到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即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公元590–1073年。北方蛮族的归信。新文明的曙光。伊斯兰教 (Islam) 的兴起与发展。西方与东方的分离。有些人以日耳曼—罗马帝国的创立者查理大帝 (Charlemagne,800年) 为界,将这一时期再作划分。

  2. 教皇神权政治的鼎盛时期,从格列高利七世到卜尼法斯八世 (Boniface VIII.),公元1073–1294年。教皇制、修道主义和经院哲学的巅峰。十字军运动。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冲突。若追溯到希尔德布兰德的崛起,这一时期便始于1049年。

  3. 中世纪天主教的衰落与现代基督教的预备时期,从卜尼法斯八世到宗教改革,公元1294–1517年。教皇的流亡与分裂;改革性的大公会议;经院哲学的衰败;神秘主义的发展;文学的复兴与印刷术;美洲的发现;新教的先驱;宗教改革的曙光。

这三个时期的相互关系,犹如狂放的青年、成熟的壮年与衰颓的老年。然而,中世纪体制的逐渐解体,只是新生命的预备,是以重建为目标的拆毁。

这三个时期可以分别论述,也可以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来处理。两种方法各有优点:前者便于细致研究,后者便于连贯地综观各种重大运动。

按照我们在第一卷导论中所定的划分,中世纪的这三个时期,就是基督教通史的第四、第五和第六时期。

Original Text

CHAPTER I.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ediaeval Church History.

§ 1. Sources and Literature.

August Potthast: Bibliotheca Historica Medii Aoevi. Wegweiser durch die Geschichtswerke des Europäischen Mittelalters von 375–1500. Berlin, 1862. Supplement, 1868.

The mediaeval literature embraces four distinct branches;

  1. The Romano-Germanic or Western Christian;

  2. The Graeco-Byzantine or Eastern Christian;

  3. The Talmudic and Rabbinical;

  4. The Arabic and Mohammedan.

We notice here only the first and second; the other two will be mentioned in subdivisions as far as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church histor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nsists partly of documentary sources, partly of historical works. We confine ourselves here to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a more general character. Books referring to particular countries and sections of church history will be noticed in the progress of the narrative.

I. Documentary Sources.

They are mostly in Latin—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Western Church,—and in Greek,—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Eastern Church.

  1. For the history of missions: the letters and biographies of missionaries.

  2. For church polity and government: the official letters of popes, patriarchs, and bishops.

The documents of the papal court embrace (a) Regesta (registra),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various branches of the papal government from a.d. 1198–1572, deposited in the Vatican library, and difficult of access. (b) Epistolae decretales, which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the Corpus juris canonici, brought to a close in 1313. (c) The bulls (bulla, a seal or stamp of globular form, though some derive it from boulhv, will, decree) and briefs (breve, a short, concise summary), i.e., the official letters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Canon law. They are of equal authority, but the bulls differ from the briefs by their more solemn form. The bulls are written on parchment, and sealed with a seal of lead or gold, which is stamped on one side with the effigies of Peter and Paul, and on the other with the name of the reigning pope, and attached to the instrument by a string; while the briefs are written on paper, sealed with red wax, and impressed with the seal of the fisherman or Peter in a boat.

  1. For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life: the biographies of saints, the disciplinary canons of synods, the ascetic literature.

  2. For worship and ceremonies: liturgies, hymns, homilies, works of architecture sculpture, painting, poetry, music. The Gothic cathedrals are as striking embodiments of mediaeval Christianity as the Egyptian pyramids ar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haraohs.

  3. For theology and Christian learning: the works of the later fathers (beginning with Gregory I.), schoolmen, mystics, and the forerunners of the Reformation.

  1.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Works of Mediaeval Writers.
  1. For the Oriental Church.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opera Niebuhrii, Bekkeri, et al. Bonnae, 1828–’78, 50 vols. 8vo. Contains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East-Roman Empire from the sixth century to its fall. The chief writers are Zonaras, from the Creation to a.d. 1118; Nicetas, from 1118 to 1206; Gregoras, from 1204 to 1359; Laonicus, from 1298 to 1463; Ducas, from 1341 to 1462; Phrantzes, from 1401 to 1477.

J. A. Fabricius (d. 1736): Bibliotheca Graeca sive Notitia Scriptorum veterum Graecorum, 4th ed., by G. Chr. Harless, with additions. Hamburg, 1790–1811, 12 vols. A supplement by S. F. W. Hoffmann: Bibliographisches Lexicon der gesammten Literatur der Griechen. Leipzig, 1838–’45, 3 vols.

  1. For the Westem Church.

Bibliotheca Maxima Patrum. Lugduni, 1677, 27 vols. fol.

Martene (d. 1739) and Durand (d. 1773): Thesaurus Anecdotorum Novus, seu Collectio Monumentorum, etc. Paris, 1717, 5 vols. fol. By the same: Veterum Scriptorum et Monumentorum Collectio ampliss. Paris, 1724–’38, 9 vols. fol.

J. A. Fabricius: Bibliotheca Latina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Hamb. 1734, and with supplem. 1754, 6 vols. 4to.

Abbé Migne: Patra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ive Bibliotheca Universalis ... Patrum, etc. Paris, 1844–’66. The Latin series (1844–’55) has 221 vols. (4 vols. indices); the Greek series (1857–66) has 166 vols. The Latin series, from tom. 80–217, contains the writers from Gregory the Great to Innocent III. Reprints of older editions, and most valuable for completeness and convenience, though lacking in critical accuracy.

Abbé Horay: Medii AEvi Bibliotheca Patristica ab anno MCCXVI usque ad Concilii Tridentini Tempora. Paris, 1879 sqq. A continuation of Migne in the same style. The first 4 vols. contain the Opera Honori III.

Joan. Domin. Mansi (archbishop of Lucca, d. 1769): 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 Florence and Venice 1759–1798, 31 vols. fol. The best collection down to 1509. A new ed. (facsimile) publ. by Victor Palmé, Paris and Berlin 1884 sqq. Earlier collections of Councils by Labbé and Cossart (1671–72, 18 vols), Colet (with the supplements of Mansi, 1728–52, 29 vols. fol.), and Hardouin (1715, 12 vols. fol.).

C. Cocquelines: Magnum Bullarium Romanum. Bullarum, Privilegiorum ac Diplomatum Romanorum Pontificum usque ad Clementem XII. amplissima Collectio. Rom. 1738–58. 14 Tom. fol. in 28 Partes; new ed. 1847–72, in 24 vols.

A. A. Barberi: Magni Bullarii Rom. Continuatio a Clemente XIII ad Pium VIII. (1758–1830). Rom. 1835–’57, 18 vols. fol. The bulls of Gregory XVI. appeared 1857 in 1 vol.

G. H. Pertz (d. 1876):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Hannov. 1826–1879. 24 vols. fol. Continued by G. Waitz.

  1. Documentary Histories.

Acta Sanctorum Bollandistarum. Antw. Bruxellis et Tongerloae, 1643–1794; Brux. 1845 sqq., new ed. Paris, 1863–75, in 61 vols. fol. (with supplement). See a list of contents in the seventh volume for June or the first volume for October; also in the second part of Potthast, sub "Vita," pp. 575 sqq.

This monumental work of John Bolland (a learned Jesuit, 1596–1665), Godefr. Henschen (†1681), Dan. Papebroch (†1714), and their associates and followers, called Bollandists, contains biographies of all the sain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order of the calendar, and divided into months. They are not critical histories, but compilations of an immense material of facts and fiction, which illustrate the life and manners of the ancient and mediaeval church. Potthast justly calls it a "riesenhaftes Denkmal wissenschaftlichen Strebens." It was carried on with the aid of the Belgic government, which contributed (since 1837) 6,000 francs annually.

Caes. Baronius (d. 1607): Annales ecclesiastici a Christo nato ad annum 1198. Rom. 1588–1593, 12 vols. Continued by Raynaldi (from 1198 to 1565), Laderchi (from 1566–1571), and A. Theiner (1572–1584). Best ed. by Mansi, with the continuations of Raynaldi, and the Critica of Pagi, Lucca, 1738–’59, 35 vols. fol. text, and 3 vols. of index universalis. A new ed. by A. Theiner (d. 1874), Bar-le-Duc, 1864 sqq. Likewise a work of herculean industry, but to be used with critical caution, as it contains many spurious documents, legends and fictions, and is written in the interest and defence of the papacy.

  1. Modern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Ages.

J. M. F. Frantin: Annales du moyen age. Dijon, 1825, 8 vols. 8vo.

F. Rehm: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Marbg, 1821–’38, 4 vols. 8vo.

Heinrich Leo: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Halle, 1830, 2 vols.

Charpentier: Histoire literaire du moyen age. Par. 1833.

R. Hampson: Medii aevi Calendarium, or Dates, Charters, and Customs of the Middle Ages, with Kalenders from the Xth to the XVth century. London, 1841, 2 vols. 8vo.

Henry Hallam (d. 1859):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818, 3d ed. 1848, Boston ed. 1864 in 3 vols. By the same: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 in the 15th,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Several ed., Engl. and Am. Boston ed. 1864 in 4 vols.; N. York, 1880, in 4 vols.

Charles Hardwick († l859):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Middle Age. 3d ed. by Stubbs, London, 1872.

Henry Hart Milman († 1868): History of Latin Christianity; including that of the Popes to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V. London and N. York, 1854, 8 vols., new ed., N. York (A. C. Armstrong & Son), 1880.

Richard Chenevix Trench (Archbishop of Dublin): Lectures on Mediaeval Church History. London, 1877, republ. N. York, 1878.

V. The Mediaeval Sections of the General Church Histories.

  1. Roman Catholic: Baronius (see above), Fleury, Möhler, Alzog, Döllinger (before 1870), Hergenröther.

  2. Protestant: Mosheim, Schröckh, Gieseler, Neander, Baur, Hagenbach, Robertson. Also Gibbon’s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 Empire (Wm. Smith’s ed.), from ch. 45 to the close.

  1. Auxiliary.

Domin. Du Cange (Charles du Fresne, d. 1688): 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 Paris, 1678; new ed. by Henschel, Par. 1840–’50, in 7 vols. 4to; and again by Favre, 1883 sqq.—By the same: 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c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 Par. 1682, and Lugd. Batav. 1688, 2 vols. fol. These two works are the philological keys to the knowledge of mediaeval church history.

An English ed. of the Latin glossary has been announced by John Murray, of London: Mediaeval Latin-English Dictionary, based upon the great work of Du Cange. With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by E. A. Dayman.

§ 2. The Middle Age. Limits and General Character.

The Middle Age, as the term implies, is the period which interven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connects them, by continuing the one, and preparing for the other. It form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Graeco-Roman civilization to the Romano-Germanic, civilization, which gradually arose out of the intervening chaos of barbarism. The connecting link is Christianity, which saved the best elements of the old, and directed and moulded the new order of things.

Politically, the middle age dates from the great migration of nations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in the fifth century; but for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t begins with Gregory the Great, the last of the fathers and the first of the popes,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h century. Its termination, both for secular and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s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1517), which introduces the modern age of the Christian era. Some date modern history from the invention of the art of printing, or from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which preceded the Reformation; but these events were only preparatory to a great reform movement and extens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theatre of mediaeval Christianity is mainly Europe. In Western Asia and North Africa, the Cross was supplanted by the Crescent; and America, which opened a new field for the ever-expanding energies of history, was not discovered until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Europe was peopled by a warlike emigration of heathen barbarians from Asia as America is peopled by a peaceful emigration from civilized and Christian Europe.

The great migration of nations mark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 It was destructive in its first effects, and appeared like the doom of the judgment-day; but it proved the harbinger of a new creation, the chaos preceding the cosmos. The change was brought about gradually. The forces of the old Greek and Roman world continued to work for centuries alongside of the new elements. The barbarian irruption came not like a single torrent which passes by, but as the tide which advances and retires, returns and at last becomes master of the flooded soil. The savages of the north swept down the valley of the Danube to the borders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southward over the Rhine and the Vosges into Gaul, across the Alps into Italy, and across the Pyrenees into Spain. They were not a single people, but many independent tribes; not an organized army of a conqueror, but irregular hordes of wild warriors ruled by intrepid kings; not directed by the ambition of one controlling genius, like Alexander or Caesar, but prompted by the irresistible impulse of an historical instinct, and unconsciously bearing in their rear the future destini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They brought with them fire and sword, destruction and desolation, but also life and vigor, respect for woman, sense of honor, love of liberty—noble instincts, which, being purified and developed by Christianity, became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a higher civilization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Rome. The Christian monk Salvian, who lived in the midst of the barbarian fl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draws a most gloomy and appalling picture of the vices of the orthodox Romans of his time, and does not hesitate to give preference to the heretical (Arian) and heathen barbarians, "whose chastity purifies the deep stained with the Roman debauches." St. Augustin (d. 430), who took a more sober and comprehensive view, intimates, in his great work on the City of Go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ise of a new and better civilization from the ruins of the old Roman empire; and his pupil, Orosius, clearly expresses this hopeful view. "Men assert," he says, "that the barbarians are enemies of the State. I reply that all the East thought the same of the great Alexander; the Romans also seemed no better than the enemies of all society to the nations afar off, whose repose they troubled. But the Greeks, you say, established empires; the Germans overthrow them. Well, the Macedonians began by subduing the nations which afterwards they civilized. The Germans are now upsetting all this world; but if, which Heaven avert, they, finish by continuing to be its masters, peradventure some day posterity will salute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princes those in whom we at this day can see nothing but enemies."

§ 3. The Nations of Mediaeval Christianity. The Kelt, the Teuton, and the Slav.

The new national forces which now enter upon the arena of church-history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1. The Romanic or Latin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including the Italians, Spaniards, Portuguese and French. They are the natural descendants and heirs of the old Roman nationality and Latin Christianity, yet mixed with the new Keltic and Germanic forces. Their languages are all derived from the Latin; they inherited Roman laws and customs, and adhered to the Roman See as the centre of their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they carried Christianity to the advancing barbarians, and by their superior civilization gave laws to the conquerors. They still adhere, with their descendants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to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2. The Keltic race, embracing the Gauls, old Britons, the Picts and Scots, the Welsh and Irish with their numerous emigrants in all the large cit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pear in history several hundred years before Christ, as the first light wave of the vast Aryan migration from the mysterious bowels of Asia, which swept to the borders of the extreme West.(1) The Gauls were conquered by Caesar, but afterwards commingled with the Teutonic Francs, who founded the French monarchy. The Britons were likewise subdued by the Romans, and afterwards driven to Wales and Cornwall by the Anglo-Saxons. The Scotch in the highlands (Gaels) remained Keltic, while in the lowlands they mixed with Saxons and Normans.

The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elts remain unchanged for two thousand years: quick wit, fluent speech, vivacity, sprightliness, impressibility, personal bravery and daring, loyalty to the chief or the clan, but also levity, fickleness, quarrelsomeness and incapacity for self-government. "They shook all empires, but founded none." The elder Cato says of them: "To two things are the Kelts most attent: to fighting (ars militaris), and to adroitness of speech (argute loqui)." Caesar censures their love of levity and change. The apostle Paul complains of the same weakness. Thierry, their historian, well describes them thus: "Their prominent attributes are personal valor, in which they excel all nations; a frank, impetuous spirit open to every impression; great intelligence, but joined with extreme mobility, deficient perseverance, restlessness under discipline and order, boastfulness and eternal discord, resulting from boundless vanity." Mommsen quotes this passage, and adds that the Kelts make good soldiers, but bad citizens; that the only order to which they submit is the military, because the severe general discipline relieves them of the heavy burden of individual self-control.(2)

Keltic Christianity was at first independent of Rome, and even antagonistic to it in certain subordinate rites; but after the Saxon and Norman conquests, it was brought into conformity, 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the Irish have been more attached to the Roman Church than even the Latin races. The French formerly inclined likewise to a liberal Catholicism (called Gallicanism); but they sacrificed the Gallican liberties to the Ultramontanism of the Vatican Council. The Welsh and Scotch, on the contrary,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portion of the Highlanders in the North of Scotland, embrace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its Calvinistic rigor, and are among its sternest and most vigorous advocates. The course of the Keltic nations had been anticipated by the Galatians, who first embraced with great readiness and heartiness the independent gospel of St. Paul, but were soon turned away to a Judaizing legalism by false teachers, and then brought back again by Paul to the right path.

  1. The Germanic(3) or Teutonic(4) nations followed the Keltic migration in successive westward and southward waves, before and after Christ, and spread over Germany, Switzerland, Holland, Scandinavia, the Baltic provinces of Russia, and, since the Anglo-Saxon invasion, also over England and Scotland and the northern (non-Keltic) part of Ireland. In modern times their descendants peacefully settled the British Provinces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North America. The Germanic nations are the fresh, vigorous, promising and advancing races of the middle age and modern times. Their Christianization began in the fourth century, and went on in wholesale style till it was completed in the tenth. The Germans, under their leader Odoacer in 476, deposed Romulus Augustulus—the shadow of old Romulus and Augustus—and overthrew the West Roman Empire, thus fulfilling the old augury of the twelve birds of fate, that Rome was to grow six centuries and to decline six centuries. Wherever they went, they brought destruction to decaying institutions. But with few exceptions, they readily embraced the religion of the conquered Latin provinces, and with childlike docility submitted to its educational power. They were predestinated for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ity for them. It curbed their warlike passions, regulated their wild force, and developed their nobler instincts, their devotion and fidelity, their respect for woman, their reverence for all family-relations, their love of personal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 The Latin church was to them only a school of discipline to prepare them for an age of Christian manhood and independence, which dawne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wa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Germanic races from the pupilage of mediaeval and legalistic Catholicism.

Tacitus, the great heathen historian, no doubt idealized the barbarous Germans in contrast with the degenerate Romans of his day (as Montaigne and Rousseau painted the savages "in a fit of ill humor against their country"); but he unconsciously prophesied their future greatness, and his prophecy has been more than fulfilled.

  1. The Slavonic or Slavic or Slavs(5) in the East and North of Europe, including the Bulgarians, Bohemians (Czechs), Moravians, Slovaks, Servians, Croatians, Wends, Poles, and Russians, were mainly converted through Eastern missionaries since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y. The Eastern Slavs, who are the vast majority, were incorporated with the Greek Church, which became the national religion of Russia, and through this empire acquired a territory almost equal to that of the Roman Church. The western Slavs, the Bohemians and Poles, became subject to the Papacy.

The Slavs, who number in all nearly 80,000,000, occupy a very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and are isolated from the main current; but recently, they have begun to develop their resources, and seem to have a great future before them through the commanding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 in Europe and in Asia. Russia is the bearer of the destinies of Panslavism and of the, Eastern Church.

  1. The Greek nationality, which figured so conspicuously in ancient Christianity, maintained its independence down to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1453; but it was mixed with Slavonic elements. The Greek Church was much weakened by the inroads of Mohammedanism) and lost the possession of the territories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but secured a new and vast missionary field in Russia.

§ 4. Genius of Mediaeval Christianity.

Mediaeval Christianity is, on the one hand, a legitimate continu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atholicism; on the other hand, a preparation for Protestantism,

Its leading form are the papacy, monasticism, and scholasticism, which were developed to their height, and then assailed by growing opposition from within.

Christianity, at its first introduction, had to do with highly civilized nations; but now it had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civilization among barbarians. The apostles planted churches in the cities of the Jews, Greeks, and Romans, and the word "pagan" i.e, villager, backwoodsman, gradually came to denote an idolater. They spoke and wrote in a language which had already a large and immortal literature; their progress was paved by the high roads of the Roman legions; they found everywhere an established order of society, and government; and their mission was to infuse into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a new spiritual life and to make it subservient to higher moral ends. But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dark ages had to visit wild woods and untilled fields, to teach rude nations the alphabet, an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ociety, literature and art.

Hence Christianity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 strong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a training school for nations in their infancy, which had to be treated as children. Hence the legalistic, hierarchical, ritualistic and romantic character of mediaeval Catholicism. Yet in proportion as the nations were trained in the school of the church, they began to assert their independence of the hierarchy and to develop a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ir own language. Compared with our times, in which thought and reflection have become the highest arbiter of human life, the middle age was an age of passion. The written law, such as it was developed in Roman society, the barbarian could not understand and would not obey. But he was easily impressed by the spoken law, the living word, and found a kind of charm in bending his will absolutely before another will. Thus the teaching church became the law in the land, and formed the very foundation of all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e middle ages are often called "the dark ages:" truly, if we compare them with ancient Christianity, which preceded, and with modern Christianity, which followed; falsely and unjustly, if the church is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darkness. Christianity was the light that shone in the darkness of surrounding barbarism and heathenism, and gradually dispelled it. Industrious priests and monks saved from the wreck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treasure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ogether with the Holy Scriptures and patristic writings, and transmitted them to better times. The mediaeval light was indeed the borrowed star and moon-light of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 rather than the clear sun-light from the inspired pages of the New Testament; but it was such light as the eyes of nations in their ignorance could bear, and it never ceased to shine till it disappeared in the day-light of the great Reformation. Christ had his witnesses in all ages and countries, and those shine all the brighter who were surrounded by midnight darkness.

"Pause where we may upon the desert-road,

Some shelter is in sight, some sacred safe abod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ddle ages are often called, especially by Roman Catholic writers, "the ages of faith." They abound in legends of saints, which had the charm of religious novels. All men believed in the supernatural and miraculous as readily as children do now. Heaven and hell were as real to the mind as the kingdom of France and the, republic of Venice. Skepticism and infidelity were almost unknown, or at least suppressed and concealed. But with faith was connected a vast deal of superstition and an entire absence of critical investigation and judgment. Faith was blind and unreasoning, like the faith of children. The most incredible and absurd legends were accepted without a question. And yet the morality was not a whit better, but in many respects ruder, coarser and more passionate, than in modern times.

The church as a visible organization never had greater power over the minds of men. She controlled all departments of life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She monopolized all the learning and made sciences and arts tributary to her. She took the lead in every progressive movement. She founded universities, built lofty cathedrals, stirred up the crusades, made and unmade kings, dispensed blessings and curses to whole nations. The mediaeval hierarchy centering in Rome re-enacted the Jewish theocracy on a more comprehensive scale. It was a carnal anticipation of the millennial reign of Christ. It took centuries to rear up this imposing structure, and centuries to take it down again.

The opposition came partly from the anti-Catholic sects, which, in spite of cruel persecution, never ceased to protest against the corruptions and tyranny of the papacy; partly from the spirit of nationality which arose in opposition to an all-absorbing hierarchical centralization; partly from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d biblical learning, which undermined the reign of superstition and tradition; and partly from the inner and deeper lif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tself, which loudly called for a reformation, and struggled through the severe discipline of the law to the light and freedom of the gospel. The mediaeval Church was a schoolmaster to lead men to Christ. The Reformation was an emancipation of Western Christendom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law, and a re-conquest of that liberty "wherewith Christ hath made us free" (Gal. v. 1).

§ 5. Periods of the Middle Age.

The Middle Age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1. The missionary period from Gregory I. to Hildebrand or Gregory VII., a.d. 590–1073. The conversion of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The dawn of a new civilization.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Islam. The separation of the West from the East. Some subdivide this period by Charlemagne (800), the founder of the German-Roman Empire.

  2. The palmy period of the papal theocracy from Gregory VII. to Boniface VIII., a.d. 1073–1294. The height of the papacy, monasticism and scholasticism. The Crusade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If we go back to the rise of Hildebrand, this period begins in 1049.

  3. The decline of mediaeval Catholicism and preparation for modern Christianity, from Boniface VIII. to the Reformation, a.d. 1294–1517. The papal exile and schism; the reformatory councils; the decay of scholasticism; the growth of mysticism; the revival of letters, and the art of print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forerunners of Protestantism;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These three period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s the wild youth, the ripe manhood, and the declining old age. But the gradual dissolution of mediaevalism was only the preparation for a new life, a destruction looking to a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periods may be treated separately, or as a continuous whole. Both methods have their advantages: the first for a minute study; the second for a connected survey of the great movements.

According to our division laid down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volume, 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middle ages are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periods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1): keltoivor Kevltai, Celtae, Galavtai, Galatae or Galati, Galli, Gael. Some derive it from celt, a cover, shelter; others from celu (Lat. celo) to conceal. Herodotus first mentions them, as dwelling in the extreme northwest of Europe. On these terms see Diefenbach, Celtica, Brandes, Kelten und Germanen, Thierry, Histoire des Gaulois, the art. Galli in 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and the introductions to the critical Commentaries on the Galatians by Wieseler and Lightfoot (and Lightfoot’s Excursus I). The Galatians in Asia Minor, to whom Paul addressed his epistle, were a branch of the Keltic race, which either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current of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r, being obstructed by the ocean, retraced their steps, and turned eastward. Wieseler (in his Com. and in several articles in the "Studien und Kritiken, " and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1877 No. 1) tries to make them Germans, a view first hinted at by Luther. But the fickleness of the Galatian Christians is characterristic of the ancient Gauls and modern French.

(2; original 2): Römische Geschichte, Vol. I., p. 329, 5th ed., Berlin, 1868.

(3; original 3): The word is of uncertain origin. Some derive it from a Keltic root, garm or gairm, i.e. noise; some from the old German gere (guerre), a pointed weapon, spear or javelin (so that German would mean an armed man, or war-man, Wehrmann); others, from the Persian irman, erman, i.e. guest.

(4; original 4): From the Gothic thiudisco, gentiles, popularis; hence the Latin teutonicus, and the German deutsch or teutsch (which may also be connected with diutan, deutsch deutlich). In the English usage, the term German is confined to the Germans proper, and Dutch to the Hollanders; but Germanic and Teutonic apply to all cognate races.

(5; original 5): The term Slav or Slavonian is derived by some from slovo, word, by others, from slava, glory. From it are derived the words slave and slavery (Sclave, esclave), because many Slavs were reduced to a state of slavery or serfdom by their German masters. Webster spells slave instead of slav, and Edward A. Freeman, in his Historical Essays (third series, 1879), defends this spelling on three grounds: 1) No English word ends in v. But many Russian words do, as Kiev, Yaroslav, and some Hebrew grammars use Tav and Vav for Tau and Vau. 2) Analogy. We write Dane, Swede, Pole, not Dan, etc. But the a in Slav has the continental sound, and the tendency is to get rid of mute vowels. 3) The form Slave perpetuates the etymology. But the etymology (slave = dou'lo") is uncertain, and it is well to distinguish the national name from the ordinary slaves, and thus avoid offence. The Germans also distinguish between Slaven, Sclaven.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原字串 Best guess 语言 出现位置 说明
boulhv βουλή Greek 正文第 15 段 推测 h 对应 η、v 表示锐音;βουλή 与上下文“意志、敕令”相合。
keltoiv κελτοί Greek 脚注 1 推测为旧字体编码,oi 对应 οι、v 表示锐音;保留原串小写。
Kevltai Κέλται Greek 脚注 1 推测 K 对应 Κ,ev 对应 έ;与并列的凯尔特族名称相合。
Galavtai Γαλάται Greek 脚注 1 推测 G 对应 Γ,av 对应 ά;与并列拉丁文 Galatae 相合。
dou'lo" δοῦλος Greek 脚注 5 推测撇号表示扬抑符、末尾双引号编码词尾 ς;与 slave 的释义相合。

  1. κελτοί* 或 Κέλται*、Celtae、Γαλάται*、Galatae 或 Galati, Galli, Gael。有些人认为这个名称源于 celt,意为遮盖物、庇护所;另一些人则认为源于 celu(拉丁文 celo),意为隐藏。希罗多德 (Herodotus) 最早提到他们,说他们居住在欧洲的西北极边。关于这些名称,参见迪芬巴赫 (Diefenbach)《凯尔特研究》(Celtica)、布兰德斯 (Brandes)《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Kelten und Germanen)、蒂埃里 (Thierry)《高卢人史》(Histoire des Gaulois)、保利 (Pauly)《古典百科全书》(Realencyclopädie) 中的 Galli 条目,以及维泽勒 (Wieseler) 和莱特福特 (Lightfoot) 的《加拉太书》考证性注释的导论(另参莱特福特的《附论一》〔Excursus I〕)。保罗写信所致的小亚细亚加拉太人,是凯尔特族 (Keltic) 的一个分支;他们或是在向西迁徙时脱离了主流,或是受大洋阻挡,便折返原路,转而向东。维泽勒在其《注释》(Com.),以及发表于《研究与评论》(Studien und Kritiken) 和《教会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1877年第1期) 的数篇文章中,试图证明他们是日耳曼人;路德 (Luther) 最先暗示过这一看法。但加拉太基督徒的反复无常,正是古代高卢人和现代法国人的特征。↩︎

  2. 《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第I卷,第329页,第5版,柏林,1868年。↩︎

  3. 这个词的起源未定。有些人认为它源于凯尔特语词根 garm 或 gairm,即喧声;有些人认为源于古德语 gere(guerre),意为尖头武器、矛或标枪(如此,German 便意为武装的人,或战士,Wehrmann);另一些人则认为源于波斯语 irman, erman,即客人。↩︎

  4. 源于哥特语 thiudisco, gentiles, popularis,意为同族的、民众的;由此产生拉丁文 teutonicus 和德文 deutsch 或 teutsch(也可能与 diutan, deutsch deutlich 有关)。在英语用法中,German 仅指狭义的日耳曼人,Dutch 则指荷兰人;但 Germanic 和 Teutonic 适用于所有同源民族。↩︎

  5. Slav 或 Slavonian(斯拉夫人)一词,有人认为源于 slovo,意为言语;另有人认为源于 slava,意为荣耀。slave(奴隶)和 slavery(奴隶制)等词(Sclave, esclave)便由此而来,因为许多斯拉夫人被他们的日耳曼主人降为奴隶或农奴。韦伯斯特 (Webster) 将 slav 拼作 slave;爱德华·A. 弗里曼 (Edward A. Freeman) 在其《历史论文集》(Historical Essays,第三辑,1879年) 中,提出三点理由为这一拼法辩护:1)没有英语词以 v 结尾。但许多俄语词却是如此,如 Kiev, Yaroslav;一些希伯来语语法书也用 Tav 和 Vav,而不用 Tau 和 Vau。2)类比。我们写作 Dane, Swede, Pole,而不是 Dan 等。但 Slav 中的 a 读欧洲大陆的音,而且拼写的趋势是去掉不发音的元音字母。3)Slave 这一形式保留了词源。但这个词源(slave = δοῦλος*)尚不确定;将民族名称与普通奴隶区别开来,以免冒犯,也是一件好事。德国人也区分 Slaven, Scla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