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辩证法构造——关于毛姆的《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全体人类种族组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和谐整体（处于顶端的雅利安人的“命运”统治，黑种人、中国人等其他人种则为之服务）——所有种族应有尽有，唯独没有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和谐整体中没有适当的位置，他们的“身份”是赝品，他们擅自跨越边界，他们引发动荡、对抗，他们动摇社会构架（social fabric）。同样，犹太人与其他种族密谋，阻止其他种族屈从于他们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犹太人就是幕后的主人，意在统治世界。他们是雅利安人的反形象（counter‐image），是雅利安人的否定的、变态的二重身（perverted double）。他们之所以必须被灭绝，而其他人种只需被迫接受自己的地位，原因就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毛姆的这篇小说完全是按照辩证法的原则构造的。从一开篇，毛姆就描写了一个托尔斯泰式的芝加哥上层社会的生活，年轻男女的关系与《战争与和平》中俄国上层贵族青年的关系毫无二致。芝加哥上层社会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但并不因此其就与俄国的上层社会有本质的区别。温柔、可爱的年轻女子（伊萨贝尔），等待仿佛她人生唯一的目的——婚姻；单纯、英俊的年轻男子（贝特曼），为了历练自己，仿佛参加龙骑兵（这是托尔斯泰小说里的男青年惯常会干的事）一般参与父亲的汽车内燃机事业。

毛姆这种在塑造上的高度一致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完全是出于理念的运动来构造小说的人物与背景。或许毛姆根本没想真实地介入所谓的芝加哥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他直接将托尔斯泰的上层社会稍加变更便挪到了芝加哥。从整篇小说来看，这一做法的目的也很好理解，即完全地服务于该小说核心，即两种对立形象的不断的更替、转化。这一种纯粹的出于概念来搭建小说的手法在后文中是更加的明显。

1. 整篇小说的征兆点乃在于贝特曼从爱德华身上观察到的难以接受、难以理解的、过分的兴高采烈（“仿佛对什么事——说不上到底是为什么——非常高兴”）。
   1. 所谓征兆点即意味着在此一定有某一标志着主体困境的矛盾事件与主体接触。而主体仿佛只有通过消灭这一事件才能确立自身，但实际上，主体对矛盾事件的消灭的欲望只是一再地表明了他自身困境的不可解决。正如纳粹的叙事中犹太人是雅利安人的反形象，反犹的提出只是表明。
   2. 这种对对象的兴高采烈的体会的过分敏感与恐惧只能源于观察者自身的某种问题。
   3. 因为，如果观察者拥有的是天然的、科学性的视角，兴高采烈得过分只可能是因为毒品带来的幻觉——其从来不可能用于描述像爱德华这样只是爱上了一种新生活的人。
   4. 更精确的，我们看到贝特曼对爱德华的兴高采烈的恐惧乃是源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形象：上层社会生活和塔希提的原始性生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就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小说也正是以这一矛盾形象的否定、转化来展开的。
2. 塔希提的原始性生活的形象乃是从上层社会生活中转化而来的，换句话说，塔希提的原始性生活的形象就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自身之矛盾的面貌。
   1. 杰克逊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所视为罪犯、渣滓的人物，在塔希提上变为了一个严肃、圣洁、神态庄严、像“身披法衣的大主教”似的人。
   2. 这一种转化乃是由上层社会生活内部那种平庸、俗套，坚守所谓“恪尽职守、辛勤工作”的生活的塌缩所完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毛姆并没有在这小说中花多少心思进行上层社会生活的直接描写。但是，毛姆在这小说中所传达出的对上层社会生活的观察仍然可以从塔希提的原始性生活中得到透视——这相当于是从纳粹对犹太人形象的描绘上得出纳粹自身的矛盾性。

塔希提生活的形象被毛姆描写为伊甸园的形象。杰克逊成为了天神，而爱德华、杰克逊的女儿夏娃（名字是直接的暗示）则成了天神所预备的那座岛上的亚当、夏娃。我们从这一粗糙的描绘中并不能看出更加实在的关于上层社会生活的内容，我们所能嗅到的只有上层社会生活的沉闷、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