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

By A. V. Caleb，基于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

为什么是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

此专栏的开设乃依托当下不受审查管制的GitHub网站来为感兴趣者提供系统神学各要义的清晰、简洁的内容与纲要。或许在这个开头，讲讲神学的合法性是必要的。

神学（Theology, θεολογία）一词虽然并未直接在圣经中出现，然而其存在于圣经的一些文字形式中。例如，罗马书 3:2τὰ λόγια τοῦ θεοῦ (ta logia tou Theou, ‘神谕’)；彼前 4:11 λόγια θεοῦ (logia Theou, ‘神谕’) ；路8:21 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ton logon tou Theou, ‘神的话’，这里的λόγον只不过是λόγος的宾格形式，并不是另一个词) 。

既然在词源上不见得存在合法性的问题，那么其具体的使用到底是如何？中世纪学院派的一句格言有很好的总结：

Theologia a Deo docetur, Deum docet, et ad Deum ducit.

神学乃由神所传授、教导关于神的事务并最终引人向神者。

换句话来说，神学乃“一种体系，其关乎神的自己以及诸多为着神的荣耀与人的救赎的神圣之事”^[1]。

此专栏所采用的系统神学内容源于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的《辩道学要义》（Institute of Elenctic Theology）。对此的讨论乃本文的中心。

为什么是《辩道学要义》（Institute of Elenctic Theology）？

历史上诸多的神学家写了不计其数的系统神学书籍。笔者对于该领域的书籍也算有一定的了解。基本的结论是，对于系统神学的书籍，只要读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的《辩道学要义》（Institute of Elenctic Theology）就够了。接下来，笔者试图对现有的、可获得的、较为流行的几本书籍进行一个对比。

基本上来说，系统神学书籍主要的有这几本：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的《辩道学要义》（Institute of Elenctic Theology），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改革宗教理学》（Reformed Dogmatics），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The Summa Theologica），路易斯·博克富（Louis Berkhof）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威尔默·布雷克（Wilhelmus à Brakel）的《理所当然的侍奉》^[2]（The Christian’s Reasonable Service），刘易斯·薛福（Lewis Sperry Chafer）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在我的书库中，还有罗伯特·乐塞姆（Robert Letham）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周毕克和保罗·司马里合著的《改革宗系统神学》（Reformed Systematic Theology），维因·古德恩（Wayne Grudem）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此外还有一些零碎的书籍，因为没印象，就不列举了。

可以注意到的是，在以上的书籍中，只有薛福的著作是属于时代派的神学——托马斯·阿奎那很特殊是天主教的——其他的都是改革宗的。然而，从我阅读的感受来说，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在绝大多数的真理上，两派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会按照顺序进行评介。

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的《辩道学要义》（Institute of Elenctic Theology）：按诚实说，在我目前所着手的诸多神学问题中，最后给出解决方案的并下定论的除了SEP（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网站外就是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了。难以想象的是，作为生活于十七世纪的人，图伦丁在这个世界上最为严谨的学科中的理论与看见竟然逾几百年也不褪色。而其在分析哲学爆炸式发展的当下仍充满带有权柄的看见。图伦丁的写法是经院式的，因此在形式上会与托马斯·阿奎那相近，然而其并没有阿奎那的那些让人无法接受的缺点。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在普利斯顿神学院极具影响力，从建校开始，其便采用《辩道学要义》作为课本。然而，奇怪的是，作为写出了世界上最好、最有份量的系统神学著作的神学家，对其生平人们似乎讨论的极少。因此，在本文的下一节，我将对图伦丁的生平进行介绍。

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改革宗教理学》（Reformed Dogmatics）：巴文克是德高望重的神学家，据说其对哲学史有独到的眼光。其《改革宗教义学》的写作模式也较为特殊，其基本上都会把历代神学与哲学领域对特定的教义问题的看法和讨论呈现在正文中，并在最后附上自己的评价。然而，许多人诟病其写作较为繁琐。

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贺智是老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极为有名的系统神学教授。正是其请求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同事将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从拉丁文翻译为了英文。在他写出了自己的《系统神学》之后，便将之取代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成为普林斯顿的系统神学课本。我猜想，其之所以成为新的系统神学课本大概与教材本身的性质有关，因为好的教材并不一定要对问题探讨的极为细致、深入，其侧重点更多的在学生的接受上。对我来说，贺智的对神秘主义的历史介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图伦丁的《辩道学要义》基本上是不涉及教义史的。不过，有教义史的著作可对其进行补充，例如理查德·穆勒（Richard A. Muller）的《后改革的改革宗教义学》（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教会史的书籍也可以对其进行补充，例如菲利普·沙弗（Philip Schaff）的《基督徒教会历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The Summa Theologica）：作为与奥古斯丁比肩的人物，托马斯·阿奎那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几乎无人不晓其里程碑式的巨著。而当代的众多的神学命题也发轫或成熟于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虽然其身于天主教内，新教中的许多人也对其尊重有加。但就其《神学大全》而言，如果我们非常赞成亚里士多德的体系，那么阅读的体验会更好。

路易斯·博克富（Louis Berkhof）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博克富的《系统神学》以精简著称，其行文也如巴文克一样附有大量的教义史内容，不过其写法更为凝练——因此许多人较之巴文克会更推荐博克富的《系统神学》。其出版了中译本也是较为好的一点。

威尔默·布雷克（Wilhelmus à Brakel）的《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出版了中译本。布雷克本人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荷兰的牧师，其作品对神学问题的探讨比博克富更为细致。其作品对于想轻松地完成神学义理学习的读者来说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刘易斯·薛福（Lewis Sperry Chafer）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薛福是在讨论的广度、深度、严谨程度上仅次于图伦丁的作者。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篇评述文章中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这意味着，如果目前手上没有图伦丁的著作的读者，完全可以用薛福的《系统神学》来代替。其作品内容非常丰富，甚至可以作为每日灵修的读物。此外，据说目前有弟兄正在进行对其中文翻译的工作。相关事务大概可以询问知情的弟兄。

罗伯特·乐塞姆（Robert Letham）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这一本《系统神学》的优点在于融合了当下分析哲学对神学问题的探讨。不过在这方面，SEP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而想要更深的了解相关方面可以去读《牛津哲学神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Theology），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的许多章节的作者是由新派神学家带着新派的批判观点写的，所以读之前要再三地考虑。

对于最后列出的两本书我没法评价。

或许有人以为一些所谓为人们所推崇的新派大神学家的作品值得一读，但我的建议是大可不必。例如卡尔·巴特，其毫无疑义的是那些不相信圣经无误的人。我网站中先前有一篇文章列出了卡尔·巴特的一些观点，表述上或许有些艰深，但可以看一看以做决定。

弗朗西斯·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是谁？^[3]

图伦丁家族原先在托斯卡尼地区比萨的东北部的卢卡作丝绸生产的生意，其生意成功，获利颇丰，到了十六世纪，图伦丁的曾祖父成为了卢卡共和国的首席地方行政官。此时，新教徒来到卢卡，宣传宗教改革的思想，虽然受到天主教教廷的阻挠，但还是影响了相当多的人。新教徒迫于天主教的压力，逃往瑞士的苏黎世避难。许多卢卡人也跟着逃离。虽然图伦丁的曾祖父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其并未公开地与天主教教廷决裂。后来，图伦丁的祖父接手了家族生意，他在生意上大获成功，他也对主的道更为信从。到1574年，天主教审查所（The Inquisition）派遣日米尼主角前往卢卡调查当地的“异端”，乘此机会，图伦丁的祖父学习先前新教徒的榜样，逃离了卢卡，来到了日内瓦。在日内瓦，图伦丁的祖父做丝绸与染料植物的贸易，并对当地的意大利人教会提供了许多经济上的支持。他在生前成为了日内瓦荣誉200议会以及60议会的成员。

图伦丁的父亲叫本尼迪特·图伦丁（Benedict Turrentin），其受教于加尔文学院，在14岁（1602）就完成了本科，并在完成学业后为了精进在古典学和神学方面的技艺继续在学校里读了七年。他的老师都非常有名，包括西奥多·伯撒（Theodore Beza）、安东尼·德拉法耶（Antoine de la Faye）、让·迪奥达蒂（Jean Diodati）和西奥多·特龙钦（Theodore Tronchin）。在1609年完成了考试后，其又在法国花了两年进行深造。到了1611年，其称为日内瓦的神学副教授，并在1612年荣升为教授，同时其还被荣誉议会选为意大利人教会的牧师。

在教会遇到亚米念主义问题时，1618年10月7日，本尼迪特与日内瓦的其他三位牧师联名写信寄给多特会议，该信件记录了日内瓦坚定的反亚米念的立场。在多特会议之后，因着亚米念主义渐增的影响力，法国改革宗教会同样在阿勒兹（Alez）召开了处理亚米念主义的全国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多特信经被接受。而本尼迪特被选为日内瓦牧师协会的代表参加了法国会议。

本尼迪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和平而安静的，其最后于1631年3月31日去世。

弗拉西斯·图伦丁出生于1623年10月17日，是本尼迪特七个孩子中的第四位。当七个孩子被召集到本尼迪特临终的床前，本尼迪特对弗朗西斯的祝福是：“这个孩子被活神的印印过了。”

图伦丁同样在学院中接受了教育，先是哲学，后是神学，皆受教于诸如约翰·迪奥达蒂（John Diodati）、西奥多·特龙钦（Theodore Trochin）等著名神学家的门下。他于1644年于日内瓦完成了学习，并计划出国。

他先后游历莱顿、乌德勒支、巴黎和索米尔（Saumur）等地。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光结识神学家，也结识诸多的哲学家。当图伦丁于1647年回到日内瓦后，其于1648年被任命为意大利教会的牧师。当图伦丁开始其牧师生涯时，日内瓦的的荣誉会议正在处理亚穆拉督主义的公开渗透问题。亚穆拉督主义源于索米尔（Saumur）地区，其代表人物是摩西·亚穆拉督（Moise Amyraut）。亚穆拉督主义导致了法国改革宗教会的动乱和两极化。这场新教徒的内战于1634年爆发，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亚穆拉督的《预定论及其主要依存关系简论》（Brièf Traitté de la prédestination et de ses principales dépendances）的出版。在这个作品中，亚穆拉督发表了其独特的假定救赎教义。于是，战斗打响。索米尔与巴黎联合起来对抗日内瓦和荷兰的大部分城市。接下来的五十年，改革宗区域分裂了。在其中需要注意的时间点是，法国改革宗教会于1620年的阿勒兹会议上就采纳了多特信经，然而亚穆拉督于1634年的著作的主张正好违背了多特信经。为此，教会对亚穆拉督及其同事进行了责备，但并未移除其教职。在不断的争论与论战中，教会没有达到最后的统一意见。而到了1646年，众多来自巴塞尔、苏黎世等地的神学家开始联名写信谴责亚穆拉督主义，并要求其不应当在教会中被教导，因为亚穆拉督主义实质上就是亚米念主义，甚至还可能更糟。到1659年，这场纷争达到高潮。最终，亚穆拉督主义在法国境内大获全胜，而日内瓦仍保留着先前的正统。

在1650年，弗朗西斯·图伦丁被任命以日内瓦学院的哲学教席；在1653年，其又接任了西奥多·特龙钦的神学教席。莫鲁斯（Morus）事件是日内瓦正统衰落的起始事件，而图伦丁成了这座加尔文的城市最后一位伟大的正统支持者。衰落始于加尔文主义的扩张与对潮流的迎合，其不断适应于时代精神直到其自身被中庸的巨兽吞食。其不断纵容亚穆拉督与笛卡尔的子女，却没意识到他们成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之父。

终其一生，图伦丁都在着力于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aurice）、皮埃尔·马萨德（Pierre Mussard）等人引起的纷争，这些人都受到了容让主义（Tolerationism）、理性主义与泛基督教主义的影响。日内瓦荣誉会议在对待诸多涉及亚穆拉督主义的牧师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图伦丁坚决反对授予不反对亚穆拉督主义的牧师以圣职，然而会议中有许多其他成员持相反的看法。而像罗伯特·舒特（Robert Chouet），是公然的笛卡尔主义者，尽管图伦丁坚决反对授予其在日内瓦学院的哲学教职，但最后仍是失败了。罗伯特最终导致了日内瓦学院的神学研究偏离了其历来的神学根基。

正统仍然保有一些的胜利，在图伦丁等人的促进下，1678年《瑞士联合公约》（Helvetic Consensus Formula）被接受，该公约主力于反驳亚穆拉督主义。然而，悲惨的是，图伦丁的后继者最终还是取消承认这个公约。

最后，于1687年，图伦丁逝世。

图伦丁及其要义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其之后，是理性主义者与启蒙运动的时代。人们仿佛挣脱了正统的枷锁，奔入无节制与野蛮的自由之中。